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是一种唯物主义天道观，天变不足畏，是“三不足”中的一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封建社会，天命论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它不仅是封建士大夫的一般宇宙观，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北宋熙宁年间的反变法派，以天命论为依据，反对变法。如御史吕诲曰：方今天灾屡见，若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宁之理。反对派的说法影响到神宗。王安石则在整个熙宁变法期间，一直强调修人事。例：熙宁七年（1074）夏四月，神宗以久旱不雨，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王安石说神宗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从上述重人事的角度来看，安石是具有“天变不足畏”思想的。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认为，不畏天变并不是说人道、人事彼此没有关系，人们可以对天变不在乎，而只是说，天变不是政治行为所造成的，对天变本身要认真对待，修人事以消除天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天变亦要畏惧，不畏惧是不对的。

“也不能说王安石完全不相信天命，或者说，明确地主张‘天变不足畏’。他有时也相信天命，他常以‘畏天变’来称誉神宗，固然是应时之词，但他有时也径直劝神宗祈天永命……这说明王安石思想的矛盾，身为辅宰大臣，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天命论这种思想的影响。”（张祥浩、魏福明著《王安石评传》）

关于“三不足说”的出处，仍有争议。

大陆论及王安石变法者，大多都以为熙宁时期流行的“三不足说”是由王安石发表，或最能体现王安石勇于革新的精神。邓广铭先生认为“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尽管王安石从来不曾向宋神宗提出过这样的‘三不足’语句，但这三句话之为王安石亲口所说，却是绝无可疑的。他自己倘若不曾说过，司马光是撰造不出如此富有开创和革新意义的话语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对此，台湾地区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林天尉在《考“三不足说”之伪，析杨升庵之偏》一文中对邓广铭先生的看法提出批评，并考论说“所谓‘三不足说’，其初意是范论神宗与王安石对新法推行时之坚决意志，司马光主持策论时，用作命题，目的是在试探民意，亦可能是拟制造反对的舆论，故即使神宗命‘别出试题’，而司马文正公家传集仍录之，结果，神宗不满，司马光因此求外放（并非求去），乃至邵伯温著闻见录，为维护司马光创‘三不足说’，以造成王安石的狂妄形象，李焘录文，后世史家沿袭之。”（原刊于《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后收入《宋代史事质疑》易名为《为王安石辩诬二事》，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3年，黄复山著文《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辨》又对林天尉先生的考伪再考辨，以为林天尉一文“言及三不足之肇始。于邓广铭《王安石》所论之‘三不足’多所批驳，惟引据之资料不出常人所见，是以未知‘三不足’之流行，即断曰‘李焘之言不足说是采自邵伯温’，而邵伯温本‘为君者讳’，遂强指为王安石……此类缺失，皆使其为王安石辨白之结论立足不稳。”于是黄复出揆注史实用约30000字左右的篇幅详考“三不足说”的形成与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