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在阐发社会政治理想时明确提出的概念。体现了儒家所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念，指世界上所有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平共处，没有差异、没有战争，强调超越种族、国界和文化差异，以达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团结。

“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是表征地理空间、文化心理、秩序理念的有机体。作为一个地理词汇，“天下”指天空下的一切存在物。

“天下”作为先哲对客观世界的感性体验和直观想象，既指“天圆地方”的空间场域，又将“天圆地方”作为天下秩序的基本框架，即“天人一体”的空间秩序。因为有“人”的参与而贯通“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形成涵盖自然界与人化自然在内的所有“世界”。“人居其一焉”，是因为赋予天地以人的意志和情感，并通过“天人感应”来建构生活世界的意义合法性。由此引申来的“中国”概念，同样兼具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即通过对“中原之国”的形象感知，以“中道”思维建构起“大一统”的邦国秩序。与“中国”概念一样，“天下”在“共存”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在“共荣”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在“共赢”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它作为人与万物共在的场域，既是与四方合一的物理空间，也是人文与地理相交汇的意义空间。

“天下”具有本体意义的统领性，构成“天人一体”的价值基础。古人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法则，“天下”因此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统领性。“天人一体”既是“以人观天”与“以天观人”的双向认知，又是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双向建构。“观乎天文”的“自然主义”最终落实到“观乎人文”的“人本主义”之上。“天下”因此而意指居于天地场域间的“所有人”，是“家”与“国”一体意义上的“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亲亲”组织，是血缘性的自组织秩序。“国”是基于“家”的血缘关系延展和扩充后形成的泛家族组织，是宗法性的群体性秩序。家族是按照血缘和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基本单元，国家是家族的扩展和聚合，而“天下”是经由“家”——“国”的无限扩充而构成的共同体，是由“天道”所灌注的“文化和制度的世界”。正是基于“天下”的意义支撑，形成“家国同构”的秩序理念和“修齐治平”的建构理路。

“天下”基于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而具有秩序统一性。“天下”具有终极关怀和最高目的的意义统一性。《易经》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观乎天文”在于“观乎人文”，止于“以化成天下”。“天下”是秩序的总依据，作为世界的制度结构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多维度对象化关系的社会存在物。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敞显和确证其本质力量，也只有在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上来建构天下秩序的统一性。基于这一逻辑的“天下观”，在国家关系上体现为“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在社会关系上体现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人际关系上体现为“仁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下”由此作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在本体上形成一个“天人一体”的秩序理念，旨在建构以“意义”统领“秩序”的人类社会有机体。

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现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人之为人，成于“能群”，基于“秩序”，在于“意义”。先哲荀子在《荀子·利论》中阐释了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起源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必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长，是礼之所起也。”跳出“争则乱，乱则穷”的利益冲突和秩序怪圈，就不得不回到人的现实性上，在利益诉求与秩序保障之间建构起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611年以前），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

“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小国寡民”的理想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在西汉中叶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

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危机、失业等现象有所批评，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康有为的现实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而对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愿立即实行，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大同书》）。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选集》）。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从“天下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自觉建构，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在全球化时代，探析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图式，可为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恶。然而，民族接触的初期还常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开建立共同的价值就不远了。的确，“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古代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正如费老所言，这是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学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例如，全球化是统一于单一的西方模式，还是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全球化是用军事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霸权征服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全球化对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包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最早追寻与赋予。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点：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和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原则。

二是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从内涵还是到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魂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们应特别关注并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象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