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人生观在幸福问题上的特殊表现，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不同，幸福观也就不同。人们的幸福观受一定时代和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在阶级社会里还打上一定的阶级烙印。在伦理学史上，关于幸福同道德的关系、幸福的具体内容、实现幸福的途径等问题，各派思想家论说不一。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道德同幸福对立起来,或以为幸福在于天国的理想，或以为追求“物欲”即是不道德，从而主张禁欲主义。宗教道德的幸福观则要人们忘掉现实的痛苦去追求天同的理想。在中国，宋明理学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幸福是一种邪恶的“人欲”，与“天理”不相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有这类反对追求现实幸福的幸福观，在实践上都要求劳动人民对于现实社会的不公平逆来顺受，放弃追求自身应得的利益。旧唯物主义思想家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的道德意义，甚至把幸福等同于道德，主张“幸福就是德性”。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崇尚返归自然，逃避尘世，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老子主张，圣人以“无为”为事，一切顺其自然，去智绝欲，过自然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样就会天下大治，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他认为，要达到无为境界，就要守弱。坚强有害，柔弱有益，柔弱能胜刚强。天下之柔莫过于水，然攻坚强者亦以水为最。在欲望满足、幸福与道德的关系上，老子主张寡欲，要求人们把欲望降到最低限度。

庄子提出理想人生的下列标准：一是无情，即不动感情，心境平和，不为喜怒哀乐所困扰，不以好恶而伤身。老婆死了，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二是无己，即逍遥游境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既不考虑自己，不追求功绩，也不追求名誉；三是无所待，他说，至人并不凭借别的东西，而是凭借天地之正气，在宇宙中遨游，所以无所依傍与企求；四是无用，要把自己当成一块废料，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他以山中树木为例，那些干直、质好的有用之材，早被人砍去盖房子、做家具了，但那看上去毫无用处的散木，用来造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腐于土，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这类树木却活了几千年。他说，“树不成材，方可免祸；人不成才，亦可保身。 ”一般人能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无用反有大用，这就是保存自己、享受逍遥游的幸福生活。

道家的幸福观，忽视甚至否定了人力的意义，否定道德的重要性，是安命顺性的天福观，是一种消极幸福观。但它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都持淡泊态度，注重心灵的沉静，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的、内心的幸福，这在拓展人的心灵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其特别的价值。

儒家提倡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向内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良好的道德品质。向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求取功名，行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处理好人际关系等，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孔子是对于物质享受与精神快乐两相兼顾的人，但更重视后者。他的学生颜回，日子过得很苦，但是道德高尚，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对这种幸福观极为赞许。孔子将“仁”即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关系，作为人生理想核心。他赋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人许多美德，诸如克己、公正、谦恭好学等，希望人们以这些圣贤为楷模，向内则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向外则积极进取，齐家、治国、平天下。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把仁、义结合起来，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发展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人通过“思诚”即反省自身，达到至诚的境界，通过“养气”即养成谨守道义、凡事不动心的浩然之气，就可以达至幸福境界。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通过“化性起伪”的方法，改变、矫正人之恶的本性，发展善性，从而达至幸福。在他看来，人之初，性本恶，优秀品质是教育和环境影响造成的。在处理满足物欲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节制欲望与引导欲望。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不能完全根除，也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通过理智来调节。

儒家的幸福观，重视理性与道德的作用，强调没有理智和美德就不会有幸福，强调社会幸福重于个人幸福，这在人类幸福思想史上有其特别的价值。但是，这种幸福观，忽视人的本能欲望与物质生活，把理智与情欲对立起来，把物质享受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发展到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发端于此。

苦、集、灭、道四圣谛

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本来源在于“爱”与“痴”，即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要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只有灭除贪爱欲望，修行念佛。由此可见，佛教基本教义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人生幸福根源和如何获得幸福的理论与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说明人生痛苦根源和如何摆脱痛苦的理论与方法。

理性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传统，古代以苏格拉底、柏拉图、斯葛特学派等为代表，而近代以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幸福观的共性是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指导下才能实现，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完善。这类似于儒家的德行幸福感。赫拉克里特有句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 ”苏格拉底有个关于幸福的等式，即理性=美德=幸福。斯宾诺莎认为，幸福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德性本身。康德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感性欲望，而在于理性，但人绝不能将理性用作满足感性需求的工具，理性有其更高的用途，即要考察行为动机的为善或为恶，强调是动机而不是效果决定行为的善恶。他认为，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理性主义强调理性作用，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而追求道德的完善或精神上的幸福。他们认为人生目的和幸福在于按理性命令行事，而感官的享受和快乐只会玷污理性，荒废人生。理性主义的幸福观有两种：一种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和谐说，一种是以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禁欲主义。

感性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古代有德谟克利特、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等，近代有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这一派幸福观的共同点，在于把趋乐避苦当作人的本性，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感官的痛苦。亚里斯提卜认为，肉体的快乐比精神的快乐更迫切、更强烈，肉体的快乐优于精神的快乐；而且，肉体的快乐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只在眼前。这类似于杨朱的享乐主义。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虽然强调感官快乐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要求人们追求精神快乐。边沁把感性主义幸福观发展为功利主义幸福观，提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命题，并认为人的幸福程度是可以评价与度量的，只要了解一个人的痛苦与快乐的程度，就可以计算出他的幸福程度。他还提出了计算和评价幸福程度的要素，包括感受苦与乐的强度大小、时间长短、是否确实以及确实的程度、影响范围等七个方面。这开启了后世对于幸福感指数研究的先河。

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要达到幸福的境界，不是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享受，而是在宗教德行中，在对上帝的热爱和追求中。只有对上帝的沉思、崇拜，才能返归天国，获得真正的幸福。

资产阶级的幸福观

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认为物质享受与个人私欲的满足是衡量幸福快乐的尺度。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每个人都在谋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分不开的。

把幸福的创造和幸福的享受结合起来，并把创造幸福作为前提，然后才谈得上享受幸福。因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幸福可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社会劳动才是创造幸福的根本途径。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科学辩证的幸福观，是多方面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说：“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的物质幸福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人的精神幸福，注重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不仅是对生活的享受，更是通过劳动对生活的创造，是享受和劳动的统一；社会幸福决定着个人幸福，个人幸福丰富着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指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奉献，在于为人类谋福利。马克思说：“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压倒，因为它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流传下去，而面对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认为幸福观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各个阶级的幸福观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2）认为幸福的关键是人的志向、生活目的。真正的幸福在于铲除剥削制度，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创造崭新的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

（3）认为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紧密结合。强调集体幸福，但不否定个人幸福，把个人幸福融于集体、民族、阶级和人类的幸福之中。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幸福观的核心。共产主义幸福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看成是最大的幸福，坚持把追求个人幸福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统一起来。

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当前，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以指导工作生活和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