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或《西夏法典》，共二十卷，1460条，约20余万字，内容参照唐、宋律书，又反映西夏民族特点。西夏文撰写。现存本略有残缺，其中基本完整的有九卷，残失一部分的有十卷，第十六卷全部亡失。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体例是：每卷包括若干门，全书共150门，每门分若干条，全书共1463条。例如第二卷有9门，即八议、亲节、罪情与官品当、贪状罪法、老幼重病减罪、不奏判断、黥法、杀牛骆驼马、戴铁枷，分50条。每条顶格第一字皆为西夏文“一”字，第二行以后则降格书写。若一条中又分若干小条，则每一小条的第一行降格书写，第二行以后则再降格，而大条的第二行亦再降格。若小条下面再分若干小款，则依上述格式类推，依次降格。这种书写格式，层次分明，一目了然，便于容纳法律中多种情况，多种层次的内容，很接近于近现代法律条文格式。

（图册资料来源）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唐律、《宋刑统》一样，是一部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诉讼法等各部门法“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吸收了唐、宋王朝法典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十恶”、“八议”、“五刑”的基本内容，更主要的是吸收《宋刑统》的内容。如宋代为避赵匡胤艺祖讳改“大不敬”为“大不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也作“大不恭”。同时结合西夏社会的具体情况增设许多唐、宋律中所没有的条文，比唐、宋律规定更加细密，更加充实。例如，卷二设黥法门、戴铁枷门；卷三设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卷四设敌动门；卷五设官披甲马门；卷六设番人叛逃门、邪行门、行职门、妄派门、杀葬赌门;卷八设夺妻门、侵凌妻门；卷九设宣誓门；卷十设司序行文门、遣边司局分门等。特别是有关牲畜管理、军事制度、行政机构的设立及管理体制等内容比较突出，反映了西夏的民族特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律、令、格、式统一编入其中，没有注释，没有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书首有《颁律表》八行，论述了有关《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修订、定名、雕印、敕准颁行的经过。《颁律表》中明确指出旧律有“不明疑凝”处，故而要加以修订。可知西夏此次修订律令是为了使律令更加明晰，便于贯彻实行。《颁律表》后载有纂定者19人的职称和人名。为首的是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他应是此次修律的主持者。其余参加纂修的有中书、枢密院的宰辅要员、中兴府、殿前司、阁门司等司职的重要官员，阵容十分强大，可见西夏王朝对这次修律的重视。

公元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西夏故地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后运到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这批文献除大量佛经外，有相当数量的文学、辞书、法律和汉文经典译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消息是1932年首次公诸于世的。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刊载了由前苏联著名西夏学专家聂斯克初步整理拣选后提供的《西夏书籍目录》，其中最后一种即为此书，当时译为《天盛改良新定法令》。中国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教授在同刊《西夏文书目译释》中译为《天盛年变更定戒教》。由此可见，聂斯克是圣彼得堡所藏西夏文献中第一个发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人，经过了三十多年，至1963年，在前苏联戈尔巴切娃和克恰诺夫编定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中，首次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作了详细的整理，按原书顺序排好卷次、页码，对各编号的页面尺寸、行、字数、保存情况等作了详细的描述。自60年代起克恰诺夫教授即致力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译释和研究，1987～1989年，克恰诺夫教授的四卷本巨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先后出版，刊布了全部影印件，引起了中国西夏学者的高度重视。宁夏学者把当时克恰诺夫刚刚发表的第二卷，即《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1～7卷的俄译文移译为汉文，198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订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一书。1989年由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以及聂鸿音组成了译释和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课题组，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释工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文及西夏文影印件收入刘海年、杨一凡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已于1994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研究西夏法律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继宋王朝公开印行的《宋刑统》之后，又一次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西夏文木刻本，为蝴蝶装，每页上下单栏，左右双框，中有版口，是现存最早的刻本印刷书籍之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丰富的内容，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西夏法制史的珍贵材料，而且也为研究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军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