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所论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
山西省大同市所建
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
以
魏道武帝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过的拓跋贵族，由于感受过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积极地推行离散诸部措施，以剥夺部落酋帅的特权，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权。
随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特别是建立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从而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不过，拓跋部落的遗制仍然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在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遗制的干扰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发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
平息动乱以后即位的
魏明元帝，采纳汉族士人
崔浩的建议，以太子监国制消除兄终弟及制的影响，，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使其长子
魏太武帝顺利地继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太子监国制，但结果却使太子集团膨胀为与皇权对抗的势力，酿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变。事变的结果，皇权与太子势力两败俱伤，母后势力乘机抬头。
由于建立平城政权之前拓跋部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代，母权制在拓跋部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道武帝为了预防母后干预政治，建立起矫枉过正的子贵母死制度。然而，子贵母死却派生出来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现象。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成帝
保太后常氏都曾干预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终导致
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出现了与道武帝建立
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不过，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此时的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近八十年，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
文明太后推行的
太和改制运动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过程，并为其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结束，标志拓跋皇权重新伸张。但北魏平城时代还延续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
魏孝文帝为开拓新的政治局面，将国都迁到洛阳，才结束了平城时代。
北魏政权的演变利用了平城这个政治舞台，平城则借助于北魏政权演变的契机获得跃进式的发展。处于那个时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一变而成为新兴王朝的京师。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平城政权在中原推行
宗主督护制以羁縻汉族地主豪强，创造了内和外辑的安定局面。
从东北的
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
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大古都。传统的农耕文明渗透人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
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的升华。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作者李凭的考察自始至终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被考察的虽然是北魏平城政权封建化的历程，但其意义却已超越了论题本身，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
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规律的重要一例。在考证中，作者既不回避种种重大矛盾现象，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微之处详加辨察，因而所得结论新颖而令人信服。
现任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当选第八届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2007年当选第九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著有《北魏平城时代》、《东方传统》、《北朝研究存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