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綍昌(1873-1946),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獧盦,曾居广陵路219号。江苏仪征人,出生在扬州一个官宦之家、善饮,而性又和谐,有五柳之风。卞綍昌工隶书,笔意涵泳,自然妙生,乞书者户限为穿。不但擅长书法,还精于收藏。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6年卒,葬于仪征刘家集塘坝。
卞綍昌(1873-1946),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獧盦,曾居广陵路219号。江苏仪征人,出生在扬州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早年与其兄绪昌于扬州左卫街卞府,从胡慎修学。卞綍昌36岁中优行廪贡生,
南菁书院高材生。他是
卞宝第次子,大排行第十。初娶广东
廉州府知府张丙炎之四女。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娶
张之洞长女张仁准为妻。
捐纳同知,在广东试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调他充任随员,派充日本横滨领事、
长崎正领事官,三年期满,
出使大臣杨枢奏保他为道员,仍留原差,三十三年(1907)二次差满,杨枢以其“保护华侨异常出力”再行保奏。次年二月
农工商部调其在商务司行走,四月督办铁路大臣吕寰调他担任铁路南段总稽查 。卞綍昌在外为使馆官员,在内承办新式企业,得当时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后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卞綍昌善饮,而性又和谐,有五柳之风。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6年卒,葬于仪征刘家集塘坝。
卞綍昌的祖父
卞士云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巡抚,卞綍昌之父
卞宝第官至
福建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扬州诗人
陈含光曾有诗云“两世棨戟遥相望,同时七印何辉煌。”就是当时卞家地位的真实写照。
卞绪昌之子
卞白眉是著名银行家,与
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成亲,生有六个儿子。长子卞彭年(又名卞彭)成为了科学家,次子、三子卞柏年、卞松年为留美化学博士,四子卞万年在医学界享有声望,五子卞凤年曾任中国银行悉尼分行经理,六子卞美年为著名地质学家。除卞彭年之外,卞家父子陆续移居海外。
卞綍昌工隶书,笔意涵泳,自然妙生,乞书者户限为穿。凌绍祖说卞綍昌之汉隶与谭大经之篆书、王景琦之真楷、
卞斌孙之大草堪称“近代扬州书坛四绝”。卞綍昌定例很高,但不要钱,只要近人名作交换。他的收藏甚丰,但经过战乱大多已失散。
南京大学文史家卞孝萱是卞綍昌的从侄,他称卞綍昌为“十太爷”。早年卞綍昌曾对卞孝萱多有奖掖。卞綍昌喜卞孝萱好学,常招卞孝萱至家中闲谈。卞綍昌坐时左腿跷在右腿上,即民间俗称“二郎腿”者,并轻轻晃动。卞孝萱归来即问他的母亲,十太爷此为何意,他母亲说那是官场旧习。十太爷能操官话,即清时之普通话。民国三十四年(1945),卞孝萱与段夫人成婚时书赠之喜联,洒金红纸,隶书,联云“峻节著熊丸成材琢玉,高堂歌燕喜洗手调羹” ,并题跋云:“孝萱贤侄以母太夫人四十寿,与段女士成合卺礼。缅松筠之节,……庆集德门,欢腾合族。爰撰斯联祝贺,用彰义训,藉慰慈闱。报答春晖,感深恩于衣线;絪緼和气,卜吉兆于灯花。乙酉吉日七十三叟猿安卞綍昌隶并跋。” 这是卞孝萱生前最为珍爱的对联,从扬州到北京、南京,一直呵护珍藏,直到搬进港龙园新居仍偶尔悬挂壁间。
卞綍昌与近代书画界联系广泛,他曾与现代海上著名女画家
戈湘岚、海派画家僧陀、民国花鸟画家赵锐、日本著名书画家江上琼山等有交往。
戈湘岚《八骏图》中有卞綍昌题识:八骏图……乙酉(1945)小暑猥叟卞綍昌拜识年七十有三。
戈湘岚《彩章雄姿图》立轴卞綍昌题识:……正朝仁兄雅鉴,时在乙酉十月卞綍昌年七十三题句并隶。僧陀《山水四件》扇面中正面有獧庵钤印;反面有卞綍昌等人的书法作品。日本著名书画家江上琼山绘《洞天一品图》立轴。图上有吴昌硕、
陆恢、
蒲华、
倪田、
黄山寿、胡淇、哈麟、董侃冠、金兴祥、金吉石、
杨伯润、卞綍昌等16人题咏。
卞綍昌经常与扬州本土书法家如王景琦、陈含光、包契常、樊灏等联手创作。他们各有所长。王景琦,字容庵,号蓉湘,江都仙女庙(今
江都镇)人。能诗善书,长于行楷,楷书工秀,有“字冠八邑”之誉。
陈含光,名延韡,初字移孙,后改含光,江苏
仪征人。
陈含光的篆书炉火纯青,风姿如大家闺秀,精细、华美、严整、干净,无一笔拖泥带水,尾笔如锥,似衣带曳地,同时也兼有力挺刚劲,浑厚秀拔,洁净古朴,具有浓厚自然的金石味。樊灏字豚园,扬州人,以章草闻名。
卞綍昌不但擅长书法,还精于收藏。最近几年一些书画拍卖会上经常出现卞綍昌鉴藏过的书画作品。2002年上海朵云轩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的徐渭仁《古木萧竹》立轴上钤有鉴藏印:“真州卞薇阁所得精品”。嘉德2008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的管希宁《村乐图》手卷水墨纸本上有鉴藏印:“真州卞薇阁所得精品”。2009年嘉德春拍会拍卖的
汤贻汾《秋庭梧影》立轴上有鉴藏印:“卞薇阁得此聊以自娱”。
卞綍昌曾在日本任驻日外交官七年(1901-1907)。1905年,在
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倡议和侨胞赞助下创办长崎时中学校。该校成为当时日本九州唯一的华侨学校,初时校址在长崎大浦町的孔庙内。
由于卞綍昌是
张之洞的女婿,与
刘师培的妻子
何震有亲戚关系,从而卷入到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一场纷争中。1908 年冬,黄兴接到了
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太炎 “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 “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缺少路费,便致函
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
刘师培所见,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是卞綍昌。章太炎要求
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
张之洞,索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
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
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
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
何震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
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信告诉章太炎说: “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 《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 “脑病忽作,不能用心”,辞去 《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
刘师培,要求经由卞、杨转示官场。信中,
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声言 “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1910 年 1 月 22 日,
吴稚晖在《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
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 “
章炳麟之得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 1912 年《中华民报》于 3 月 5 日发表文章,题为 《民国之文妖》,指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 “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
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 “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 《天铎报》、 《中华民报》之后,
戴季陶也在 《民权报》上著文,由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 “老底”,并与 《民声日报》、 《神州日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