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经学选集》是201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冯梦龙、阿袁。

现在人们知道冯梦龙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这“两拍”的著作权却是另有所属的。而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比如史学，比如笔记杂缀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另一方面，冯氏这些经学著作，也为他赢得不菲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为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冯氏这些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尤其众多科举生员中是成了“畅销书”的。

据资料所考，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还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约二三百万言；这真可谓荦荦大端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跟冯氏诸如《智囊》《情史》等著名手笔相比，他这些颇费精力撰著的经学著作竟不大为人所知。而人们也大多只知道如《智囊》《情史》《东周列国志》等较为通俗的读物，各大出版社都争相去做。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冯梦龙先生为明代学者、诗人、文学家、经学家、戏曲家、文学批评家等。

他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古今小说》（亦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稍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自身孜孜矻矻从事并且也很为得意的经学著作，则为冯氏赢得了不菲的社会声望和颇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跻身当时的“畅销书”行列而无忝。现有二十来卷的《冯梦龙全集》（影印本）多种。

素有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冯梦龙先生，其平生所纂辑的《喻世明言》（初刻时称《全像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即所谓“三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喜闻乐读；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撰的经学著作，如《四书指月》，如《麟经指月》，如《春秋衡库》，如《春秋定旨参新》，如《春秋别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使当今学界对之所知恐亦不多，这是令人颇可惋惜的。事实上，以上诸多经学方面的著述却是冯氏终生的着力处和得意者，且其书在晚明读书界尤其是科举生员中曾因风靡一时而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冯氏这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恒久的阅读价值。

冯梦龙（1574～1646），明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经学家、编辑家、戏曲家、文学批评家等；而且，他还是一位颇具政绩的好官员和不惜牺牲自我的爱国志士。冯氏字犹龙，一字耳犹，亦字子犹，号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墨憨斋主人等；别署龙子犹。龙子犹与其兄梦桂画家及乃弟梦熊诗人，同被人们称为“吴下三冯，一门风流”。而冯梦龙声名最著的“三言”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亦即“二拍”)，合称“三言两拍”，成为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且曾流播到西欧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其中相关篇什尤为海外文豪如歌德、席勒等叹赏有加而留下文坛佳话。众所周知，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与编辑，为我国文学的积累做出巨大贡献而蜚声中外，彪炳文苑。但在冯氏生前，他研究及其出版的经学著作，为他知名度的迅速扩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夯实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冯梦龙虽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颇深，其相关著述自然也颇为可观，堪称“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却一生蹭蹬科场，屡试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冯氏其人风骨凛然，爱国心诚，这跟他饱读经书、以文化节操为旨归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关。这里试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由于跟以反对势焰熏天的权阉魏忠贤而名扬海内的忠介名士周顺昌等人有着密切往来，冯氏几乎也因此身陷囹圄；他在那缇骑遍地、特务机构四出残害良善之际敢为正义事业奋不顾身的做派，自是显得难能可贵。崇祯三年（1630），已然57岁的冯梦龙终于获取贡生资格（亦即从各州县选举的人才，可入国子监读书），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江苏丹徒县儒学训导；这对很早就已精心钻研儒家经典并擅长著书立说的冯氏来说，真可谓得心应手。但直到崇祯七年，年过六旬的冯氏才被破格委派，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出于为匡救国难和倾其所学为社会服务的既定人生目标，冯氏毅然远赴福建寿宁任职。任职期间，他亲自鼓励百姓耕作，劝说他们不要轻易打官司，不要溺杀女婴。此外，冯氏还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积弊之因，等等。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冯梦龙委实是一位学有所成的通儒和廉正有为的好官。为此，《福宁府志》、《寿宁县志》等地方志均将他列入《循吏传》，称冯氏“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有恩，待士有礼”；不难见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冯氏晚年正确人生的引导与观照，正是起着何等重要的良好作用。

而冯梦龙为祖国文化的积累所做的绝大贡献，后人自是不会忘记。只是必须指出，冯氏著述近年来为众多出版单位所刊印的，大多为其所谓被轻松阅读着的“闲书”亦即世人所称的“三言”之类，抑或就是有关他的影印版“全集”罢了；至于偶有冯氏著述的点校本，却也居然错讹百出，不堪卒读，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冯梦龙特有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而这，自然也将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冯氏真实而全面的文化价值所在。

基于此，时代出版传媒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遂决定组织人力出版冯氏经学方面的著述，于是就有了这套小规模的《冯梦龙经学选集》。其中，从《四书指月》中析出的《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由阿袁编注。诚然，从事者由于经验缺乏和学养不足之故，该套《冯梦龙经学选集》恐怕难免会有诸多不足之处；为此，编者渴盼海内外通人哲士有以教之，则不胜感幸之至！

挖掘冯氏经解“四书”的选题

素有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冯梦龙先生，其平生所纂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即所谓“三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喜闻乐读；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撰的经学著作，如《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春秋别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使当今学界对之所知恐亦不多，这是令人颇可惋惜的。事实上，以上诸多经学方面的著述却是冯梦龙终生的着力处和得意者，且其书在晚明读书界尤其是科举生员中曾因风靡一时而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冯氏这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恒久的阅读价值。

冯梦龙虽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颇深，其相关著述自然也颇为可观，堪称“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却一生蹭蹬科场，屡试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冯氏其人风骨凛然，爱国心诚，这跟他饱读经书、以文化节操为旨归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关。

只是必须指出，冯氏著述近年来为众多出版单位所刊印的，大多为其所谓被轻松阅读着的“闲书”亦即世人所称的“三言”以及《智囊》《情史》《东周三国志》之类，抑或就是有关他的影印版“全集”罢了；至于偶有冯氏著述的点校本，却也居然错讹百出，不堪卒读，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冯梦龙特有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而这，自然也将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冯氏真实而全面的文化价值所在。

冯梦龙经解“四书”的特色与成就

由于《四书指月》其实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于是，我就把冯氏《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根据多版本《论语》《孟子》择善而从地添加其原文和删汰原书中的误植误判者，整理后独立出版。

两千年来，《论语》是被人们认为足以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的经典，所谓半部《论语》既可打天下亦可治天下所说就是这事儿。众所周知，《论语》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孟子指月》如此之类也所在多有。

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如诸书对《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

再就是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的，比如他讲《子贡问曰有一言章》时即称“朱注甚明”。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自然，阅读冯氏的说解，对我们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大有帮助。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下同）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论语》《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等，即是。而全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我编注冯氏经解“四书”的版本及其他

必须说明的，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孟子》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却恐怕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孟子》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孟子》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又由于《论语》《孟子》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

故本编为使《论语》《孟子》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于是我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但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又因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诚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这是可信的。对此，相信《孟子指月》亦然。

诚然，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如此之类，其他地方也有，请读者自行留意。

但总之一句话，读者若能时时做到念诵冯氏《论语指月》《孟子指月》，则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本《鹤林玉露》卷七；其实，《孟子》又何独不然！），这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