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渊（1910年4月7日—2012年1月18日），陕西安定（今子长）人。辅仁大学肄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镇原、定边县委书记，三边、咸阳专区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云南省副省长，湖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志渊同志1910年4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子长县，1927年追随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前辈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回到陕北，担任共产党在陕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秀延县政府秘书长。此后，吴志渊同志历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三边地区专员、咸阳地区专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习仲勋、马文瑞、闫红彦等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在陕西、云南、湖南省工作，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书记；云南省委常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第五届、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定居长沙，1996年3月中央批准享受省长级待遇。吴志渊同志在85岁高龄时完成出版了40余万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迄今第一本专门论述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著作”。

1927-1949年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任校学生会主席，因对“立三路线”提出不同看法，受到错误处分，后得到党组织纠正；

1931年入北平宏达学院，次年考入辅仁大学，在此期间，与在北平的陕北红军领导人谢子长、阎红彦等关系密切；

1934年回到陕北根据地安定革命委员会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任秘书；

1935年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36年春任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同年冬入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任甘泉抗日救国会主任；

1938年夏担任镇原县委书记；

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3年任定边县政府县长、县委书记；

1945年任三边专区、咸阳专区专员；

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

1950-1985年

1950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

1955年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政府副市长、党组书记；

1960年调任云南省委常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任云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入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1980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5年6月卸任。

1985-2012年

1992年6月离休。

他离开工作岗位后，用五年时间，走访陕西、江西等省市，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撰著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1996年被聘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

投身革命

吴志渊，是大革命时期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革命先辈之一，当年那片贫瘠艰苦、缺水缺粮、硝烟弥漫的陕甘宁地区，到处有他奔走呼号、觉醒激进的革命声音，到处有他舍生取义、卓绝奋斗的革命身影。

吴志渊，原名吴居第，1910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马家砭乡的一个富农家庭。吴志渊从小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早在家乡清涧高等小学学习期间，就参加了诸如“剪长辫、放小脚”等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当时的广大青年学生较早地受到党的培养教育，接受了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当时的陕北学生运动，以绥德四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为中心，在各县组织学生会，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开展学生运动。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清涧高小学校的吴志渊和郝鹤鸣等人受组织委派与绥德四师的学生一起到怀宁湾等当地的集镇上做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

1927年2月，吴志渊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据吴志渊八十年代在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黄志平回忆，离休后吴志渊与他的战友、老乡贺晋年某次在聊起当年入党的情景时，两人不禁开怀大笑。原来，两人是同一批加入党组织的，彼此描述的入党时间入党地点完全相符：在匿名人的通知下，在一孔昏暗的窑洞里宣誓，里面有多少人是哪些人他们无从知晓。

那个时候的绥德四师，是出青年党员的阵地，那里的学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陕北各级学校，扩展成更广泛的党的阵营，难怪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惊呼绥德四师是“炸弹”了。1927年吴志渊就读绥德四师。1930年任该校学生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四师学生游行示威、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因对当时党组织执行“立三路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曾受到错误处分。

1931年，吴志渊赴北平(今北京)宏达学院学习，次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就读。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吴志渊于1934年回到陕北安定县西区的革命根据地，担任党在陕北的第一个政权机构——秀延县政府(后改为赤源县苏维埃政府)秘书。

1936年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谈话后，任命吴志渊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同年经组织调动，到西北抗日救国会担任主任，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的，由宋庆龄、鲁迅、蔡廷锴、毛泽东等任名誉主席。1936年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1938年担任中共镇原县委书记。1940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历任定边县委书记兼县长、三边地区专员、咸阳地区专员等职。

廉洁奉公

新中国成立后，吴志渊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政府党组书记。在西安工作的十年中，吴志渊为新中国修建了西北第一条重要铁路，也为西安市的农业和社会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吴志渊一生对工作严谨，为人耿直，清正廉明。一次，家里没有煤气了，秘书要去灌气，可吴志渊不同意，说“这不是你的事，你不要管。”他还时常跟身边的人员讲彭德怀的故事，说彭如何如何勤俭节约，如何如何公正廉洁。

1959年，吴志渊同志调任云南主抓边疆少数民族和统战工作，二十年间饱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始终坚持革命信仰，为云南边境的安定，各族人民团结和生活改善兢业奉献。

“文革”中，吴志渊受到了严重冲击，被赶到离家三百公里以外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心同时遭受着摧残。据他的大儿子吴又欣回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父亲一年到头都是一身棉袄，以至于棉袄里外都是油光光的。因为长年积劳压抑，母亲史次锋于1976年病逝，时年59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志渊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调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论在云南还是在湖南，吴志渊仍然是一丝不苟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慈父严教

吴家有七个孩子，吴必理、吴晓峰、吴晓愉、吴又欣、吴继欣、吴晓忠、吴玲玲。二女儿吴晓峰曾经是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现已离休。如今儿女们又有了儿女，子孙四代分别居住在云南、北京、甘肃、陕西、广东等六个省份，虽一家子难得聚在一块儿，但亲情谁也不曾减淡。

二儿子吴继欣说，父亲一直就像个领导，对待他们也很严格。每逢家庭会议，父亲必然会把“听党的话，跟党走”这类话作为开场白。吴继欣记忆中，在他很小的时候，哥哥姐姐们被父亲关在阁楼上背书，小点的弟妹在楼下嘻嘻哈哈地玩耍，看见楼下的玩耍，楼上的想得牙痒痒也没用。只要父亲在窗口一探头，楼下的小家伙们必定一哄而散。

父亲对儿女们管教很严，但儿女们也非常懂事，姐弟们的学习都很不错，没让父母操过很多心。受父母亲的影响，他们自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说他们不像高干子弟，没有纨绔子弟飞扬跋扈的作风和气派。

吴志渊对家乡人民一往情深。90年代听说家乡还没用上电灯，便捐款接通电网。

近年来，吴志渊虽然年事已高，但始终认为，国运兴衰在于教育，孜孜不倦地关怀着年轻一代的成长。1982年，他为家乡子长县马家砭乡刘家坪小学的建设欣然捐款，并带动了当地兴师重教的风气。后来，他又捐出省吃俭用存下的5万元，在刘家坪学校设立奖学金，以实际行动来努力振兴陕北人民的教育事业。

现在，吴老对人间的恩怨已没有记忆，却对组织、对家乡念念不忘;对子女已经印象模糊，却能写字、认字，用书写与人交流。在儿女们的眼中他们的父亲就是个奇人。

晚年活动

　拿钱资助贫困孩子上学

吴志渊老人对教育事业特别重视。从1981年开始至今，他先后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拿出数万元资助十几个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早在1982年时，他将当时家里仅有的5000元捐给家乡刘家坪小学，一时传为佳话，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兴教重教的风气。后来，他又捐出省吃俭用存下的5万元，在刘家坪小学设立奖学金，以鼓励孩子们勤奋学习。对湖南的教育事业他同样倾注了心血，多年兼任着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

吴志渊老人的子女同样引人注目。他们中有担任过甘肃省原军区司令员的军人，亦有当过广州市委领导的干部……吴老共育有4个女儿3个儿子，儿女们分散在陕西、广东、云南等地工作。

据熟悉吴老家庭情况的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离退休人员第一党支部书记杨绍根介绍，吴志渊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1985年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会议，早到会场，积极发言，支部组织的每一次募捐活动，他总是带头捐款捐物。

呕心立著

1985年离开工作岗位后，吴志渊全心投入到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研究中。为此，他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用了5年时间，走访了新疆、陕西、江西等十多个省市，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以自己的亲历为主线，写出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该书于1991年建党70周年前夕出版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评价是“迄今为止第一本全面论述西北根据地历史地位的重要史料。”1996年，吴志渊还被聘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

说起吴志渊著书立说的由来，还得从一个故事说起。1986年，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吴志渊偶然看到湖南日报上登出的一则报道，说的是某某领导某某领导出席了仪式。当时他就叫来他的秘书指着报上的消息说，“当年我是林老的直接部下，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此时正当毛致用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听到吴老这么一说，毛致用立马想了个补救措施，前来征求吴志渊的意见，“这会议呢都开过了，您看是不是能以老部下的名义写个回忆录。”吴志渊一听这话，乐了。自己当年是扎根于陕北的，对西北革命的情况有很多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当即就同意了这个提议，“写就写吧。”

于是，他找来了当时还在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黄志平。黄志平听说吴老要他协助写回忆录，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不就是篇回忆录嘛，这还不简单。”谁知，在商量如何下笔的过程中，吴老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回忆录要写就得写这西北根据地，而这西北根据地的意义实在又太特殊太重要了，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就下不得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思来想去，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岂是一篇小文章能概括的?于是，在经过二人的几天商议之后，吴志渊最后决定，将回忆录改成写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听着吴志渊把回忆录换成了论文题目，黄志平心里直犯嘀咕。这下，小文章变成了大工程，从助手变成了秘书，这倒不说，难就难在主题定的是当代党史，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大禁区啊。要知道这本书里要涉及的人物，皆是当今健在的高层领导。当黄志平把心中的疑虑跟吴老提出时，吴老当时就干脆利落地说：“没问题，就这么写。有什么责任我担!”。

“这本书写出来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不怕，我还能再活五年!”说这话时，吴志渊已经有76岁高龄。

于是，开书单、查史料、找文献、实地调查，他们二人就这样一丝不苟地忙活开了。

为真实、全面地反映西北党组织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为后人能保留下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吴志渊不顾年近八十的高龄，克服了身体上的种种困难，凭借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以革命战斗年代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作风，用了五年时间走访新疆、陕西、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参考了数百种文献论著、回忆材料和访谈记录，做了深入详实的调查研究，采访了薄一波、习仲勋、贺晋年、马文瑞等几十位老同志，终于写出了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该书扼要叙述了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全面阐述了西北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地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陕北13个年头中关于政治、军事、统战、经济、文化、党务等各项方针政策，作了真实的记叙。然而在整个记叙中，却没有一段经历是提到吴志渊自己的，他要求秘书省略了有关他的经历，力求秉持客观真实公正的行文角度。其著述的客观严谨以及他为人的低调，可见一斑。

在吴志渊珍藏的那本新版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末尾，还记录了一段他真实感人的一句话：“没有想到，我能写出这么一本书!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2004年7月14日。”

顽强意志

吴志渊的顽强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80岁和90岁的时候，他两次患癌、两次大手术，91岁又不慎摔成大腿骨折，硬是靠坚强的意志和亲人们的精心护理又站了起来。晚年最折磨他的皮肤瘙痒症使他脾气暴躁，无法安睡，他身边的家人、保姆和工作人员因此没少挨骂。妻子毛兰玉默默无闻地悉心料理给予他极大的感动。当年与吴志渊在延安共过事的同乡牛生祥同志(原湖南省审计厅厅长)都说，没有妻子毛兰玉，吴志渊恐怕活不到现在。

百岁辞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第五届、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享受省长级待遇的离休干部吴志渊，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月18日16时55分在长沙不幸逝世，享年102岁。

吴志渊同志逝世前是湖南省健在的参加革命工作最早、党龄最长的一位同志。他一生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永葆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在长达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吴志渊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奋斗不止。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吴志渊同志的崇高品德、革命情操、优良作风、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大家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