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柏宫室“柏梁台”。唐李世民《宴中山》：“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 《三辅黄图》卷五中记载：“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台在长安城中北阙内。”《长安志》引《庙记》：“柏梁台，汉武帝造，在北阙内道西。”《汉书》有“未央宫柏梁台”的记述。由此专家推测，柏梁台可能在直城门大街以南未央宫天禄阁附近，因为未央宫北司马门就在这里。而现在这里已布满民房，土台遗存了无痕迹。

而一种观点则认为柏梁台在未央宫西，而且遗迹尚存。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志图·汉故长安城图》中将柏梁台位置标注在未央宫以西，章城门与直城门之间。清代王森文在《汉唐都城图》前记中说：“殿北二丘，当即天禄、石渠；又北一丘少西，当即柏梁故迹也。”刘运勇《西汉长安》一书中推测：“卢家口村东有一高约七米的夯土堆，可能是柏梁台故迹。”而在李志慧著《汉赋与长安》中有类似说法：“在今日西安西北郊卢家口村东有一残存的高约7米的夯土堆，正与文献记载的柏梁台位置相合。清代王森文判断：‘当即柏梁故迹也。’”我几次到卢家口村查访，村民一致表示，村东从来就没有过夯土堆，只在村北100米与周河湾村接壤处有一个夯土台。我怀疑“村东”之说应为“村北”之误。

位于卢家口村北、周河湾村南的这座夯土台，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加之人为破坏，台身垮塌较严重。当地村民说，过去这个圪塔子占地面积比现在大两三倍，周围都有漫坡，人可沿坡直上到台顶。现在漫坡已完全被切削掉了，四面悬崖陡壁很难攀登，形同孤岛耸立。台下石碑上标注“未央宫夯台”，却不能传达更多的信息。村民向我透露，考古人员经过试探，发现这座夯土台西傍未央宫西宫墙，与西城墙仅隔30米。历经两千年风剥雨蚀，土台夯层依然清晰可辨。更令人惊异、匪夷所思的是台西北角上豁然显现一个斜穿下来形似柱穴的空洞，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第105回魏明帝派人从柏梁台拆取铜柱承露盘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演义……眼前这个默然矗立的夯台是否就是汉武帝建造的那个以香柏为殿梁、产生过有名的《柏梁台诗》并形成为后世所称道的“柏梁体”的香闻十里、遐迩闻名的柏梁台呢？千古凭谁问，高台静无声。而《史记·平准书》上的记载让我确信众多方家的判断没错，柏梁台就在这里，而且只能在这里。

十一年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灾。先是大风发其屋。”（《汉书》）柏梁台上的殿宇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灰飞烟灭了，惟余高台独耸。这一场大火烧掉了柏梁台上的宏伟建筑，却使一个宏大壮丽的巨制——建章宫横空出世势压未央。柏梁台大火给了汉武帝大展鸿猷的机会，使一个藏在他心中许久的梦想提前出炉。柏梁台“牺牲”得值！

武帝时由于盐铁官营和“告缗钱”等措施的实施得力，朝廷“用益饶矣”。上林苑存放的没收来的财物已经堆满，于是“加广”上林苑。而“加广”前上林苑可能只限于秦旧宫苑渭南部分，即后来建的建章宫所覆压的部分，而此处离汉长安城未央宫最近。《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元鼎二年，“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柏梁台作为汉长安城进入大规模建设的标志和见证，它的诞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只有把柏梁台“安排”在靠近西城墙的地方，才最适合俯瞰上林苑的草长莺飞、兔走狗逐，才最适合登高远眺长安城西南昆明池上的壮观景象。而将高台建在“北阙内”的话，人的视线就被坐落在龙首山上的前殿挡住了，失却了“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的本意。何况北阙内再建台，有无“重复建设”之嫌呢？当时未央宫西南是一片辽阔水域———沧池，使台不能再向南建。看来，要足不出宫而使上林壮景尽收眼底，这一位置得天独厚。

容斋(zhāi)洪氏《随笔》曰：“白乐天《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翰苑之亲近云：

‘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洼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禊东城下，颁?曲水傍。樽?分圣酒，妓乐借仙倡。’盖唐世宫禁与外庭不至相隔绝，故杜子美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而学士独称内相，至於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他司无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