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Филипп Денисович Бобков，1925年12月1日），1969年--1991年的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1987年苏联陆军大将。从1946年以少尉军衔进入安全部门，到最后退休，几乎在克格勃干了一辈子。

胜利的礼炮响过了，欢庆的酒宴已经成为回忆。抗击法西斯的胜利变成了人们日后纪念的节日，昨日的士兵们也将走进和平的生活，选择自己的职业。然而对于我来说，却不存在这种自由。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经验丰富的战士，为了适应未来安全部门的工作，我被派往列宁格勒的“斯梅尔什”学校学习。1945年7月9日，当我第一次迈进学校大门时，正赶上一次日全食，周围一片黑暗。我心想：“这会是好的预兆吗？” 当然，对于安全系统的工作，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往往是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虚幻的向往。学校开课之后，显现在大家面前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我们明白了：等待着自己的是烦琐的日常事务，它需要付出全部力量，特别是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

此时，大多数人都已了解到“斯梅尔什”这个奇怪校名的由来。直接翻译的话，“斯梅尔什”意味着“间谍之死”。据说，这还是斯大林亲自想出来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当中包含着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岁月无法忘怀。很多学员和我一样来自部队，他们身穿各式各样的军装，直到穿得稀烂。我记得，那时经常出现一幕有趣的场景：“斯梅尔什”学员的队伍从街上走过，后面跟着一群当地的孩子。后者模仿学员们的步伐，扯起嗓门齐声喊着：“间谍来了！间谍来了！”任何事情都瞒不住这些小家伙。

在校学习期间，我就十分关注国外间谍机关在我国领土上的活动。我们专门学习研究间谍活动的方法和手段、专用器材、监视和监控系统，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也接触到了这些。

有一次，我们根据情报得知，正在铁路上运输的数以十万计的集装箱中，有一个危及国家安全。反间谍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发现了目标。集装箱上几个类似舰船舷窗的小门泄露了天机——普通集装箱上是没有这种窗口的。运单上注明，箱内装的是日本产的陶瓷器皿，经过西伯利亚干线铁路到达列宁格勒，再经水路运往德国汉堡。日本人把集装箱送到远东的纳霍德卡，从那里装上火车。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截获了这个集装箱，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打开铅封。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拿国家的威信作赌注——外国的民用商品在发货人和收货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检查，一旦没有发现问题，势必造成巨大的政治麻烦。 　铅封被剪断，箱门被打开。整个集装箱内整齐地码放着包装箱。打开了第一个、第二个……全是漂亮的瓷瓶。难道错了吗？不可能！我们很清楚情报的来源是可靠的。继续检查，果然在包装箱后面有一层隔板，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装满了可疑的电子装置。

经过检查确定，集装箱中暗藏的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里面有伽马射线记录仪和射线源，还有信息存储、信息处理和系统控制部件。这台设备有自备电源，还配备了热荧光辐射剂量记录和光记录装置。

专家们认定集装箱内是一个专门的实验室，用来收集从纳霍德卡到列宁格勒沿途的信息。这套独特的侦察装置能记录下核生产的原料、核生产设备以及其他信息。借助它，就能确定核原料加工地点，“标记”出运输核设施的交通工具，甚至判定车辆运行的方向。在核辐射最强的地方，集装箱中通风设备的阀门会自动开启，对铁路两侧数公里远的纵深进行摄影。辐射指标、影像记录和测距器可以精确地判定目标位置，并获取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借助这种方法，外国情报机关几乎可以触摸到全苏联的核武器生产情况。　从各方面判断，这一间谍设备是美国制造的，然后运到日本。只要任务一结束，设备就会通过另一条路线运回美国。

由于证据确凿，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托运这一集装箱的日本公司无法抵赖。他们承认，这项针对苏联的侦察行动是帮助美国情报机关做的。日本人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也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于是，他们提出赔偿50万美元，以避免引起国际争端，从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更大的挑战发生在1985年。当年7月底，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离开幕还有很长的时间，西方间谍机关已开始准备破坏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他们物色了一批阿富汗人，并许以重金。这些人在巴基斯坦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的严格训练，在联欢节开幕的一年之前，他们就来到莫斯科，随即潜伏在普通住宅区里，经费和设施都非常充足。

在联欢节开始之前，国外情报机构将提供一批爆炸器材、塑性炸弹和枪支，预定在人流集中的几个广场进行袭击。阿富汗人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们就像普通的旅游爱好者那样到处游荡，欣赏外面的世界。事实上，他们在这起事件中也不是什么主角，西方国家并没有把赌注压在他们身上。这些人的惟一任务就是住进单独的寓所，到时候提供可靠的避难所。到联欢节开始之时，活动的主角要住进这些公寓——那是6名爆炸专家。

幸运的是，离联欢节还有3个月，我们就已经了解到对手的计划。当然，我们在莫斯科的任务也不轻：首先要寻找那几个阿富汗人居住的房子。找到了。不过在别处可能还会有备用的房间用于储备爆炸器材，他们必须把这些器材从外面运过来。

为此，我们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开始有针对性的行动。阿富汗和波兰的同事们积极配合，加强了边境上的检查。很快就有情报传来：爆炸器材将从美国的基地运往联邦德国。因此，民主德国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也加入了我们的工作。

离联欢节开幕还剩下几天时间，我们已经掌握了6名破坏分子的特征，然而抓捕行动还面临很大的困难——要在人流如潮的机场和车站找到他们。假如我们不能全部抓到这批人，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爆炸物可能已经准备就绪。

联欢节开幕的前一天，我们的行动小组极其紧张。最后终于得到通知，说目标已经从喀布尔起飞。我们立即赶到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自然，恐怖分子落网了，但没有发现任何武器和爆炸物。后来才得知，我们的国外同事及时通知了边防和海关，提前阻止了敌人把器材运入国境。其中一名特务得知我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已经逃到了布达佩斯，但还是落入了我们自己人的手里。

毫无疑问，在这一轮交手中，苏联内务部又获得了成功。

然而必须承认，并非每一次与西方间谍机关的斗争都能取得如此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曾失败过，而且有时简直是一败涂地。

80年代末，在我们的保密电话线路中多次发现美国的窃听装置。美国的间谍并不是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莫斯科的某座楼房中，而是安装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地下电话线路接线井里——那里是苏联政府和克格勃与国外侦察机构的电话线路的连接点。

美国间谍就是在这个井里安装了能记录电话的磁带录音机。尽管从井里取出磁带是很麻烦的事情，中情局的驻外人员还是做到了。这无疑是美国间谍机关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他们在莫斯科工作的间谍的专业水平。

至于这台装置是如何安装到井里去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我估计，对方很可能是在铺设电话线路的队伍中安插了间谍，甚至可能是多个人。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不是一般的泥水匠或者瓦匠，而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技术人员。

某日，一名驻扎在莫斯科的美国间谍扮做旅游者模样来到郊外。由于对方采取了反侦查措施，我们负责监视使馆的部门没有当场发现。“旅游者”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下了车，背着背囊，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接近电话井。他借助一个专用工具打开井盖，艰难地下到井内取出磁带，并换上新的录音带，然后顺利溜回了美国使馆。

美国间谍得以顺利安装设备并从电话井里取走录音磁带，无疑是我们反间谍机关的重大失误。要知道，一个人打开非常沉重的井盖是很难的，可他们竟然成功了！

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些行动细节，并据此制定了就地抓捕间谍的计划。我们准备了几套备用方案，似乎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连保密电话都没有中断。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失算了：间谍再也没有出现在电话井边。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总结美国间谍机关给我们的教训，同时修改了一些可能泄露的长期计划和措施。

1967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尤里·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我不能说这个消息令人高兴，因为我对安德罗波夫并不了解，之前没和他接触过。 此时克格勃内部的状况很复杂，也很紧张。3个主要业务部门——侦察、反间谍和军事反间谍之间时有摩擦，让我感到头上阴云密布。一天夜里22点整，电话响了——安德罗波夫叫我去见他。

这位新领导显得很和气。他请我坐下，了解我对国家安全系统发展前景的看法，还有对国家总体形势的评价。其间，我特别谈到了西方对苏联压力的增强，而我们并不是总能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对此感到十分忧虑。这时，安德罗波夫突然提出，让我出任新组建的反思想破坏局(五局)的第一副局长。他告诉我：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看到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新组建的局应该抵制从国外来的思想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在我看来，国家安全机关的基本功能就是保卫国家的宪法制度——不是保护那些掌权的人，而是保护国家的根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具体是怎样做的，但有一点很清楚：任何国家的特工都会对国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威胁国家制度的情况发出警告。很难设想，如果美国安全机关不派人卧底，它又是如何了解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呢？

那么这些事情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反间谍机关，因为它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对形势进行监督，这在各国普遍存在。因此，“政治密探”这样的说法，是对国家极其需要的一项工作的歪曲，是把合法的行为与不合法的行为之间画上等号。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腐败之风在党政机关中蔓延。随着腐败现象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从心底里希望摧毁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在“反腐败”的旗帜下联合了起来。自然，在克格勃内部，也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要求授权克格勃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遗憾的是无人理睬。

让我感到些许宽慰的是，安德罗波夫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安德罗波夫是5月份到任的。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深谙巴结领导之道，便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里送去一箱白兰地。茨维贡到中央工作之前是阿塞拜疆克格勃的主席，从那里得到白兰地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塔季雅娜接待了送礼的人。“请转告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爱称)”，她说道，“安德罗波夫不可能收下这些白兰地。把箱子搬回去吧。” 从此，那些打算给安德罗波夫送礼的人再也不上门了。大家都知道，在克格勃的中心俱乐部里有两个房间，那里陈列着安德罗波夫收到的各种礼物，还有国家领导人之间交换的礼物和外国友人的赠品。其中一部分会遵照安德罗波夫的指示送给幼儿园或者其他慈善机构。至于他本人，未曾把任何一件东西据为己有。当然，这并非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之辈。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去一张斯维里多夫音乐会的唱片，他高兴地收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经常听这张唱片。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动乱。多数情况下，群众都会把矛头指向警察，不过也有冲击区党委和市党委的情形。1967年，在鲁布佐夫斯克发生了一桩案件。一名被警察拘禁的汽车司机死了。他的死可能是偶然的，但很快有消息流传开来，说是警察打死的。结果，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了。

五局的楚帕克上校立刻前往鲁布佐夫斯克，只见数万群众聚集在中心广场，还有人在那里讲演，火上浇油。楚帕克挤进人群中心，通过麦克风喊话，说是从莫斯科来的，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把工作证也抛进了人群。有人想听他的讲话，也有很多人在叫喊。一片混乱之中，突然有个人跳上台子，把楚帕克的证件高举到头上喊道：“他没有骗人，这确实是他的证件！他是安德罗波夫派来的！”对方郑重地把证件交还给楚帕克。此后，聚集的群众选出几名代表，把大家的要求写下来，楚帕克答应把这些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广场上的人群安静下来，慢慢地散去了。解决这样的冲突难道是克格勃的责任吗？大概不是，但群众相信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怕担责任，成功制止了激愤的人群。应该说，当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寻求克格勃代表的保护。我并不想说国家安全机关就没有问题，但是在那段时间，人们的确信赖我们。

我和安德罗波夫一道工作的那几年里，曾经做过一些本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过生活告诉我们，这类工作对社会是有益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总有很多上访者聚集在政府机关外面，提出的要求总也得不到答复。无论是党中央、部长会议，还是总工会的接待站都不愿意倾听这些群众的声音，甚至不愿意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愿望。有一位带了4个孩子的妇女(另外两个留在家里)，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到莫斯科来了几次了，甚至威胁说要在红场上自焚！原来，这位女工家里住的是一间只有11平方米的房子，始终分不到新居。

我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打电话到扎波罗热的克格勃分局。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回话说，地方政府老早就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城市的住房很紧张。我马上质问道：“你们城市里有6个孩子的家庭很多么？”“大概只有一户……”我请他把此事转告州委第一书记。不久之后就传来了消息：“好了，那个家庭分到了一处四居室的住宅。”

我经常想，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挤兑到这个地步？其实大部分“上访专业户”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挑拨是非的坏人则刻意利用官吏们的渎职行为，而这些人背后往往是西方势力。我是怀着自豪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的。尽管我知道，为普通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并不足以弥补克格勃在“大清洗” 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现在我还是要勇敢地说，克格勃的作风早已不是那样了。

我想，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决定组建五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对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分析研究，并找出其中的原因。为此，他始终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而且要依靠社会舆论的支持。

应该说，他待人处世是很谨慎的，善于对待世界观不同的人们，不回避与自己的政敌对话，并与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保持着接触。他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他认为，只要不搞破坏活动，这部分人的存在也是合法的。

安德罗波夫对五局十分关注，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原本是想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以便对突发事件进行预测并及时应对。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总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要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宽松。一些勃列日涅夫的亲信担任了克格勃的副主席，比如说茨维贡和齐涅夫，他们是勃列日涅夫在地方上任职时的同事，时常背着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打小报告，使得总书记对安德罗波夫不放心。这样一来，当茨维贡和齐涅夫与安德罗波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总书记往往会支持前两者。安德罗波夫当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他经常忙于国家大事而顾不上这些。

安德罗波夫刚到安全机关的时候才50岁。在我看来，他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当他见到那些本该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就会感到无比痛心。一些媒体嘲笑他学历不高，我对这样的嘲笑感到愤怒：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无时不在扩充自己的知识，博览群书，爱好文学和音乐，自己还写诗。尽管他学的不是这个专业，却真心喜爱安全工作，还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

正是因为这些品质，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内部有很高的威信。当他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时候，尽管曾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大家觉得国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人民群众仍然对他怀有好感。

在地球上，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侵略者致力于征服他人，扩大自己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族为了使自己更加强有力，就会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是，一个强大、举世公认的超级大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自愿地解体分裂，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我清楚地记得，1990年召开了第一届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与会的代表中有80%是共产党员，但就是这次会议打垮了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其中的大多数早已是“民主俄罗斯”的代表，尽管暂时还没有公开，他们实际上已经和苏共决裂了。

会上，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特尼科夫，作了关于“俄罗斯主权地位”的报告。问题在于，苏联本来就是主权国家的联盟，在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俄罗斯的主权地位。为何还要谈什么主权呢？

不仅是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都要求扩大自身的权力和独立性。然而在有关决议的旗帜下，隐藏着分裂主义的趋势。3个波罗的海国家成了马前卒，并且得到了充当“改革的工地主任”的莫斯科民族力量代表的支持。事态很快就清晰了，波罗的海3国即将脱离苏联。

《俄罗斯主权宣言草案》的内容更令我吃惊。它宣称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苏联的法律。这意味着什么？普天之下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例如，萨克森、图林根或者巴伐利亚，会不会制定出高于联邦德国的法律呢？美国没有这样的情况，欧洲也没有。不错，美国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如果加盟共和国可以不承认也不遵守苏联的宪法，那等于说它也不承认苏联本身。此外，《宣言》的另外一条也让我不安：新的法律将从新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上任时开始生效。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俄联邦的宪法，也是对苏联宪法最严重的违反。必须做点什么！我扭头走出了会场。

在大厅里，我遇到了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上将，另外一位将军也走了过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应该立即采取某种措施。我建议马上去找戈尔巴乔夫，好在他离这儿不远，就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里参加俄联邦共产党的创始大会。我的同志们都清楚这一步的责任。

当时下着大雨。路途很短，而我们由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自己走在墙根下，屋檐的水流直接浇到我们头上。我们在大会堂里找到了克格勃九局局长普列哈诺夫，请他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找来，以便在见到戈尔巴乔夫之前和他交换一下意见。普列哈诺夫去了不久，戈尔巴乔夫便走了出来。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疑虑，并展示了《宣言》的草案。戈尔巴乔夫看了一遍，说：“我看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已经商量很久了。”“但实质上这是取消苏联的权力。”我们困惑地表示。“不，这对苏联没有威胁。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离开会场。这样的表示是有好处的。”他像平时一样宽厚地笑了，而且很认真地补充道：“我看苏联当局没有任何理由对此不安。”

返回的途中，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我的同行者在想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仍然对我们领导人的两面派立场感到震惊。一方面说没有任何危险，另一方面又建议我们离开会场。只有一点是清楚的：让俄联邦的法律凌驾于苏联的法律之上，毫无疑问是对苏联的威胁。难道说我们的国家已经面临绝境？

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不安的想法：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知道，《宣言》的这些条款是导致伟大国家解体的第一步。难道说这是他的愿望？他可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呀！他会不会还不明白？不，他不会这样幼稚。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对于国家的解体，总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一点我可是从来没想到过。我实在搞不明白，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小事，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为了这个国家，我曾经3次流血！

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1991年1月9日，我最后一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捷尔任斯基大街3号第4层。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对面的儿童用品商店，在巨大的橱窗里面，人们从一层走到另一层，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他们品评着商品，彼此商量着、比划着是否合身，最后交钱购买。生活正在那里进行。我的生命曾经贡献给这些人，我的责任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安定。地球上的居民不需要战争——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他们需要和平和建设，应该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和平的明天。

到了做出总结的时候了。就像国家的领导人所说的：已经没有冷战。那么为什么还没有安定呢？为什么国家没有快乐呢？显然人们感觉到了，我们遭遇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的领导人。一个统一的国家暂时还存在，到分崩离析的那一刻还有一段时间；然而它已经在抽搐，人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站在窗前，回忆起半小时前与苏联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谈话——这是我在担任克格勃副主席期间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只有一张纸，那是解除我职务的命令。从此，我将进入国防部总视察员的行列。

办公桌旁有3个人：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和我。我感谢了戈尔巴乔夫对我的信任。我不希望政府要员们经常听到我的声音，但无法隐瞒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群众中的声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员，对他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他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在领导国家中奉行的路线，要知道，中央的任何犹豫和迟疑都会导致大规模动乱。

戈尔巴乔夫似乎被我的坦诚所感动，几乎没有打断我的谈话。他倾听了我对第比利斯、巴库及其他热点城市发生的事件的看法。随后他告诉我：“你所经历的是诚实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你。我们从没有后悔，”他重复道，“不论派你去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说话了。沉默了片刻，他做沉思状，说：“儿孙们怪可怜的……”

我顿时语塞。很显然，他看到了未来，他很清楚正在把国家带往什么地方。

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我的头脑中一团乱麻。在返回总部的路上，我问克留奇科夫：“你怎么理解他最后说的话？”对方耸耸肩，只吐出一个词：“令人震惊！”

眨眼5年过去了，国家的情况只是愈来愈糟。我记得，1919年的一份日本报纸写道：“实施对俄罗斯及其不发达的殖民地的监督，这种幻想终于实现了。西方各国的总统们对我们提出条件：不执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不给钱。西方的银行也提出：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你们就拿不到钱。于是，我们就乖乖地听命于他们，钱——是非常需要的（编者注：本书首次出版时，俄罗斯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不使这个已经破碎的大国重新联合起来，只有闪电般地承认每一个碎片，让它们成批地加入联合国——因为它们分开以后生活是很困难的。各国为了对这些失去保护的弱小国家施加影响，为了掠夺我们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是的，我们变得弱小，而且失去了防御力，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被分散了，被瓦解了，我们的武器被拆毁或变卖了。

西方的“专家”们深入了我们的工业、农业和财经，以及各个基础领域——也包括政治领域。我们的大门对外界敞开。然而对方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也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全部目标和任务就是争夺对我国最富裕的领域的影响，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

就连日本也拾起了昔日的野心：“不给北方四岛，我们就不给钱。”我很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最终把北方四岛交给日本呢？俄罗斯不像英国，后者可以倾全国之兵，奔赴数千公里之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即便让历史重演，我仍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肢解，党不被分裂。但这一过程是不是绝对不可逆转的呢？当然，我很不情愿写这样沉重的东西，但这个分裂的过程眼下仍在威胁着俄罗斯联邦本身。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它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倘若这一切能够起到小小的警示作用，以使俄罗斯免遭新的灾难，作为一名老兵的我多少会感到一丝轻松，我的军装也可以收进衣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