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中国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建立的农民政权的政治制度。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自封“天王”，建号太平天国。同年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后，封王建制，初建革命政权。

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同年12月，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逐步建立起县以下各级乡官制度。

1856～1857年先后发生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率部出走，太平天国革命受到极大损害。之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公开勾结，共同向太平军进攻。

1864年7月，天京为清军攻陷，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亡。

以1856～1857年内讧为界，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实行军师负责制，后期实行天王集权制。

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中央政治制度，以“天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洪秀全在广西永安州时曾诏全国大小兵将说：“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作为太平天国元首的天王，具有无上的尊严，但这时他临朝而不理政。太平天国前期没有用天王名义发布处理国家政务的诏旨或檄文。天王系统下的宫内官都是洪秀全的侍从仪卫之官，没权管理国家行政。太平天国仿照《周礼》，设有六官丞相，但它们只是一般职官，不是协助天王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助手。太平天国的国务由军师总理。军师具有统率其他各王及各级官员的权力，为“朝纲之首领”。

1851年11月，洪秀全在永安封立五王时，就规定西、南、北、翼四王都归东王节制，军政大权交给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1853年3月建都天京后不久，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国家政务由下级层层核议，经军师决定，然后由军师启奏天王取旨。但天王照例“旨准”，因此常有“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凡经军师奏请取旨的政事，天王旨准后，由“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即一切重大决策既由军师议定，也由军师组织实施。所以太平天国早期3篇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和《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和1853年6月颁布的《安抚四民诰谕》，以及在此期间太平天国致外国的照会，都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署名，代表太平天国颁布或发出的。

萧朝贵在1852年9月阵亡，实际上在檄文和照会上签署的只是正军师杨秀清一人。太平天国还规定，凡封授遣派镇守各地的官员和出征的大将时，须授予他们一张正军师杨秀清签发的将凭，持将凭在外可先斩后奏。正军师的将凭代表太平天国的国家权力。太平天国宣称洪秀全是奉天命下凡救世，认为君位是天授的。君主虽然不亲理国务，但太平天国以主为核心，军师仍要恪守君臣之道。这种政治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太平天国后期实行的中央政治制度，天王独揽大权，亲理国务。1856年天京发生内讧，东王正军师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杀。翼王石达开承接杨秀清军师职权，但受洪秀全猜忌，次年夏带兵出走。从此，结束了军师负责制，一切权力收归洪秀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在洪秀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管国务。六部主管官员各设正、又正、副、又副，共计24员。六部正官分别称天官（吏部）、地官（户部）、春官（礼部）、夏官（兵部）、秋官（刑部）、冬官（工部）。六部主管官员只向天王洪秀全和幼主负责。

这时期，举凡调兵遣将、减征钱粮、安民均由天王降诏。在集中权力实行中央专制制度的同时，洪秀全还重用亲人，如重用他的外甥幼西王萧有和，还重用其兄洪仁发、洪仁达等人。这些人的权力比六部主管官员还大。1859年4月，洪秀全封其从香港到天京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晋位军师”。这时军师已没有实权，权力仍集中在洪秀全手中。

天京事变前，职官设置有两个特点：

太平天国主管各种事务的官员通称典官，有专为天王及诸王服务的，也有办理政府事务及管理工商业的。名目繁多，职级高低不一，有的职同检点，有的职同总制，也有的职同监军。

1856年天京事变后，爵、职趋滥。先是在王爵之下，逐渐形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后来又增加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神使、主将、佐将等官职，其级别似在王爵之下，义爵之上。到了晚期，封王日多，竟达2700余名。这些王没有专名，统称列王。

太平天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地方政权，实际由当地的军事统帅负责掌管。如安徽省先后由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英王陈玉成等掌管，各王府就是政权办事机构。郡，相当于旧制的府，设总制。县设监军。总制和监军原则上由中央直接任命，一般由太平军中级军官担任。他们有武装守卫地方之责，所以又叫“守土官”。

县以下设各级“乡官”，形成严密的政治组织。原则上，每5家立伍长，25家立一两司马，100家立一百长，500家立一旅长，2500家立一师帅，12500家立一军帅。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由本乡人担任。各级乡官产生的办法在《天朝田亩制度》中都有详细的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执行。乡官的产生有本人自荐的，有以进贡被任的，有“众姓所共推”的，较多的是通过地方举荐产生。

因战事频繁，军需紧急，为了征集田赋杂物，太平天国也委派一些地主分子出任乡官，“凡有赋役不完结者，都责在他身上”。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乡官既保证了粮食军需的供应，又组织乡兵维持了地方治安。

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司法和行政官员合一的制度。民间诉讼均由各地乡官和郡县行政长官审理。自师帅至两司马皆设公堂刑具，另设典执法为刑罚执行官。太平天国的诉讼程序，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详细规定：凡有诉讼，“两造赴两司马，两司马听其曲直；不息，则两司马絜两造赴卒长，卒长听其曲直；不息，则卒长尚其事于旅帅、师帅、典执法及军帅；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成狱辞，军帅又必尚其事于监军，监军次详总制、将军、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命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详核其事，无出入，然后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直启天王主断。

天王乃降旨主断，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军师遵旨取决”。在具体执行中，虽未完全按上述规定执行，但是各地乡官审理案件都要“申详监军批示”，贴告示于衙前才能结案。据清朝当局记载，浙江双林镇，两年之间“所杀可百人，皆凶恶之著名者，颇不冤滥”。在某些方面，太平天国也出现过严刑峻法的弊病，特别在信仰拜上帝和革除社会恶习、提倡新的衣冠服饰方面操之过急，刑罚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