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迟是建国后从事电影译制工作的老翻译之一。从1949年起，陆续翻译了一百一十多部外国影片。在译制片工作中成绩显著，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声誉。他已年迈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说，他的心将永远伴随着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跳动。他曾五、六次被评为厂的先进工作者。先后出席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电影联谊会理事和吉林省政协委员等。

原名刘玉璋，是辽宁省铁岭县人，生于1913年11月26日。在他五、六岁时，随家迁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学后就读于哈尔滨道外粮业工会私立职业学校。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接着又在中东铁路扶轮学校和中东铁路车务专科学校读书。当时，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合营。哈尔滨市中小学都教授俄文。在扶轮学校和车务专科学校几乎一半课程用俄文讲授。从而，使刘迟从小就学会俄语。当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在中东铁路东线的小九站、二层甸子、蜜蜂站一带当过练习生、搬道员、副站长等职。与苏联人共事三年左右，使他有机会提高俄语会话能力，也了解了苏联人的生活习俗，为他以后从事俄文翻译工作创造了条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东北沦陷，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本。当时，刘迟因感到在日本人管制下工作受气，就以母病为由离职回家。可是，1934年冬季，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搞人口普查，因北满一带俄侨较多，需要懂俄语的人参加人口普查工作。这样，刘迟被伪统计处招募，之后被留用。

1935年7月到长春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当雇员，后为科员。常阅读一些文艺书刊消磨时间。渐渐地对文学艺术发生兴趣。还常写些小稿发表在报纸和文艺副刊上。从1939年起，写了三十来篇短篇小说，出版了《花月集》、《风雪集》和《天云集》三个短篇小说集。1940年，伪满洲杂志社成立。出版《麒麟》杂志。他被调任编辑，后任该杂志主编。由于工作之便，他有机会阅读到南方出版的一些进步文艺书籍，从中受到启发。他对自己以前的写作倾向很感羞愧；但又缺乏勇气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所颁布的、禁锢文艺创作的所谓“艺文指导纲要”的束缚，因而陷入徘徊苦闷之中。当时，伪满洲杂志社还发行《电影画报》，使他有机会与伪满映画株式会社（电影厂）的演员和摄制人员接触较多，使他转而对电影艺术产生浓厚兴趣。除应付日常工作外，集中时间开始对电影艺术作探索。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又接连着战争年代。他失业在家，仅靠爱人当助产士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因而陷入极度的苦闷忧虑之中。

1948 年10 月，长春解放。新的生活，人民电影事业的兴起，又唤起刘迟对电影艺术的兴趣与向往。不久，他与几位同志一起奔赴当时搬迁到黑龙江省兴山（现鹤岗市）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投身到革命队伍。从此，开始了崭新的革命战斗生活，也是他从事电影翻译工作的新起点。当时，尽管生活艰苦些，但充满着火热的革命气息。大家一个心眼为着革命电影事业的发展而勤奋工作。新的生活，新的集体，使刘迟受到感染与熏陶。他被时代的暖流推向前进。

他到兴山不久，就协助孟广钧同志翻译苏联故事影片《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这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一部翻译片。它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用身体堵住敌人暗堡的机枪射口，为赢得战斗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尽快地把这部影片翻译出来，将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于是，大家在技术设备条件差、时间紧的情况下，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刚开始工作时，刘迟感到有些吃力。以前，他虽然学过俄文，但大多都是铁路行车的规章制度方面的，跟文学艺术根本不搭调。翻译孟广钧、导演袁乃晨看出了他的畏难情绪，就热情鼓励他，帮助他。他边干边学，与大家探讨研究，由不懂到熟悉，很快对译制片工作入了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1949年春天，完成了出片任务，受到厂内外的好评。影片上映以后，收到许多观众热情洋溢的来信，对这部影片的译制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位当时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士在信中谈到：《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他们看了三遍，给他们增添了杀敌的力量。这位战士还把在战场上缴获的美国兵穿的尼龙衣剪下一片邮给几位翻译同志做为纪念。人民的鼓励与嘱托，使他十分激动，深深感到翻译片工作是光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从兴山迁回长春（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又与孟广钧同志一起联合翻译了《俄国问题》（曾名《俄罗斯问题》）。接着，他又与王澍同志合译了《伟大的转折》。通过这几部影片的翻译实践，为他以后的翻译工作积累了经验。

他独立翻译的第一部影片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上、下集）。这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伟大转折的一部大型影片。这部影片涉及面较广，尤其剧中斯大林的台词难度较大。为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查找了许多资料，集中阅读了卫国战争史料。他在力求历史真实、语言生动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从而保证了影片翻译质量，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部影片的翻译成功，使刘迟同志在翻译工

作中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53年，他任翻译组组长。1961年任译制片室主任等职。除自己完成翻译工作外，还担负着全厂译制片的领导工作。从1949年到1965年，长影共译制了二十六个国家的四百四十五部影片。仅刘迟本人就译制了近一百一十部（包括和其他同志合译的）。几乎占全厂翻译片的四分之一。多年来，他在翻译工作中，一直埋头苦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译文流畅，语汇丰富。台词简炼生动，表达比较准确。从《列宁在10月》、《斯维尔德洛夫》、《政府委员》等许多部影片多年来广泛受到观众欢迎的程度，就足以说明刘迟的语言艺术风格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一部翻译片的好与不好，主要在于原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然而，一个国家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出现，往往是语言的加工和再创造的水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翻译工作绝不是原影片台词的简单复制。因为，各国的语言不同，对一件事情、一种思想意识的表达方法也不一样。加之，电影具有较强的时间性，要在一瞬间让观众听得懂，这就需要在语言上下功夫。于是，也就给翻译工作提出一个问题，必须首先使台词生活化，还必须民族化。既要符合本国观众的语言习惯，使其通俗易懂，又要有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为电影语言应是艺术的语言。

在这些方面刘迟是经过一番磨练过程而又有所体会的。在刚开始搞翻译工作时，他曾经走过单纯模仿、简单复制的弯路。其结果，语言生硬呆板，表达得也不够准确，甚至出过笑话。比如，在初

译《伟大的转折》时，就把台词中的“战士”一词，按俄文版原意译成了“兵丁”。虽然意思相同，但它不符合中国的现代语言。又比如，在苏联影片中曾出现过“既不是鱼，也不是肉”的俄国谚语。刘迟就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译为“非驴非马”。我国观众一听就懂。这样就做到了符合中国语言特色，又不违背原著的意思。在实践中他还体会到，要生活化、民族化，但太中国化了也不行，还要注意保持原影片的民族语言特点，不能随意翻译。比如，在《金星英雄》这部影片中，集体农庄主席批评片中男主角的本位主义思想是Cвояpyбaшкaближeктелу（自己的衬衫最贴身）。这句话是俄国的民间谚语。在翻译时打算把它换成中国的歇后语。但经过反复推敲，总找不到比原来谚语表达的那样贴切、自然而形象的语汇。后来，还是按原影片译成了“自己的衬衫最贴身”。实践证明，中国观众照样听得懂，而且还有新鲜感。

不断的艺术实践，使刘迟充满着喜悦、激动。但他也曾有过苦恼。因为翻译片都是反映的外国生活和风土人情，涉及面又很广泛，尤其是科学领域题材影片，使他更感到知识的缺乏，工作吃力。比如，在翻译《天才的罗蒙诺索夫》这部影片时，涉及一些物理学知识。对此，他感到十分陌生。光靠翻阅一些技术词典也无济于事，经过三番五次地请教一些专家学者，才算把台词译了出来。因此他感到，作为一个电影翻译，不单单是通晓本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就行了，还必须通晓社会，了解各种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因此，他多年来除注意外国成语和祖国的语言规范之外，也十分注意外国历史、风土人情和现实社会生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收集与积累，尽量开扩自己的知识领域。同时，更注重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广泛涉猎了中外古典名著、现代文学作品以及戏剧、曲艺等其他艺术著作，悉心研究人物的语言和心理特征，从中借鉴，充实自己。

由于多年的艺术实践，他有较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他认为，影片翻译和其它文艺作品的翻译一样，都同样要坚持翻译工作“信、达、雅”的三字信条。首先要忠实于原片台词的原意，不容许歪曲或改动。在这个前提下，使用最恰当的文学语言，准确地表达原意。在语言的使用上，务求简练、规范、生动。必须清除那些方言土语和一些不健康的语言。他还认为，译制片工作是用语言艺术对外国影片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工作。只有语言形象和画面上的视觉形象完全吻合，观众才会觉得真实，才会被感动，才会承认翻译片再创作的艺术力量。

刘迟陆续翻译了《列宁在十月》、《他们有祖国》、《丹娘》（曾名《卓亚》）、《宣誓》、《带枪的人》、《我的童年》、《政府委员》、《斯维尔德洛夫》、《金星英雄》、《被开垦的处女地》、《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一仆二主》、《钦差大臣》、《静静的顿河》、《列宁的故事》等八十多部苏联影片。还翻译了《车祸》（匈牙利）、《革命的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斯坎德培》（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合拍）、《罗马尼亚在前进》（罗马尼亚）、《瓦普察洛夫》（保加利亚）、《魔鬼集团》（民主德国）、《海鸥号船员》（朝鲜）、《暴风雨》（印度）等一些国家的影片二十多部。其中《他们有祖国》、《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和《金星英雄》等一些影片受到文化部电影局的表扬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