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改制，又称建文新政，是指明朝建文年间（1399年～1402年），建文帝朱允炆和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文臣推行的改革，主要针对洪武时期留下的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藩王拥兵等问题进行改革。建文帝积极地调整政策、革故鼎新，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建文改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具有流于形式、不切实际的“锐意复古”性质。加之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连连失误，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导致建文王朝的终结，一些有意义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使得建文改制以失败告终。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此时，建文帝接掌的明王朝局面稳定，国家统一，政治安定，吏治清明，封建经济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明太祖时期留下的重武轻文、严刑峻法、江浙重赋税和冗官、冗员等问题又亟待改革，建文改制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推行的。

建文帝即位后，明太祖治国时期遗留的弊端愈发突出，一是严刑峻法，封建专制的高压政治氛围十分严酷，二是藩王手握重兵，尾大不掉，使建文帝感到难以驾驭。另外，明太祖在位时期，“江浙赋独重”，沉重的赋税问题也影响着江浙一带的经济民生。因此，建文帝即位便开始推行改革。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明太祖时期的武治天下、重用武将的传统，重用文人士大夫，将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召为太常卿，令其参军国事，将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任命为翰林院侍讲等。同时提升文官的地位，比如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官员，太仆寺寺丞旧六品，被提升为五品官员，各布政司布政使从二品，被提升为正二品官员等等。此举使当朝的文人 士大夫们踏实的为朝廷效力，辅佐建文帝。据方孝孺的《逊志斋集》记载：“皇上嗣大宝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轻徭减赋，赏罚以类，举措得宜，行之期年，万姓悦服，群生欣豫， 薄海内外，薰为太和。”可以看出文官方孝孺对建文帝政策的支持与赞扬，以至于在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朝重用的官员齐泰、方孝孺等人称为“奸臣”，大肆诛杀。但由于文人对战略战术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建文帝过于重用文人，导致战略失败，所以在与朱棣交战的时候最终失败。

建文帝在皇太孙时期，就已参与到司法案件的审理当中，并且参考礼经和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数处，主张宽大治国。即位之后，将《大明律》中多条内容进行修改，以仁义教化天下。建文二年（1400年 ）春，将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又使其职责发生了转变，由明太祖专门用于审查刑事案件的机构，改为专门宣传教化贤良之风，反对腐败的纠察机构，以期达到教化百姓、宽刑省狱的目的。建文帝减少杀戮、平反冤案，不用严刑峻法约束天下子民，宣传以德服人，以至于在建文一朝“罪至死者多全活之”。

面对朝廷中冗官冗员的现象，建文帝在即位之初进行了改革，如裁撤六科给事中和各布政使司的左、右布政使的职位，只设布政使一人，对于大理寺、五军都督府也减少了官员的数额，同时省并州县，加强对州县的治理， 四年间撤销的县有39个、州9个、巡检司73个、河伯所49个、递运所15个、水马驿48个税课局109个、税课司41个，并省去府州县训导104个和其他一些官吏。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更好的发挥各机构的能力。明人朱鹭认为：“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縻于亢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然而，建文帝多次修改官名，如将通政司改名为通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太常寺卿改为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对于宫殿的名称也进行了改变，谨身殿改为正心殿，午门改为端门，端门改为应门，承天门改为皋门等。这些改革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追求锐意复古，并无实际意义，徒增干扰。

明朝初 期。江浙地区的地主地处富饶之地，明太祖在政治上限制其地位，经济上对其压迫，江浙地区的赋税要比其他的地区高出数倍，人民处于高压的状态，严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建文帝在经济上减轻赋税，即位同年下诏“赐天下明 年田租之半”，对江浙地主进行减赋， 规定“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这些措施深得人心，有利缓解了江浙地区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建文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有“慕古”的成分，方孝孺是建文帝重用的文官之一，他研究 《周礼》认为，经济上应该实行井田制。但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一不切实际的设想没有实施，达到预想的结果。

建文帝为皇太孙时，便已担心诸王拥兵自重，开始考虑削弱藩王的权力。明太祖曾说：“ 朕将抵御胡虏的大任托付给诸王，可令边境不乱，留给你安宁”。朱允炆却问：“胡虏不安定，让诸王去防御，可若是诸王不安分，谁去抵御呢?”。明太祖默然，朱允炆认为应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明太祖也认为他的看法确实无可代替。

建文帝即位后，增置各藩王府中的朝廷官员，并提高他们的地位。洪武年间，王府官员的身份与权力都很低，方孝孺向建文帝建议诸王“尊崇之极 ，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势卑下，不能矫其失”，因而应“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于是，建文帝除增设王府官员以外，还规定王府的官员对藩王称名而不称臣，见礼如宾师。同时削弱诸王兵权，令其不得节制文武吏士 。这实际上是建文帝强干弱枝 、压抑宗藩的一项措施 。

高巍主张建文帝效仿西汉主父偃的“推恩令”，采用推恩削藩。除此之外，还倡导“徙地推恩”，即将子孙分封到其他地方，户部右侍郎卓敬提出，将北方藩王重新分封到南方，并应当首先铲除燕王。但建文帝均未予采纳，在太常寺卿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的建议之下，决定进行武力削藩，先派兵逮捕周王，又连续削夺齐王、代王、岷王，湘王畏惧，自焚而死。燕王朱棣虽按兵不动，但是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尽在眼中，就更加坚定了谋逆的决心，他加紧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准备作战，最终以“清君侧”的名义，认为建文帝为奸臣所惑，”发动了“靖难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后，建文帝实行削藩政策，明中央政府与地方藩王的冲突愈演愈烈，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建文四年（1402年），“靖难之役”以建文帝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开始时，建文朝廷一再在军事上犯错，最终战败，朱棣攻入南京之后，在南京称帝，史称明成祖。明成祖即位后，将建文年间改变的制度几乎全部恢复为洪武旧制，并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的记事，改沿用洪武年号记录。此外，还将钱粮、兵马以外所有榜文、奏书尽数烧毁。建文改制也随着建文王朝的覆灭而结束。

建文帝针对明太祖时期实行严苛政策的弊端进行改革，改重武轻文，重用文人方孝孺等人，激起了文人参政的热情，形成建文帝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和谐。对洪武时期严苛的法律进行了修改，宽刑省狱，减少杀戮，用意在于形成以仁治天下的新气象。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减少江浙地区的赋税，实行惠民之风，教化百姓，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建文帝锐意复古，方孝孺建议实行井田制，改革地名官名，这些改革措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不能从根本上“惠民”；在削藩这件事上没有掌握合适的时机，采取正确的策略，避重就轻。首先削实力不强的周王等五王，给了燕王朱棣足够的准备时间，其次在战术上不如燕王，由于重用文人，不满武官以及“武臣犯法失职者悉奔燕”，所以燕王拥有众多善于谋略的武将。据《高巍传》记载，高巍主张实行推恩的措施，将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诸王子弟分封于北，且时机不成熟，不宜削藩。”但是建文帝进行削藩却只是听从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导致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建文帝的改革措施终止，葬送了建文一朝。

（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惚，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

毛佩琦：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之誉，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者”，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法律修明之后，又一切以㥫大行之，治民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钞于地而置屋檐而去者。又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者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晁中辰：建文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例如，革新一定要抓住主要问题，一些重大措施的出台要选准时机，态度要坚决，不可急于求成，决不可做那些没任何实际意义而徒增纷扰的变更。人类社会需要在不断革新中前进。为了少走弯路，不仅需要汲取历史上成功的经验，也需要研究失败的教训。建文新政可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