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是1856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发生的一次公开的分裂。

1851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建制”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一人身上。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加上东王多次假托“天父下凡”传令，令天王也要听从东王命令。

在定都天京后，东王与其他诸王的关系日趋紧张。北王曾因下属犯错而被东王下令杖打，北王的亲戚因为跟东王的亲戚发生财产争执而激怒东王，东王叫北王议罪，北王就说把那人五马分尸。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因公事开罪东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职，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纲及另一高官陈承瑢被东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假装“天父下凡”的东王以杖刑威吓。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

过了不久，东王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东王以西线紧急为由，调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赴前线督师，只剩下天王和东王留在天京。

陈承瑢后来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9月4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天京，当夜在城外与燕王秦日纲会合，陈承瑢开城门接应。众军在凌晨突袭东王府，东王被杀，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众多东王部属在弃械后被杀，平民也不能幸免，随后血洗南京城，约2万余人被屠杀。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会晤北王韦昌辉，责备滥杀之事，不欢而散，连夜匆忙缒城逃出城外。北王未能捉拿翼王，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翼王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翼王，北王在势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效忠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最终北王韦昌辉于11月2日被杀，其首级被函送安徽石达开营中验收，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天京事变告一段落。

后来天王撤销了杨秀清的图谋篡位罪名，将杨之死忌定为“东王升天节”。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内人心开始涣散，军事形势逆转，清军陆续在各战场得胜，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大为缩小，即使后来太平军攻下江浙一带，形势上一直处于下风。

北王韦昌辉死后，翼王石达开执政，天王洪秀全开始重用其兄弟以牵制石达开，激石达开在1857年带领大军出走，更令太平天国雪上加霜。

太平天国初期由军师主政的政制，在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已名存实亡。后期的太平天国，天王虽然掌握了实权，然而当时的政府架构颇为混乱，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天京事变并未损伤太平天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上。但是，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损失才是最严重的，天京事变的恶果不是军事兵力的锐减和战斗力的下降，也不是土地的丧失，而是神话宗教体系的崩溃。

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萁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其中“煮豆燃萁”是指天京事变。

史学界关于天京内讧的起因有逼封万岁说（包括无诏擅杀说）、告密说（包括陷害说）、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自居万岁说五种说法，除了传统的“逼封万岁说”外，“密告说”是另一个受到不少史学家支持的说法。

“告密”说的支持者认为，“逼封万岁”说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各种私人笔记，其原始叙述无不错谬百出，大乖情理，更像以讹传讹的市井传闻，政治谣言，而“告密说”在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更为合理。对于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一事是否经过密议，洪秀全是否向诸王颁发诛杨密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从诛杨一事事发突然且进展顺利来看，诛杀杨秀清是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分工的，洪秀全在事前也绝不会不知道此事。因此诛杀杨秀清，至少是经过洪秀全默许的。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支持告密说的史学家认为，“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清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讧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告密说”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