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日本近代作家，毕业于东京大学英文科。

1867年（庆应三年）2月9日，夏目漱石出生。夏目家在江户地方有庞大势力，金之助身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双亲并不希望这位幺儿的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意；其母在他十五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这些遭遇相信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1874年，七岁，入浅草寿町的户田学校。夏目自幼喜欢汉学，14岁开始学习中国古籍，少年时曾立志以汉文出世。

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与同学——后来的俳句运动倡导者正冈子规结为挚友，22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就在这年，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其典故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

1890年，23岁的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成绩斐然。青年时期的他接受了汉文学所蕴含的道德观念、英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俳谐文学中的文人趣味和美学观点的影响，大学期间已不时发表学术论文，从事俳句写作。

1893年，大学毕业的他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两年后辞职到四国岛松山市中学任教，次年转入九州岛熊本市第五高等学校任英语教师。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到33岁，在熊本市定居了4年又3个月。在这4年里，夏目漱石搬了6次家。对夏目漱石来说，熊本的这座故居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1899年4月，他于《杜鹃》杂志上发表《英国文人与新闻杂志》一文。5月，他的长女笔子诞生于此。8月，他于《杜鹃》杂志发表《评小说》一文。此时，夏目漱石才刚刚32岁。文学才华已势不可挡。

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留学时期，夏目漱石体认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强国势，这使夏目漱石赖以生存的理想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不足，妻子又因怀孕而极少来信，他的神经衰弱因此更为加剧，一直到回国后他始终为神经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专注于写作。

1903年，返回日本，任第一高等学校英语教授和东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并常给《杜鹃》杂志撰写俳句、杂文类稿子。回到东京后不久升任教授。

1905年，38岁时在（杜鹃）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我是猫》，备受好评，应读者要求而一再连载。深受鼓舞的夏目漱石因而有了创作的力量，此后10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之后被神经衰弱之旧疾折磨得相当痛苦。

1911年，夏目漱石曾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

1915年11月，经由林原耕三的引荐，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人入漱石门下。

1916年，因罹患糖尿病接受治疗，同年12月9日因大量内出血去世，葬于杂司谷墓地。夏目漱石死后将他的脑和胃捐赠给东京帝大的医学部，他的脑至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

纵观漱石一生的创作，会发现他一直关心社会现实，认真思索人生，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风格朴实、幽默，结构巧妙，多样，描写生动、感人，语言朴素、细腻，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在他进行创作时，日本文坛上的浪漫主义高潮已经过去，自然主义派正处于隆盛阶段，大有垄断一切之势。此外还有唯美主义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创作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他不肯附和自然主义派，决心按照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针对自然主义者以为事实的再现即文学的观点，他主张文学不应该是实际生活的照片，而必须是有意识地虚构出来的“仿造品”，因为只有通过虚构才能产生超过“事实”的“真实”。因此，他的处女作《我是猫》一问世就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攻击，被斥为庸俗无聊的作品，此后他的作品也不断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指责。漱石虽然被一些人称为“余裕派”、“高蹈派”，可是这些称呼并不能正确表现他的创作的实质，最多只能表现他的创作的一个方面，并且不是主要方面。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义勃兴时期步入文坛的。但是，他的文学观与自然主义截然相异，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他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将自然与人生作为一幅写生画来描绘，逐渐发展为“有余裕的文学”，又称“低徊趣味”小说，这是1908年夏目漱石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作的序中的造语。他的创作正是从“低徊趣味”小说《我是猫》开始的。夏目漱石的早期创作受两种思想的支配，即同现实抗争和逃避这种抗争。当“这种抗争和冲突直接流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写成了《哥儿》、《疾风》等贯串着主观反抗的作品，当他要逃避这种抗争和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了像《旅宿》、《伦敦塔》那样浪漫主义的小说。”当然，前者始终是夏目漱石创作的主流，而后者则仅仅是主流中的一个短暂的、细小的回游。

在第二时期的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爱情三部曲”。这三部作品虽然写的是爱情故事，但其意义决不限于爱情范畴，作者所要表现的，实际上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问题，描写他们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斗争的状况，其中不乏对明治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被称为“后爱情三部曲”的（春分之后）（1912）、《行人》（1913）、《心》（1914）都是以知识分子的恋爱为题材，其主题都是揭示由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酿出的悲剧。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思想内容方面，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须永、一郎和“先生”都是由于在爱情上遭到挫折和失败而导致孤独和痛苦的人物，他们的悲剧正是人性深处的利己主义和妒忌心理诱发的必然结果，从而在客观上宣告了明治维新以来由西方文化催生的资产阶级道德的破产。在艺术形式上，三部作品的结构都是用几个短篇连缀起来的：《春分之后》为六个短篇，《行人》为四个短篇，《心》为三个短篇，并且都有一个讲故事的人登场。

夏目漱石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无一不触及到日本明治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庸俗、丑恶现象，以及日本“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对利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他的作品贴近现实，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描写他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更秉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和道义个人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夏目漱石的作品继承了日本“徘谐”文学的传统，吸取了民间文学“落语”的有益成分，具有幽默、风趣的特点。在创作风格上，他是“余裕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旁观者的余裕心情来品味人生，从中产生回味绵长的趣味。他在一系列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中，将“余裕派”的低徊趣味与近代小说中的恋爱心理巧妙地裸合在一起，清晰地凸起了漱石文学独具一格的特色。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学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确，丰富多彩，富有表现力，常常把雅语、俗语、汉语、西语等混融于作品之中，成为叙述故事情节，刻划人物形象，描绘内心世界，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个黑暗现实（主要是国内形势）形成一种重压，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面临这种形势，他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识产生种种矛盾，创作过程产生种种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但总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会的内容大大减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批判人们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则成为漱石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如果说他的前期作品在社会批判的大胆和尖锐方面超出同时代一般作品水准的话，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细致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时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毕生创作汉文诗两百首余，还用中文写作了《正成论》（1878）、《观菊花人偶记》（1885）和《木屑录》（1889）等汉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对用汉语写作汉诗文的热衷和喜爱可视为之肇始，这在漱石很多的谈话录中可见端倪。1906年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予之爱读书》，和发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学获裨益之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当时文坛趋之若鹜的赖山阳（1780-1832）的汉诗“因铺陈繁冗而感到厌恶”，独独倾倒于被人所不齿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汉文，并在小说《草枕》中假借和尚与老人的对话表达了“徂徕比山阳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与力导汉诗日本化而流于粗率露骨的赖山阳相比，更偏爱倡导直接使用汉语训读诗文、抛弃朱子学带给汉诗其本身的束缚与桎梏的徂徕，足见夏目漱石对汉诗文的热爱之情。

漱石在日本享有盛名，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中小学选他的作品为教材，所以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文学史家公认他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的还将他和森鸥外并列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位巨匠。日本发行的千元钞票票面上决定采用他的头像作为标志，对于一个日本作家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漱石也是最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世界几种主要语言都翻译了他的作品，有的甚至翻译出版了他的全部创作。漱石也是中国人民最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在解放以前就介绍到中国来了。《鲁迅全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的两篇小品文的译文，即《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这本书的附录中写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日本《朝日新闻》曾评选揭晓了一千年以来最受欢迎的50名日本文学家，在两万多张选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位居榜首。

夏目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树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夏目漱石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以他具有鲜明个性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作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叠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精确细微的描写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

鲁迅先生说：“夏目漱石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夏目漱石早期的思想是“自己本位”，在这一思想的建立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借鉴了西方近代哲学、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东方儒家思想是“自己本位”的根本，西方近代哲学是其方法论。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夏目漱石一开始就讲明，他的这种“自己本位”绝对不是那种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具备“公平”与正义的发展自我个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不能因此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发展个性、追求幸福的权力。在最后他又声明，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决非俗人所想的那种危及国家、危及他人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道义”之上的个人主义，是以尊重他人存在为前提的。他自己把这种“自己本位”思想的特点归纳为三条：（1）欲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2）欲想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必须懂得伴随这种权力的义务；（3）欲想显示自己的金钱的力量，必须重视伴随金钱力量的责任。同时，他又警告年轻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伦理修养”作基础，那么他没有发展个性的必要，也没有行使金权的价值。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义与禅宗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在广泛学习和模仿西欧的明治时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旨在呼吁日本作家创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

另外，在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的理论构筑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论证方法是西方经验论哲学以及心理学理论，思想的基础却是汉学中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这一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书中运用的主要的西方理论有：斯潘塞的经验论哲学、T·A·里博的情绪心理学、罗伊德·摩根的比较心理学、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等。他在论述艺术家的创作态度以及理想时，利用了心理学上的“物我”两分的方法，把“物”三分为自然、人、超感觉的世界，把“我”的精神作用三分为“知、情、意”，并进一步将其分为“真、善、美、庄严”4类。

在论述第4种精神作用时，认为“意志”与“意志的实践”（在这里指道德）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基于儒家道德的文艺家的理想——“庄严”，因为这是夏目漱石论述的重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夏目漱石思想的真实面目。他说，这种“壮”理想在与“为国、为道、为人”的道义的理想结合后，就能引发一种“特别高尚的情操”，即所谓的英雄主义，而“到达真正的英雄主义，就能产生一种极其壮烈的情感”，尔后他惋惜地说：“在文艺家当中，以此种情绪为理想者，在当代几乎没有”。从他的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漱石文学中的那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伦理道德修养的人物形象了。

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夏目漱石毕生对汉文学钟爱有加，直至修善寺大患，在临终之前仍有汉诗留世。由此可见汉诗文在夏目漱石一生中的重要地位。夏目漱石是伟大的小说家、俳人，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曾亲历英国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亦屡屡在文著中彰显其卓越的汉文修养。崇尚与谢芜村俳句中的江户情调，耳濡目染荻生徂徕的“汉化”之精髓，出生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学习西方之大背景下，响应国家的号召引进西学，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这对于自幼熟知唐宋诗文的夏目漱石无疑是矛盾的。这点亦可从夏目漱石的汉诗文中窥得一清二楚。

在学生时代，夏目漱石创作汉诗38首，未成诗1首，汉文6篇，是为第一个时期。初期的漱石爱读汉诗，倾倒于汉文古籍的修养，在此时期汉文写就《木屑录》中甚至言及“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句而始成……遂欲以文立身”。由此可见，夏目漱石早期的汉诗文创作主要着眼于所接受的唐宋诗文的化用，还停留在题物、咏史、送别、访旧和赠友等生活层面。第二个时期创作汉诗19首，未有汉文传世。1892年5月，二十五岁的漱石成为东京专门学校的讲师，并撰写东洋哲学方面的论文《老子的哲学》，倡导平等主义。期间因患神经衰弱，开始有厌世倾向。纵观这一时期的诗作，大都是悟道、参禅、淡泊功名之作，诗中“禅”“道”“白云”的字眼屡次出现。在日本学界，夏目漱石汉诗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日本的学者们注重实证与资料，以其良好的感受力对夏目漱石汉诗文展开细节雕琢，但由于大多从作品本身或者寻找诗文本源的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陶渊明），局限于某一角度铺陈冗叙，很大程度上就制约了其思维视域的深度与广度。

夏目漱石由于有汉文学、英文学这样的东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不局限于任何一种似乎既定的文学概念，能够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由此，夏目漱石才的确称得上日本近代文学史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