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1884年7月11日~1953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中国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人。清末民初政治、军事人物。

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1884年7月11日）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祖父尹善志，熟读经史，不曾仕进。父亲尹仕忠是个塾师，舌耕不足，有时做点小买卖，以维持一家生计。尹昌衡自幼从其父诵读儒书，稍长，五经皆能成诵，曾应乡试不第。9岁时随家迁居成都，就学于锦江书院。幼年喜读经史及时务论著，记忆力特强，对不少文章词赋都能背诵如流。

由于长期僻处内地而又深受封建教育，尹昌衡首重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从小立志要为振兴国家出力效劳。18岁时，鉴于“国势方殷，不讲武不足以定乱”，结合自己身躯高大、声音洪亮的特点，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想走一条讲武救国的道路。入堂后尽管军事课程和训练繁重，他从不放松四书五经的学习，常因读书过夜违犯堂规，受到学堂处罚。他作诗言志说：“我欲目空廿四史，以作胸中数万兵，一朝倘侍黄粱台，定歌士马羽林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尹昌衡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赴日本留学。初进振武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日期间，尹昌衡与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刘存厚过从甚密，并结拜为兄弟。李烈钧等常劝他加入同盟会，他以为“食人之禄，即宜死事”，而“背之不祥”不愿加入。然而，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灾准却又时时震撼着他的心，常常“擦足摩掌，尤愤不可遏”，陷入自我矛盾中，转而服膺老庄学说以求自解。

宣统元年（1909年），尹昌衡由日本回国。翌年，经李书城介绍去广西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由于尹昌衡“亢傲不羁”，不得广西巡抚张鸣歧赏识，未能升迁。他感到“位卑禄薄，力短心长”，有志难伸，便佯狂愤世，表现出某种急进面目，致使当时的人误以为他是革命党人，更为张鸣歧所不容。是年年底，张鸣歧令其解职回籍。

尹昌衡回到成都，川督赵尔巽委派他担任军事编译局总办，后又改任为督练处会办。此时，他感到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自己又没有决心参加革命，便想抓取军权，培植实力，以求得另外一种有利于自身的结局。时值新军第十七镇建立，赵尔巽“以尹意气飞扬忌之，始终不派入十七镇任职”。该镇高级职务也多由外省人担任。尹昌衡遂与川籍军官周骏、彭光烈、杨肇锡等结成川籍军人集团，借机向外籍军官寻衅，甚至指名叫骂。因而，尹昌衡渐渐成了这个集团的领袖，在他周围集结着一大批川籍军官乃至士兵，他们之间既有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的同学，又有家乡毗邻的好友，乡情旧谊和共同利害得失的纽带把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因为川籍军官大都出身于殷实之户，在被清廷铁路“国有”政策收夺的川汉铁路租股中，也有自己父兄一份，所以大都反对铁路“国有”政策。时任川督赵尔丰对保路运动实行血腥镇压，激起四川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尹昌衡等人对同志军“暗中送枪增弹，百般支持”。在同志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危在旦夕。辛亥革命爆发，有利的革命形势启迪着川籍军官们产生反赵上台的愿望，纷纷敦促尹昌衡率众起义。可是，尹昌衡又震恐旁徨，瞻前顾后，说是“食禄忘忠，怀义不忍”。正当尹昌衡举棋不定时，赵尔丰将其软禁于总督衙门。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所部新军在龙泉驿起义，并进军重庆。十月二日（11月22日）重庆光复，成立了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夏之时分任正副都督。不久，率军入川的端方也被起义士兵杀死，川东川南数十州县大都脱离清廷。在这种形势下，赵尔丰被迫于十月七日（11月27日）宣布四川独立，把大权交给了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十七镇统制朱庆澜等人，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经过川籍军官奋力争取，尹昌衡始获军政府军政部长职务。

十月十八日（12月8日），赵尔丰指使部分官兵闹事，制造成都兵变，城内一片混乱，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尹昌衡在乱枪声中，由东较场驰马去凤凰山邀周骏驻军处借得兵三百人，急率部队连夜入城，平定了叛乱，遂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原川督赵尔丰交出四川政权后，仍率部驻在成都并暗中进行复辟活动，威胁着四川军政府。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皇城内召开公审大会，将其斩首示众。

民国元年（1912年）初，尹昌衡在彭光烈等劝说下参加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成都支部名义负责人。正月中旬，他与张培爵各派出全权代表谋求成、渝两军政府之合并。四月二十九日，统一的四川军政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副之。六月，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叛乱，发兵东掠，占领巴塘、里塘，直逼打箭炉（今康定），川西震动。驻藏川军亦陷于围厄之中。面对西藏上层集团勾结英国，妄图分裂国家的阴谋，尹昌衡屡电北京政府，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愿率精兵一镇亲往西征，获准。 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自成都出发，29日抵达打箭炉8月，西征军在收复雅江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3个营兵力进趋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1个营兵力直趋昌都；北路避实就虚，南路重兵出击。西征军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贡觉收复，三岩继定”，“川边全境，指日肃清”。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称赞尹昌衡平叛“极为得手”。

原拟直抵拉萨，因英人干涉，袁世凯怕引起外交争端，遂改征讨为安抚，尹昌衡受命为川督兼川边镇抚使。民国周年时，袁世凯授尹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后复委以川边经略使。

西征期间，尹昌衡严令部队尊重藏族群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扰民，得到藏族群众的支持。现在的太昭古城就是以尹昌衡的“号”命名。在林芝工布江达，还流传着很多西征军的故事。

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袁世凯以议决边务为名，将尹昌衡由川边调至北京，诱以高官厚禄，以图为己所闲。尹昌衡拒绝了袁世凯拉拢，并当面质问道：“武夫出死入生为国家卫藩篱，中央奈何不顾而汲汲斗骨肉？”曾与章太炎一起痛骂袁世凯。致使袁世凯勃然大怒，遂捏称其“亏空公款”，逮捕下狱，并处以九年徒刑。在软禁中尹昌衡反复研习《周易》，思考中国出路，著《止心篇》《止园自记》。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尹昌衡被特赦出狱。其后黎元洪又明令恢复尹昌衡的陆军中将及陆军上将衔，发还勋位勋章。尹昌衡恢复自由后仍留住北京。其时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日益尖锐，尹与黎较为接近，为段所疑忌。1917年8月，冯国璋继黎元洪任总统，李纯继任江苏督军，尹昌衡被聘为顾问，不久去南京居住，1920年春去上海。

是时，孙中山正留居上海，尹昌衡遂往谒，表示愿在其领导下为革命奔走效劳。是年7月，非常国会议员在昆明开会，曾决议将国会及军政府移设重庆。孙中山特派尹昌衡赴渝，协助李烈钧等筹备国会开会及军政府设置事宜。9月，川军总司令吕超及滇、黔军兵败，重庆已在熊克武、刘湘等部包围之中，国会议员离开重庆，李烈钧率所部退黔、湘边境，滇、黔军亦全部被驱逐出川。尹昌衡乃留住重庆，次年回成都。

尹昌衡回蓉后，意绪消沉，常以诗酒、参禅自遣。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时期，为了笼络川军将领，曾于1924年7月11日发表尹昌衡为盛威将军，但仅为空名衔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尹昌衡以社会贤达身份，发表演说，勉励青年抗日救国。尹晚年双目失明，更少问世事。

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尹昌衡一生著述颇多，有《止园文集》《止园诗抄》《经述评时》《止园通书》《西征记略》《生民常识》《止园寓言》等著作传世。

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于2011年10月19日在四川成都彭州市升平镇隆重举行，同时还举行了《尹昌衡集》首发式暨尹氏家属赠书仪式。

重建的新祖宅故居总占地面积36亩，主要包括尹昌衡纪念馆、共和文化广场、辛亥园林、纪念群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