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 1723年
进士，历任陕、湘、苏等省
巡抚及两广、
两湖总督。是广西官位最高、历官省份最多的一代清官名臣。其在从政之余，编辑了旨在教化民众的《五种遗规》，因《五种遗规》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故历代都大加推广，影响深远。《
在官法戒录》，法者效法也，戒者禁止也。是书首为
乾隆八年 1743年 陈宏谋序一通，记述了编辑此书的目的：“余听政之暇，采集书传所载吏胥之事，各缀论断，广为分布，以代文告。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观是录者善恶荣辱由己，何去何从必有观感而兴起矣”。是书卷一为总论，所辑史上名人对吏治的精辟论述；卷二卷三为法录上下，所举历史上的清流名臣事迹，从汉相萧何到本朝小吏
朱瑾，以为官者效法；卷四为戒录，记录从汉酷吏
张汤至前朝贪官卢纟宏的种种不法行径。以为官者戒。现今提倡“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
和谐社会亦应当以吏治为基础。所以此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亦应当或“法”或“戒”之。
天下之人，无过善、不善之两途。而人之慕乎善而远不善也，则不外于
法戒之两念。予有四种遗规之刻，盖冀天下人无男女、少长、
贵贱、贤愚，均有所观感兴起。见善者而以为法，见不善者而以为戒也。云尔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势所不能，无而又关系民生之利害，
吏治之清浊，不可以无化诲者则官府之
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属，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廪藏者，即今之库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为徒之什长。徒即今之
隶卒也。是为庶人在官其禄同于下士，其田在远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读法书，其孝友睦婣得与于乡举里选之列故当时僚隶舆台之守法循分，岂惟风俗之醇，抑上之人教养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诗书，人以吏为师。汉制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许为吏。当时刻史守相自辟，其属恒求其贤者。以为吏而进达之。而吏亦皆朿身自好，以蕲不负上之知。故一时名，公巨卿起家掾吏者，不可胜纪。
两汉吏治最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
魏晋而后，流品遂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吏始不得与清流之班。沿及
隋唐以降，科贡之势重，而吏之选益轻矣。然国家设官置吏，官暂而吏久也，官少而吏众也，官之去乡国常数千里，簿书钱谷或非专长。风土好尚，或多未习，而吏则习熟而谙练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与夫缮发文移稽查勾摄之务，有非官所能为，而不能不资于吏者。则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吏之为责，不亦重乎？而为吏胥者类，皆有机变之才智，不能安于
畎亩耕凿之朴，以来役于官。因盘踞其间子弟亲戚转相承授，
作奸犯科相习熟为固然，而不知礼义之可贵，为官者亦多方防闲之摧辱之。几若猛兽搏噬之不可驯扰。夫防之愈严，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爱之意愈微。将嚣然丧其廉耻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
国计民生于焉交困而贪昧陋劣之员受其牢笼牵鼻沦胥以败也。又不足言矣。昔
刘晏以吏人不可用，谓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我国家立贤无方，
吏员一途咸有进身之阶。惟其才之所宜，未尝限其所至，则固有
荣进之可期矣。即或不尽荣进而其爱一时之小利，必不如其爱身家子孙之大利。更不如其畏
身家子孙之奇祸。今试语人以于公治狱之
阴德，而子孙驷马高车充溢门闾，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语以
王温舒舞文巧诋奸利受财，而鼻至于五族，未有不悚然易虑者也。特无以提醒之迁善远罪之良心，无缘而动耳上以君子长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读书识字，粗知
义理，习典故明利害，视田野之愚氓，闺门之妇孺。其化诲当更易易为官者，方日资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顾视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诲之听其日习于匪僻于心何安，而于事又宁有济乎？余于听政之暇，采辑书传所载吏胥之事，各缀论断，裒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录，广为分布，以代文告，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观是录者，善恶灿陈，荣辱由巳。何去何从，必有观感而兴起者矣。
《在官法戒录》自清乾隆八年 1743年 辑成后，世多传刻。其中版本最精者是
歙县洪芹野
道光三十年 1850年 刊本。同年洪氏转任淮北盐运使，卒于任上，故是书鲜有印行。咸同间，
太平天国运动，大江南北书籍毁于兵燹者众。洪氏书版亦损失过半。在太平天国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同治五年 1866年 ，程尚斋得洪氏余版汇同
曾国藩主持的
金陵书局补刊，于
同治七年 1868年 付梓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