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年9月14日—2017年9月6日），美国爱尔兰裔作家、教师、艺术家，激进女性主义者。

1934年，凯特·米利特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母都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位嗜酒如命的工程师，母亲海伦则是一位老师。

凯特14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抛弃了家庭。为了养育三个女儿，她的母亲成为了一名保险销售员。

1956年，凯特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此后她也曾就读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她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书，之后去了日本和纽约，专注于雕塑艺术。

1965年，她与日本雕塑家吉村二三夫（Fumio Yoshimura）结婚。在这段开放式关系中，凯特曾与许多女性保持性关系。

1968年，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性政治》这本书便是基于她的博士论文而写的，出于1970年出版。当时，她还是一位贫穷的嬉皮士。她曾在《飞行》（Flying）这本书中描写了名声对自己的影响，在《西塔》（Sita）中描写了自己与一位年长女性的恋爱关系。

1979年，她与自己当时的伴侣——摄影记者索菲・凯尔（Sophie Keir）一起去了伊朗的第一届国际女性日。但最后她们却被逮捕起来，并驱逐出境。她们在《去伊朗》（Going to Iran）这本书中描写了这一经历。

凯特·米利特曾多次被自己的家人送往心理健康治疗机构。在与精神病斗争的过程中，她成为了一名活动家。她曾在《精神病院之旅》（The Loony-Bin Trip）中描写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她还写了《残酷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ruelty）一书，表达了自己反对使用酷刑的观点。在《米利特》一书中，她描写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1998年，米利特为《卫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被时间遗忘的女权主义者》（The Feminist Time Forgot），在其中，她写道：“我没有什么能赚钱的技能。我是一位无业游民。真可怕啊，这个未来。前方是怎样的贫穷，怎样的屈辱，怎样惨的女流浪者，我的积蓄都去哪里了？”

在晚年，凯特·米利特和科尔（Keir）生活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一个农场中。在这里，她们起先以卖圣诞树为生，后来还建立了一个女性艺术馆。2012年，她因此获得了小野洋子·列侬艺术勇气奖。2013年，她被列入纽约的“国家女性名人堂”中。2017年9月，以82岁的高龄逝世。

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一般认为有三波，第一波从1930年代到20世纪初，欧洲女性为获得基本人权而抗争；第二波是在全球左翼运动最兴盛的1960-1970年代，主要阵地在美国，反抗性别歧视和压迫；第三波则是1990年代以来，与环境、动物保护、反全球化等等结合在一起。在第二波运动中，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一书已是女权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其作者是凯特·米利特。

1954年大学毕业后，凯特拿着英语文学学士的学位，用了10年时间去做一个艺术家，1968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深造。那时的凯特是个波希米亚青年，自称“下城的雕塑家”，倾向于激进女权主义。1969年初，她一边读博，一边在美国知名的女子学府巴纳德学院教文学挣钱，并参与创建了纽约的女权主义团体Redstockings，再加上之前1968年学潮中的积极表现，保守的巴纳德学院撤销了她的教职。

虽然她那时有个日本丈夫吉村二三夫，可是这位有过一次丧偶经历的木雕艺术家似乎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她多大的支持，更何况，倘若一个女权主义者还得仰仗丈夫养活，她又有何颜面见那些信任、追随自己的人呢？

于是她走上了仅剩的一条路：写书。她把上一年在康奈尔大学发表的一份演讲捡起来，扩充成《性政治》一书。她情绪激昂，用性压迫、性革命和反革命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学，最后，这本书有了30万字的篇幅。有男性读者告诉她，读这本书的感觉就仿佛是“人坐在那儿，睾丸被核桃夹夹住”那样。

和每一个第一次出书的作者一样，凯特既希望多一些人关注，又怕出现很多批评的声音。结果还是出乎她的意料。书出之后，寓所里的电话铃一刻不停，大学演讲、电视访谈邀请纷至沓来。随着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凯特的声誉一时无两。但是，出了名的凯特很快面临抉择：她是个双性恋，这将令她和女权运动的大佬——贝蒂·弗里丹互相看不顺眼。弗里丹比她出名更早，1963年的一本《女性之奥秘》确立了她的领军人物地位，但她素来招“蕾丝边”恨，只因其公开表示，很难想象两个女人相爱时的样子。

凯特终究必须“出柜”。双性恋的身份削弱了她对男权的讨伐，女同性恋的世界有心推举她为领袖，却被她拒绝了，她说自己不适合搞政治。不过，《性政治》一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讳言的。如果说当年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如今尚难明了的话，凯特在书中所采用的论述方法——通过细读一个个文本来探讨性别与身份文化，以此改善自己的生活——现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肯。

在后几个章节里，凯特将四位有名的欧美男作家胪列出来，解读他们的作品。用英语写作的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以及法国人让·热内，对前三位，凯特从其作品中揭示了作者的厌女症和刻意将性别神秘化的倾向：劳伦斯表现了爱就是“主宰另一个人”，米勒代表了“歧视和厌恶”的声音，梅勒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囚徒”；相反，惊世骇俗的小说家热内被她举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其作品是体现性压迫之心理学的最佳文本。

女权主义所进攻的是最难以改变的东西。《性政治》虽然再版了很多次，但在201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最新版中，《纽约客》的资深作家蕾贝卡·米德撰写了一篇导言，其中说，《性政治》所呼吁的社会变革至今未有实质性的发生，它更大的功绩还是在于促发了更多的讨论。

她非常羞涩，也非常温和，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样，说她是爱发脾气、自怜自哀的那种人。然而，她对其他女权主义者所拥有的财富心事重重，特别是那些对女性运动没有贡献任何创新之处的人。——Julie Bindel，女权主义活动家与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