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复古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股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社会思潮。是政治上的帝制复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以鼓吹尊孔读经、“定孔教为国教”、“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封建旧道德根于人的天性为主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激烈抨击。著名文学家季羡林的一位老师就是尊孔复古思潮的参与者。

传统儒家思想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纳了“天人感应”思想、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唯心主义思想等，历经汉代董仲舒的“大一统”，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宋明期间的陆王“心学”的演变，形成了一套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礼仪道德规范，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步入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的境遇却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儒学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并且逐渐沦为近代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诉求的载体，有时被当作批判和指责的对象，有时受到维护和利用。

洋务运动附带而来的西方民主观以及甲午战败激起的民族意识，与传统孔孟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引发了19世纪末的社会思想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借助孔孟旗号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吁。康有为认为，“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所以，他认为，“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显然，康有为的本意主要强调，“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宣传作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或许正是这种宣传方式，让维新思想一时获得广泛传播，不仅吸引清廷大员纷纷参加维新派筹建的强学会、保国会以接受维新思想洗礼，也令光绪皇帝为之动容，并最终接受维新主张。然而，他们在随后的改革中提出的“废八股，倡西学”方案似乎又让其政治诉求大打折扣，使官员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仰而对变法产生疑义。这似乎决定了维新变法最终的命运，却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

同维新派一样，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结合，使革命理论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该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学说，但孙中山依然从古代孔孟思想中寻找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源。他指出，“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这是因为孔子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同时，孙中山又依据孔子曾主张的“言必称尧舜”以及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而明确提出“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显然，这种革命理论的阐释使得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专制王朝顺理成章，但也导致了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塌，以致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和知识阶层，都不曾即时提供一个在完整性上足以与传统价值全面匹敌的替代系统”，这使得文化复古逆流趁机而入。

在北洋军阀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包含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政策的内容,如“约法”规定保障人民的言论、通信和信教等的自由;教育法令宣布废除清末时的“忠君”“尊孔”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的培养为主,同时取消小学读经等。这些政策曾一度给民国文化带来崭新的气象。

可惜好景不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不仅很快取缔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民主追求,镇压其军事活动;在文化方面,也逐步加紧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清算。他们为此制定了以“尊孔复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借机大举推崇孔孟思想，打出了“尊孔复古”的旗号，实际目的是为复辟帝制，“不过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一度广为传颂，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并没有被先进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击溃”，于是，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重弹“尊孔复古”的老调，“中国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很明显，袁世凯此举有司马昭心之嫌，因为儒家思想文化不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封建专制礼教内容。

事实上，大张旗鼓地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不止袁世凯，还有由进步变为保守的康有为，他积极成立孔教协会力图恢复“礼崩乐坏”的秩序；甚至连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在呐喊、助威，“孔教与民国，民国与孔教，均有密切之关系，孔教昌则民国愈固”。这些鼓吹文化复古的行为反倒进一步激发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开启思想文化新时代的决心。正如陈独秀强调的，“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1912年10月,孔教会得到袁世凯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予以立案。在此前后,各地以尊孔为宗旨的文化团体纷纷成立。北京有徐琪、饶智元创立的“孔社”,济南有王锡蕃、刘宗国等发起的“孔道会”,太原有阎锡山倡办的“洗心社”与赵戴文、郭象开等创办的“宗圣社”。他们在北京、上海、青岛、济南、太原、天津、南昌、长沙、扬州等城市,出版《孔教会杂志》、《孔社杂志》、《宗圣汇志》(后改名《宗圣学报》)等刊物。宣扬尊孔读经,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并不断向参众两院上请定孔教为国教书,宣称“全国民意,以为非定国教不可”(陈焕章、张尔田《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认为“宜于宪法列孔教为国教,而后国家人民有统系之中心,政治法律有道德之基础”(柯璜《宗圣会代表与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宣扬“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王锡蕃《孔道会上大总统书》)。康有为反对“新学者”“当以新道德易旧道德”的“道德革命”的主张,声言“仁义礼智忠信廉耻,根于天性,协于人为,岂有新旧哉?”抹煞“新旧道德”的本质区别。

1912年9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就颁布了《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伦常。声明:“中华民国以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同年12月,他又下令恢复了祭天制度。

1913年6月,他复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认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唯此礼义廉耻之防”,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要求各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4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政治会议决定在全国祀孔,并作为大祀,沿用前清礼仪,各地文庙也一律恢复尊崇,每县设祀奉官一名。同年9月25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祭孔令》,宣布全国恢复清朝祀孔礼制,中央、地方各由行政长官负责主祭。同时,北洋政府还试图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终因革命党人和宗教团体反对未能得逞。在全国祀孔的前后,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其中,1914年3月11日发布的《褒扬条例》规定,对“孝行节妇”,由政府给予匾额题字褒扬,允许受褒扬人及其家自立牌坊。11月3日,又颁发了《箴规世道人心》告令,宣布“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之特征,为立国之精神”。

在教育方面,北洋政府也推行封建复古的政策。1915年袁世凯重新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同年颁布的《特别教育纲要》,也指令“各学校均应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从而恢复了民国初年教育部曾经明令废止的学校读经。与此同时,它对民国制定的教育宗旨也进行了修改,将其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诋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贪争与躁进,这实际上是清末封建教育宗旨的复活。除此以外,还在学制方面恢复封建的等级教育形式,歧视女子教育,甚至宣传鬼怪迷信,以配合尊孔复古的教育方针。在社会教育、军人教育方面,北洋政府同样采取了这种政策。为了在精神上控制军队,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训条的第一条就是:“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后又命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统率办事处拟定供奉礼制,令全国军人供奉。完全以封建忠君等伦理道德观念控制军队,抵御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

为保证尊孔复古文化政策的推行,北洋政府还先后公布了一连串反民主的专制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惩办国贼条例》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限制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结社、集会、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妄图用严刑苛法来阻止人们宣传新文化、追求新文化。对革命党人以及一切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人士,甚至还加以残害,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如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都先后惨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之下。

在当时,一些军阀亦加入尊孔复古逆流,1916年,张勋联合倪嗣冲、张作霖、田文烈等致电北洋政府,认为“舍尊从孔教无以为立国人心风俗之本”,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各省督军省长电大总统总理》)。各国帝国主义分子也积极参与尊孔复古的活动,宣扬“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故孔教根本之深,不惟在已往,且有功效于将来,不惟深入中国人之心,且有功效于世界”(德国费希礼《孔教论序》)。强调“孔教者,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国家新命之所托”(俄国盖沙令《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认为“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于善良”(英国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前途》)。鼓吹“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崇孔教”(美国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尊孔复古的另一股力量是清朝遗老、封建余孽,如劳乃宣、姚文栋、梁鼎芬、沈曾植、王锡蕃、张琴等。尊孔复古论者又将尊孔复古与恢复帝制相联系,认为中国国情“与英法情势迥乎不同”,“以君主立国”,“人民习惯既久”,而“拱戴出于天性”(《河南省孔社全体王榘曾等请愿书》)。从维护三纲五常出发,又激烈反对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认为“惟知崇拜卢梭”倡导的“自由平等”,则“几同禽兽”。

这种以尊孔复古为特征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使民初社会弥漫着一股文化倒退的逆流,为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制造了舆论,一方面,它使刚刚萌生的民主文化备受摧残;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袁世凯死后,一些明目张胆宣传尊孔复古的条例得以废除,但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后来,北洋军阀各个派系控制下的政府大体上沿用了这一政策,直到他们的统治彻底覆灭为止。

正如1913年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指出的，“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换言之，“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随后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但最终的结果是，即使为“尊孔复古”摇旗呐喊的康有为、马其昶等人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袁世凯本人不但没有实现皇帝的梦想，而且其推行的“尊孔复古”活动还触发了一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孔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