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俄文：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于1954年3月13日至1958年12月8日担任克格勃主席。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05年生于沃洛格达州。1926年，他拿到了苏联共产党党证，那时他在列宁格勒军校学习。曾在骑兵部队服役，而后是炮兵部队，职务迅速升迁。1935年，谢罗夫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打算成为一名高级军官。此时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军官。他喜欢军旅生活，然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一纸命令使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军队里，而是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一部分毕业生已经分赴各地上任，而被分配到远东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则耽搁了一天。这一天，所有还没有离开的人被召集到学院礼堂，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洛维奇·麦赫利斯来了，他说：所有毕业生都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听候差遣。” 这是贝利亚提出的要求：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补充新人——党务工作者和军人。谢罗夫得到了刚刚上任的贝利亚的亲自接见，后者立刻决定了他的命运。谢罗夫当时是少校，贝利亚当时便授予他国家安全少校衔。当时专门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职衔要比相应的军衔高出两级。换句话说，谢罗夫一下子从少校变成了旅长，而两个半月后，他获得大校职衔，相当于军队中的少将（1940年5月之前相当于师长一级）。

谢罗夫在委员部里的工作也同样是从高级领导职务干起的。1939年2月9日，他开始代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农民警总局副局长一职。9天后，他成为民警总局局长。 当谢罗夫脱下很适合他的军装而换上了警服时，他的妻子非常难过。

贝利亚来到部里后开始清除尼古拉·叶若夫的人，谢罗夫因此而升职极快。他在民警总局只干了半年。1939年7月底，他被调往国家安全总局任副局长兼二处（机密政情处）处长。这是同反苏分子作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谢罗夫之前领导该处的是贝利亚身边的红人之一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他因升迁而离开该处。

1939年9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天，谢罗夫当上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在他之前担任人民委员的是乌斯片斯基，乌斯片斯基为了逃脱注定要被枪毙的命运而逃离基辅，改名换姓隐藏数月。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来担任新的人民委员。代理人民委员一职的是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阿马亚克，此人后来到了柏林，担任驻当地情报站站长。在基辅，生活促使谢罗夫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在1940年春天，他还结识了刚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这两个人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赫鲁晓夫。

谢罗夫调往基辅两周后，苏联军队同波兰开战。西乌克兰并入苏联版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迅速进行了在新建各州肃清反苏分子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关押波兰俘虏的战俘营以及搜捕波兰军官、警察、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及一切有点名气的人。这样的工作肃反人员在苏联境内已经搞了20年，而在新吞并的各州，这一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 除了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外，不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小分队逮捕的波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监狱里就被直接枪杀了。 为便于直接领导这次行动，谢罗夫从基辅来到了西乌克兰的文化和历史中心利沃夫。当时来不及把所有事情都做完。1944年，当乌克兰西部各州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之后，当局在这些州重新开始进行镇压迫害行动。

谢罗夫在乌克兰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分为二之后，他被召回莫斯科，并于2月25日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半年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谢罗夫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1954年1月，为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决定，在苏联部长会议下面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决定是在1954年2月10日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这次会议研究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内务部机构臃肿庞大，“无法使情报侦察工作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因此建议将肃反业务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当时立即决定将那些即将从内务部转交克格勃的业务部门的人员削减20%。主席团决定“原则上通过中央关于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的决定草案”。文件细节的最后修订由一个委员会来完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和他的两个第一副手——谢罗夫和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卢尼奥夫。

1954年3月1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出台。赫鲁晓夫不想加强这一肃反机构的力量，因此该机构没有成为一个部，而是被列为地位次一等的国家委员会。不过，克格勃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受到其表面地位的制约。

谢罗夫上将在同一天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年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1955年8月25日，为庆祝他50大寿，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是卢尼奥夫。他是个职业党务工作者，是在贝利亚被捕前两年才从莫斯科市委行政处长的职位上调到内务部的。

在克格勃干了一辈子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回忆道，克格勃成立后不久，1954年夏天，赫鲁晓夫来到捷尔任斯基中央俱乐部，对克格勃机关及其部队领导人员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是新的委员会全苏领导人会议。第一书记讲话之后，谢罗夫发言：“你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多么深刻，多么明确而又极其清楚地对情报侦察工作和整个工作作出了指示。这就是有着非凡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工作过10—15年了，但有时还是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因此你们应当好好地、清楚地思考、回忆赫鲁晓夫同志作出的所有指示。”

克格勃领导层接到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贝利亚的破坏活动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所造成的后果，使国家安全机关变成我们党用来对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敌人、而不是诚实的人们的锐利武器。” 区级安全机关开始被撤销，市级和州一级的处局被裁员。肃反人员中，部分被调到民警局，部分被解雇。军衔依然保留，但优惠待遇被取消。这引起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满。一些闲言碎语令上级领导感到不安，这些传言说，失望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将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争取对象。

战后，安全机关吸收了大量前线军官，即那些习惯于执行命令和同敌人战斗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略有提高，过去，大部分人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

谢罗夫在两年之内从克格勃辞退了16000名“政治上无法让人信任的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一心谋取功名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表现落后的工作人员”。总部开除了2000人，4人被取消将军军衔。“总部几乎所有总局、局、处的领导人员都被撤换，”一份文件中说，“苏共中央从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岗位上抽调了60多人来担任这些职务。”

在情报机关干了一辈子的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在自己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谢罗夫个头不高，动作迅速，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太久。他喜欢自己驾驶外国汽车在莫斯科兜风。有人说，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苏沃洛夫，这让谢罗夫感到很高兴。

随着谢罗夫到克格勃走马上任，业务人员不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但他招来的那些情报人员对其外交方面的无知和词汇的匮乏感到吃惊。他不懂外语。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说： “谢罗夫在数量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猛烈地抨击和揭露贝利亚及其同伙，这是他习惯做的事情——总要揭露什么人，总要痛骂‘人民公敌’并号召大家提高阶级的、革命的、肃反人员的警惕性。与此同时又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遵守法制和党的行为规范。

“当揭露贝利亚及在肃反队伍中肃清其同伙的运动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谢罗夫开始抓情报系统的事务，这方面的工作因贝利亚的恣意妄为而疏于管理。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开始接到一些理性的工作指示，驻外情报站重新开始建立起来，寻找驻外机构领导人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谢罗夫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档案库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首先是销毁了那些最令人厌恶的、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材料。那些在1954年秋天蹲过卢比扬卡克格勃内部监狱的人后来说，当时不能开窗户，因为烟很大，院子里在焚烧保密文件。莫斯科市委档案馆的文件用汽车往外运了数日，当时担任市委领导的是赫鲁晓 夫。 结果，那些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迫害行动的文件消失了。赫鲁晓夫因此才敢起草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讲话。他显然是希望抛弃过去的包袱并解救无辜的人，除此之外，这篇讲话还起到了一个很实际的作用：削弱他的对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地位。

秘密报告在大会正式结束之后才宣读。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的。实际上，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多次在中央主席团讨论过。伏罗希洛夫心情沉重地说，作了这样的报告之后，他们当中谁也不会人选中央委员会，代表们会投反对票。因此报告在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才被宣读。

贝利亚曾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材料。谢罗夫将这些文件从克格勃转移到中央委员会，为是的不让任何肃反人员看到这些文件。赫鲁晓夫在书中写道，他并没有看过这些材料。这有可能。但谢罗夫看过。此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销毁所有材料。这是11个大纸口袋。的确，有些文件留了下来，而且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判断出其他卷宗里的内容。

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后，告密信便发到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告密信是以视察情况报告的形式发回来的，可这些报告中的一些细节内容完全可以成为解除某人职务的理由。党的领导人也是人：远离家乡和同行们警觉的眼睛，他们会轻松轻松，放纵一下自己，而保卫人员则将这一切细心记录下来，报告给卢比扬卡的上司。从事这项工作的有一大班人马。

匈牙利事件爆发于1956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人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者要求剥夺斯大林主义者的权力，让被罢免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复出。党的领导人奔向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助：出兵吧！

前往匈牙利处理这一事件的有两位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和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与他们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游行者围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死了数十人。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并宣布国家退出华约。赫鲁晓夫命令科涅夫准备进行代号为“旋风”的行动。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谈。赫鲁晓夫同他交谈后认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给卡达尔。11月4日，“旋风”行动开始，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将人民起义镇压了下去。

第一件事是逮捕前来谈判苏联撤军问题的匈牙利国防部长马列特·帕尔和总参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说，谈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建立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布达佩斯城外的苏军基地进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在那里将这两名匈牙利军人逮捕。

谢罗夫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卡达尔抱怨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参与暴动的一些普通人。谢罗夫对此回答道：“或许逮捕了个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人员。所以正在对所有被捕人员进行审查，那些在叛乱过程中不是特别活跃的人将被释放。”

谢罗夫向莫斯科告状说：“在一些州，党委和执委会的领导干部设置障碍，阻止逮捕那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反革命分子。” 卡达尔请求苏联特使释放前副总理埃尔杰伊·费伦茨。埃尔杰伊作为议员代表团团长被请到苏军大本营后被逮捕。卡达尔保证说，埃尔杰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 谢罗夫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作出让步，因为实践证明，对反动分子作极小的让步就会引来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胁。”

谢罗夫报告说，领导起义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义者同美国外交官、其中包括美国武官见过面。这一说法后来没有得到证实。谢罗夫建议绑架躲在美国使馆里的红衣主教明得森季·约热夫。苏联克格勃派去一名代表，建议将他秘密送到国外。但主教面对挑衅没有屈服。 因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26名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谢罗夫被授予一级库图佐夫勋章。 匈牙利的武装起义没有对谢罗夫的仕途起到任何作用。但它却决定了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命运。

匈牙利事件着实令苏联领导层感到不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件扑灭了二十大之后出现的自由化浪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命清查和逮捕“造谣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当时共逮捕了数百人。苏联内部出现的自由思潮的迹象加强了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反赫鲁晓夫情绪。赫鲁晓夫的反对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具有破坏性，这种批判应当被制止。

在1957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及其年轻的支持者同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 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政府第一副总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独创精神，因此应当解除其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根本就无需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党的领导应当是集体领导。

在1957年6月18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向赫鲁晓夫提出上述抗议。力量对比不利于赫鲁晓夫。主席团以7票对4票的结果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想过服从这一决定。谢罗夫和朱可夫在解救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他们要求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明显占多数。剩下的委员看到谁占了上风，便立即转向胜利者。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认为，全党会自动接受他们的观点，可是他们错了。其实，他们1957年说出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他们说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说党内需要民主和集体领导制，说“在肉类和牛奶产量上赶超美国”的口号是愚蠢荒唐的。谁也没有听他们的，正如他们过去听不进去别人对党的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一样。莫洛托夫等人终究还是没有吃透党的运作机制。他们一辈子都在从事党的工作，而对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制的本质，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搞明白。

那些州委第一书记并不想在精神生活领域搞什么自由化，但他们更害怕回到谁也不能保证不会被逮捕的斯大林时代。在他们眼里，莫洛托夫等人正是那种日子的象征。因此，六月全会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并没有赢得所有人的好感，但他赶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旧主人，从而为年轻一代开辟了升迁之路。

赫鲁晓夫可以依赖克格勃，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并没有白白支持忠实于他的人担任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和所有老一代领导人都反对克格勃听命于中央委员会，即听命于赫鲁晓夫，而主张克格勃服从部长会议的领导，也就是服从他们，他们还反对克格勃的秘密文件只上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政治机构，因此应当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至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材料，赫鲁晓夫在全会上透露，3年来，中央委员会从克格勃那里得到2508份文件，部长会议收到2316份文件。也就是说，没有人让政府吃亏。

赫鲁晓夫说：“我读过的谢罗夫的文件比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要多。”这使得谢罗夫甚至在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总是抱怨说，他根本没有机会研究马克思著作，因为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阅读由谢罗夫签发的情报了。

赫鲁晓夫的所有对手都被赶出政坛。只留下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伏罗希洛夫，他担任的是有名无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没有任何权力。莫洛托夫被派到蒙古当大使，马林科夫被调到阿尔泰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水电站当站长，卡冈诺维奇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阿斯别斯特市任阿斯别斯特联盟托拉斯总经理，布尔加宁任斯塔夫罗波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1957年夏天，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试图将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拉下来的时候，朱可夫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坚定的声音和他身后军队的威力是对赫鲁晓夫最好的支持。朱可夫立即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刻意表现他同元帅之间的友谊，哪也不放他去，甚至休假都在一起。朱可夫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针对他的真正阴谋。使他当中央主席团成员连5个月都没有。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主席团成员不止一次表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试图夺取个人权力。我们从军界一些人那里也获悉这一情况，他们曾谈到朱可夫有拿破仑式的志向。逐步积累的事实让人不能视而不见，无法不担心国家会发生类似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那种政变。我们被迫采取了撤销朱可夫职务的做法。我作出这一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飞往塞瓦斯托波尔，从那里乘坐“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前往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而赫鲁晓夫则前往基辅军区观看演习。他同将军们交谈，试探了军队中的情绪。而后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猎捕鹿呢！我在那里进行的是一次政治上的捕猎，捕的是一个大猎物……”

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伪善奸诈，虽然一切正相反。 当朱可夫还在国外的时候，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全国各地都召开党的会议，严厉批评国防部长。朱可夫没有料到这一点。有人向他汇报说，与莫斯科联系中断。有经验的人都会猜到这意味着什么…… 有人讲，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通过自己的渠道向部长通报了一切，他为此还受到迫害。

在莫斯科的机场，迎接朱可夫的是他的第一副手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和他的家人。朱可夫去了克里姆林宫。中央主席团成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当即向他提出一系列指控。 赫鲁晓夫喊道：‘如果朱可夫不能用头脑来理解党的作用，那我们就通过打屁股来向他解释！” “朱可夫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整个党的权力机关对抗。他实在是很自信。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他赶下政治舞台。朱可夫表现得宽容仁厚，而他本不应这样。他不解地说：‘我在3个星期前离开的时候，你们大家那样亲切地同我话别，到底这3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被控试图使军队摆脱中央的控制、裁减政治机构、刚愎自用、粗鲁残酷、准备搞军事政变……”这些指控有多少是真的呢？ 在削减军队的时候，朱可夫努力保留指挥军官，裁减后勤和政工人员。在正在整改的军队中，人们对消闲散慢的政工人员的不齿是显而易见的。指挥军官们整天呆在训练场上，而政工人员则在俱乐部里读报纸，准备发表讲演。朱可夫认为他们是些游手好闲的人，他说，他们懒惯了，连老鼠也不会捉了。他对政工人员的这种态度在全会讨论朱可夫的问题时发挥了作用。要知道大厅里就坐着这样的政工人员，只不过他们穿的是便服。

朱可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央全会通过决定：“朱可夫违背了列宁和党的领导军队的原则，推行压制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路线，推行消除党、党中央和政府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朱可夫和谢罗夫更像是战友。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冲突中，谢罗夫站在了第一书记一边。但是，赫鲁晓夫想到了两位将军之间的友谊，很快也将谢罗夫从那个关键职位上赶了下去。1958年12月8日，谢罗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职务，两天后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主管情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认为，谢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行政机构管理局的人反对他。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他的“爱部门主义”和他不愿认真削减克格勃机构是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局长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精简机构和裁减克格勃总部和外围机构编制的报告，此举没有得到谢罗夫的理解。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对于谢罗夫离开克格勃，谁都不觉得惋惜： “那些对组织大规模迫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分为不平等的两类。处于权力顶峰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们管辖的人，将所有不法行为和镇压迫害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

“而谢罗夫在国内同时又以关于民族迁移的政令的主要执行者而闻名。此后一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种模式进行下去：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将走到底，有人会不断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勋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镶条，将你逐出莫斯科，从百科词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后将赤条条的你埋葬……

“谢罗夫的悲剧让人感到怜悯和愤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耻辱和衰落。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在人死之后才去揭露他，不过平反也一样是在那之后……” 脸莫夫教授说：“当谢罗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中央主席团都表示反对。有中央总务局局长马林的笔记为证。可赫鲁晓夫当时坚持己见，而且也没有失算。但是后来他把他调到了情报总局，这明显是降职。当然，他参与迫害活动也是一个原因，但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想必是谢罗夫跟朱可夫有接触一事令赫鲁晓夫感到不安。”

情报总局的调动手续是以最有利于谢罗夫的方式办理的。即使是在口头上，赫鲁晓夫也不想让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团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领导” 的必要性，提到为谢罗夫保留“原来工作所得待遇”。这与其说是指工资，不如说是指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福利：食品供应，医疗服务等等。

谢罗夫后来对自己的女婿爱德华·赫鲁茨基说，他因受命到情报总局工作而感到幸福。 “怎么会这样？”赫鲁茨基惊讶地说，“您不再是中央委员，不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军队里，”谢罗夫回答。 就这样，谢罗夫到了军事情报部门。

谢罗夫将军同情报总局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是个内行。谢罗夫在情报总局干了5年，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1962年10月22日，军事情报机关上校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潘可夫斯基的被捕毁掉了他的功名。对谢罗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位情报机关领导人来说，这样的失败相当于一场灾难。不幸的是，谢罗夫有一次帮助了潘可夫斯基。他后来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潘可夫斯基生于1919年。战前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打过仗。成为上校。1953年毕业于军事外交学院后继续在情报总局服役。曾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工作，同站长发生了争执，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莫斯科投诉，于是他被召回并被调离情报总局。 战争期间，他曾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身边工作。瓦连佐夫是苏联英雄，曾任炮兵主帅，1961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火箭兵和炮兵司令。瓦连佐夫早在战争时期就同赫鲁晓夫私交不错。据说，赫鲁晓夫说过：这是个现成的国防部长，此话或许是开玩笑，或许是认真的。

瓦连佐夫收留了潘可夫斯基，当他在那里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瓦连佐夫在已经当上情报总局局长的谢罗夫那里为他说了两句好话。潘可夫斯基被列为情报总局预备役人员，并被派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工作。1960年，他开始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而1961年4月，他又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审之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死刑。判决于5月16日执行。

潘可夫斯基被捕之后，赫鲁晓夫不再怜惜自己的宠臣。瓦连佐夫元帅被没收一切奖章，降为少将并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不过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证人。谢罗夫则被指控两度帮助被揭露的英国间谍潘可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谢罗夫的妻子和女儿在到伦敦参观游览时曾受到潘可夫斯基的照顾，接受过他的帮助。

当时赫鲁晓夫都气晕了：潘可夫斯基向西方透露了苏联导弹实力的真实情况，这对他可谓背后一击。1963年2月2日，谢罗夫被撤职，他的职务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休京担任。

3月7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情报总局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主管党内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季托夫、总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和伊瓦休京调查谢罗夫的工作并作出评价。委员会只用了几天就作出裁决。“由于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行为不称职”，谢罗夫大将被降为少将。1963年3月12日，他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他对此尤为痛心。 他被调离莫斯科，调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助理，主管军事院校工作，然后他被调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担任同一职务。他刚满60周岁，便因病退役。

1965年，“由于丧失政治警惕性和在情报总局干部任用方面的错误，以及由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机构工作期间粗暴违反法律和在德国工作期间滥用职权”，他被开除出苏共。在此之前，他还担任情报总局局长的时候，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荣获的几枚勋章就已经被收回了。

退伍之后，谢罗夫又活了25年，享受了一个退伍军人的生活。爱德华·赫鲁茨基说： “我见过许多退伍军人，他们就像是要咽气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罗夫总是精神饱满，夏天他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去打台球，冬天他长时间地滑雪。他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在70岁时才不再开车。他对以前的事情从不后悔。他与其他受害者不同，他很清楚，一切都无法挽回。妻子说，他退伍之后，变得快活了，仿佛一付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

“他谈到过关于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事情吗？讲过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什么事吗？” “此类交谈他一概回避。他从没谈论过自己的工作。他是个老派人物。常回忆战争期间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贝利亚1953年实行大赦之后如何同强盗匪徒作斗争。他喜欢讲别人如何偷走他这位克格勃主席的汽车的事情。他那天开车没带警卫，开到了格拉诺夫斯基街，那里有一家军官医院和一家军官餐厅。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不知哪儿来的一帮年轻人撬开了他的车，把车开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偷了一辆特别的车——车上有专线电话，于是又把车丢弃了……” “关于他被撤职的事情呢？” “他有一次对我说起了潘可夫斯基：‘这个人我从来就没见过。’当有人造谢罗夫的谣的时候，他感到难受。他曾对我们说，他没有参与驱逐高加索各民族。这是科布洛夫干的……”

“谢罗夫退伍后还受到监视吗？” “当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后面有尾巴跟着。电话一直被窃听。别墅的‘甲壳虫’（指窃听器）在他死后才被拆除。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开着刚买的一辆车过来，车上还挂着老式的外国车牌。于是立即出现‘几个同志’——一个民警模样的人和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检查证件。他们担心，万一谢罗夫搞阴谋，纠集那些老元帅，他们骑马上阵……”

爱德华·赫鲁茨基还回忆道：“有一次，他和朱可夫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休假。他们两人受到跟踪，电话遭到窃听。如果他们想讨论什么，他们就写纸条。然后再把纸条烧掉……谢罗夫是个勇敢的人。假如1941年莫斯科陷落，他将留下来，转入地下。他已经拿到了一个驾照，用的是瓦西里耶夫的名字，还有一份出狱证明，不过德国人肯定会认出他来……”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于1990年去世。他的死成了又一宗谣言的题材。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英国合作者在《克格勃》一书中写道，谢罗夫在一次豪饮之后“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院落里开枪自杀”。

在詹姆斯·邦德的塑造者、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的一部小说《来自俄国的爱情》中，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将军思索着谢罗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的杰出作用：“谢罗夫，苏联英雄和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创建者的天才门徒，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比贝利亚更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33年代领导铲除了苏联领导人所不喜欢的几百万人。他是大多数莫斯科公审的导演。他组织策划了对高加索民族的血腥屠杀。正是他，谢罗夫将军，策动驱逐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居民并绑架了德国原子弹专家，这些专家使俄罗斯在战后几年内在技术上取得了迅猛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