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992年—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武第四十九代孙，与胡瑗、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

孙复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经历已不可确考。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孙复年届三十六岁，范仲淹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孙复上书范仲淹，范给予其经济资助，并为他谋了学职，授以《春秋》。以后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去应举。

景祐元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孙复科考失利，盖由于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通过郓城举子士建中介绍，孙复认识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事孙复。孙复居泰山八年，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

庆历一年（1042年），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荐下，孙复以布衣超拜，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

孙复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当朝一些大臣的关注，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仁宗到太学巡视，赐孙复绯衣银鱼，并有意委孙复为侍讲，为皇帝进讲，解释古书的疑义，后因人反对而未成。

庆历七年（1047年），坐徐州举子孔直温案，贬外职，后重返太学任教。时有徐州人孔直温，因引诱军士谋将捕，搜其家时得到孙复的诗词，孙复因而受到牵连，并遭到贬官处理，遣为应天府判官事。这时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官员为其说情，最后仍留为国子监直讲，后又被迁任为殿中丞之职，至卒。

孙复病重时期，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了一个书吏，给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

嘉祐二年（1057年）七月，孙复病逝。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孙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

孙复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

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的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

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经学方面，孙复撰有《易说》，早佚。孙复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学，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

王通、韩愈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孙觉、刘敞、瞿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史家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

石介赋《赠孙先生》：世无伯乐不识马，眼看骐骥如驽骀。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为哉。

欧阳修：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意为多。（《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梅尧臣作《哭孙明复诗》祭之：旧业居东岱，中年谒紫庭。要途无往迹，至死守残经。

朱熹：“近时言《春秋》者，如陆淳、孙明复，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是得圣人意。”

乾隆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4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说动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真宗、仁宗时著名的大臣，地位、政绩显赫，为人处事亦正派，将其侄女下嫁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天下，一时成为学界权威。

孔子的后裔孔道辅，时为龙图阁待制，很有声望，亦前来拜见孙复。拜见时，石介立侍孙复的左右，举行礼仪时，升降拜则扶持着，往谢孔道辅时亦然。孙复所主持的泰山书院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

曾祖：孙君房

祖父：孙胜

父亲：孙有功

长子：孙大年，于嘉佑三年十一月（1058年），因张万平上言，特补效社斋郎，后不显。

孙子：孙元，世居泰安市范镇岔河村，在村北建祠堂（遗址仍存），经营百亩祭田。

来孙：孙佑邦，字良辅，其人文武兼备，功盖天下。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被敕封为“忠义承信郎”。在兖州奉符县（今泰安）岔河村经营祠堂，积田百亩。淑配范夫人，范仲淹之后，继配王夫人，侧室余夫人，共生六子，人烟甚旺。良辅去世后，其一子名得回原籍临汾东宜村老家，为明复公祀。后该支又分出东西两支。

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春秋总论》3卷，《睢阳子集》10卷，《易说》64篇，《孙明复小集》等。

关于孙复和胡瑗的关系，后人的认识中多有歧见。这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孙复和胡瑗是否在泰山同学过？二是孙复和胡瑗是否“交恶”？

今所见最早的认为孙复和胡瑗曾同学泰山的记载，是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所引胡瑗曾孙胡滌的说法，谓两人曾“同读书泰山”，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亦依此为说。然而，有两点却让人怀疑此说所述事情的真实性：

其一，考诸现存文献，可知李焘《长编》卷一三八、《宋史·孙复传》中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时间当是在（景祐二年）冬。石介初执弟子礼事孙复时，曾作一诗，名为《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泂明远、楚丘李缊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此乙亥年即是（景祐二年）。而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记载：（景祐二年）冬十月，（范仲淹）除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有谢表，见《文集》。召还，判国子监。时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公荐白衣胡瑗，对崇政殿，授校书郎。可见，胡瑗也在此时释褐入仕。此后，两人经历记载明确，无任何在泰山同学甚至交接之举，可断定在景祐初年后，两人未曾同学于泰山。

其二，如上引石介诗名所示，他是在（景祐二年）冬孙复退居泰山时才执弟子礼而问学，在泰山与胡瑗更无交接，胡滌所谓的胡瑗与“石守道同读书泰山”，实乃无稽之谈。

因上两点，今人多怀疑、甚至否定胡滌所谓的胡瑗和孙复曾同学于泰山之说。但胡滌毕竟是胡瑗的曾孙，由其所云，再联系南宋时其他人的说法，如黄震亦云“其（胡瑗）始读书泰山，十年不归”，可以认定胡瑗早年确曾在泰山读过书。再结合上文所论，可以推断：如果孙、胡确曾同学于泰山，则应当是在景祐初年以前。对此，朱长文作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的《春秋通志序》中的一个说法，值得重视：

本朝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作《尊王发微》，据经推法，洞究终始。

朱长文是孙复于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3月—1056年9月）再为国子监直讲时的亲炙弟子，他所谓的“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当属概说，但不至于大误。孙复因范仲淹、富弼举荐而自泰山释褐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是在庆历二年十一月（可参见《长编》卷一三八、《宋史·仁宗纪》），前推三十年，可知孙复自真宗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后期始，就有过读书泰山的经历。因此，可以断定，若孙复和胡瑗确曾在泰山同学，那么时间当是在大中祥符后期至景祐初年间。又，《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辑有胡瑗《春秋说》七条，将其与《春秋尊王发微》中相关解说作比较，两者解说立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其《春秋》学当所出同源或两人有过学问交接。由此，基本可断定两人确曾同学泰山，且是在景祐初年以前。

孙复恶胡瑗之说，最早见于邵博《闻见后录》：

先生恶胡瑗之为人，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先生，而教养过之。

李焘《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一月”条文、《宋史·孙复传》等均采纳了此说。又据《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有条记载云：

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

此记载所云原因虽异，但“孙复恶胡瑗”却均是事实。朱熹师徒间的问答，更表明此事在南宋时几为士人们所公认，以致被引为谈资。

最先对此说提出异议者，是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他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作按语云：

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且同学始终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学，与明复避不相见，此邵氏《后录》之谬，正与“主痈疽、寺人”之谈同也。

是认为孙、胡两人“始终友善”。近代以来的相关著作，也多拥持黄百家此说而斥“孙复恶胡瑗”说为妄。其（如胡鸣盛《安定先生年谱》）所拈出的重要证据，是胡瑗于庆历间所上《请兴武学书》（见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二九）中提到孙复：

今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以下，皆明经旨。臣曾任边陲，颇知武事。

但该“书”的主旨，是荐梅尧臣乃至胡瑗自己可隶武学，至于孙复，似乎是迫于其经学声望而不得不提及。孙复于仁宗至和年间再为国子监直讲时，胡瑗亦任国子监直讲，但他们及同时人所撰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难能见到两人交接的任何记载。邵伯温因乃父邵雍的关系，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有交接，其中就包括胡瑗的高弟程颐，其子邵博于《闻见后录》中记载的“孙复恶胡瑗”之事，当不会出于捕风捉影。况且李焘将此事载入《长编》，应当是经过审慎考择的。因此，可以说“孙复恶胡瑗”说当得其真。

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孙复墓位于山东省东平县梯门乡东瓦庄村东南1000米处的凤凰山峪内，墓北、东、南三面环山。墓现存封土堆高6米，直径约30米，虽然当地群众筑坝修堤对墓的封土有所破坏，但未触及到地下墓室。从地表封土断面上观察，夯土层不很明显。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