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自治（1930年－1943年），又称宛西地方自治，是指中华民国时期，在南阳盆地西部的镇平、内乡（今内乡、西峡两县）、邓县（今邓州市）、淅川四县，由彭禹廷、宁洗古、别廷芳、陈重华等社会精英发起的一场区域自治运动。宛西自治是一场“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标，具有改良色彩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宛西自治期间，省政府委派的县吏被架空，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难以在此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

民国初年，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收编你的时候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那么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这些“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杨集举行会议，成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

公约和法则

十条公约：1，农工合一 2，统一指挥 3，抚恤划一 4，弹粮自筹 5，整编保甲 6，清丈土地 7，普及教育 8，设保健所 9，采会议制 10，务实去虚

五不法则：1，不泥法纵匪 2，不偏听诬陷 3，不奔兢说情 4，不浪费公币 5，不拂逆民情

自治方针

1930年的1月，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当局的资助，在河南辉县百泉开办“河南村治学院”，与国内倡导“村治”的学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潜心研究改造社会的“治本之法”，从理论上来寻求一条根本变革中国社会、 根本救治民众贫穷的方法。无论是“村治” “自治”还是“乡村建设”，“河南村治学院”的开办，开了风气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从河南村治学院返回家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潜心研究、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三自主义”，“三自主义”就成为日后宛西自治的理论基础。对于三自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彭禹廷曾这样讲：

三自主义内涵

自卫，以自卫来安定社会秩序，宛西四县所面临自治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剿灭土匪，地方自治，首在自卫，只有武装起来，才能维护地方治安，从而推进地方自治，自卫活动的承担者是传统的民间武装——民团。自治，在自卫的任务完成后，开始实行自治，以自治来改革社会，来推倒“官治”。然后设立机关，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区自治办公室，实行直接民权——选举乡镇长、区长，训练地方自治干部，设立乡镇长练习班，合格训练班，教师培训班，振兴教育，增设学校，普查户口，清丈地亩，修筑道路，改良风俗。自富，发展经济，根除穷乱，从经济上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自富的原则是“增加生产，减少浪费”，改良工商业，发展丝绸业，提倡农业副业，设立妇女草帽辫传习所，支持民族工业，提倡国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高利重苛。振兴农村经济，办理农村合作社。造林育苗，发展农业，救济贫困，调解纠纷，禁烟禁赌。

防国民党破坏

三自主义以地方自治学说和儒家为主体，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为了防止国民党迫害，被迫与三民主义挂钩，所以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义”称作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学说”的“缩小”和“延伸”。彭禹廷把“三自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缩小，是在理论上寻求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彭禹廷他们的自治活动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宛西自治对现政权强烈地不信任，不信任现政权，彭禹廷并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扫除一切自治活动的障碍。

宛西自治开始于1930年，1930年正是国民党政府推行“训政”时期，治宛西自治理并不为当权者所不容，彭禹廷就把他的“三自主义”贴在了“三民主义”的标签上，那么以此作为凭借，来抵御官方的攻击和破坏，引起舆论的同情来保证宛西自治顺利进行。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范畴，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

宛西自治的武装组织是民团，民团在近代起源很早，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民团遍布宛西各县，比如守望社、保卫团、家族寨、联营寨等等，这些民团还以地域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宗教的关系，相互之间有协议、义务，互相声援，互通声气。

1930年9月，彭禹廷发起了宛西四县民团联防会议。彭禹廷召集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的民团首领召开了个联防会议，建立了四县联防办事处，对民团进行统一的编制和序列，形成了一个通力合作、利害共享的区域性自卫同盟。然而这个旧式的民团武装，组织松懈、成员散漫、训练落后，加上封建家族式的结构等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自卫能力的发挥，也很难成为民众自愿拥戴和支持的武力。为此，彭禹廷对旧式民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改造。他按照瑞士义务兵役制的模式，对镇平，还有后来宛西各县的民团，依据“三自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改造的民团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被编入了民团，包括了常备民团、后备民团、保卫团。根据不同的年龄，编入到常备民团、后备民团和保卫团。把全县合格的壮丁分期调训，每期四个月，期满解散回家，受训期间为常备，期满回家后为后备，最大限度地把民力吸纳到地方自卫事业中，造成了一种“人人皆兵，庄庄皆营，土匪入境，寸步难行”的局面。这样土匪进入以后，寸步难行。在民团的功能上，实行军民合一政策。

金融体系和税费制度

金融方面，发展经济需要金融支持，为了融资，再加上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相关条例，命令各地推行乡村自治。在金融政策方面，特别强调发展合作经济成立农民借贷所借此来发展农村金融。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四县均设立了独立的金融机构，印发流通纸币。1927年内乡县在西峡口镇（今西峡县）建立金融流通合作社，以贷款扶持农工商业。1931年淅川县建立了农民借贷所对商号和农民发放贷款，1936年又建立了地方信用社。1931年 ,镇平在县城和各主要集镇，建立农民借贷所，其款项系从各方面筹措，向农民贷款。宛西各县的金融机构相继以不同形式印发了地方金融券——“宛西自治纸币”在宛西流通，拒绝使用者会受到重罚。

税费制度，整理契税，确定商业税收制度。1929年，别廷芳在内乡县城设立契税管理局，并委派了局长，在全县9个区各设一名征收员，专门对从事买卖土地、房产者进行征税。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归地方，增加了地方财政来源。

土地政策

早期，宛西地区田赋混乱，百姓负担不均，加之各区乡保甲长层层附加和从中渔利。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土地丈量，清理田赋，制定“稞石册”。从1929年起，集中训练了200个能写会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区选出土地陈报员，再进行训练。由经过训练的1000多人，对所有土地进行丈量，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写清亩数和银两稞石数，并规定出土地等级，以等级定稞石，经过丈量。不仅改变了田赋混乱、负担不均的现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

宛西自治最终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也影响了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领袖彭禹廷被土豪收买的侍卫杀害，自治事业受到严重的冲击，1940年2月,别廷芳到洛阳开会，回到县里呕血而亡，内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的高层送来了挽联，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无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至20世纪40年代初，宛西自治结束。

宛西自治期间，由于相关措施的强力推行，宛西各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工农业和教育业得到发展。

1913年彭禹廷率民团，剿匪千余人，揪出人质万余人，1939年，日军由湖北随州和枣阳分道侵犯南阳的新野和唐河等县，时任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调集精锐壮丁7000余人，配合国民党的第二集团军，歼敌千余人，史称“新唐大捷”。

教育方面，推行“三杆教育”即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使教育出来的学生既能够习武，又能够行文，又能够务农。各县学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县联合在内乡建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彭禹廷被公推为校长。学校占地50余亩，房屋近400间，聘请了罗卓如、王扶山、孙伏园等国内知名人士前来任教，并经常请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的乡建名家来讲学，培养了大批自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别廷芳积极为沦陷区学校提供校舍和经费，省内公私立学校后迁至内乡的达20于所，仅镇平一县，设立中学，师范和小学274座。

民生方面，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不用外货的地步，尤其在内乡县境内，“绿树成荫，道路平坦，电线交错”，在宛西境内治河改地，进行大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1932年夏，中原大战过去一年多，《大公报》记者从豫中前往宛西南采访，这名记者这样描写到“沿途所过村庄，尽断壁残垣，而以叶县迄保安驿一带为尤甚。地皆荒芜，房屋毁百分之九十九。”但在镇平境内，这位记者却这样描述“公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菜市、肉市、鸡蛋市、粮市均有一定地址，秩序井然。”1943年，阎锡山在山西吉县小河畔听村政指导员汇报别廷芳与彭禹廷在宛西一带实施自治后的成果自愧弗如，当即写下七言诗一首：“彭、别赤手理南阳，路逢遗物须送还；国权重寄三十载，何难何易愧无颜！”并在小河畔新碹石窑一孔，命名为“愧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