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指再次结婚。再婚在我国经历了先秦（现象普遍存在，儒家思想中禁止再婚）、秦汉（行为依然存在，但是限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魏晋南北朝（法规沿袭前朝，言论有所放宽）、隋唐（再次放松）、宋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明代（较唐代更为宽松）、清代（妇女改嫁要受到强大的宗族阻力，法规也有刑法的规定）至国民时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的发展。

民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1998年12月18日，民政部外交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驻外使、领馆：

为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法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鉴于补充规定是对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行政法规的完善，为使部门发布的有关婚姻登记管理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一致，经研究决定，对部门发布的《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出国人员婚姻登记管理办法》、《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等规定作相同的补充规定，请各地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严格执行。

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

一、离婚的中国公民在国内申请再婚，如果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按当地法律通过司法程序解除的，其离婚证件(指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必须经我国人民法院的裁定承认。裁定承认的，即视为有效;被驳回的，视为无法律效力。

如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的，离婚证件无需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但须经其居住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的认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

二、离婚的外国人在我国申请再婚，须出示离婚证件。如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按当地法律通过司法程序解除的，须同时提供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其原配偶的国籍证明。其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其离婚证件(指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须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被裁定承认的，视为有效;被驳回的，视为无法律效力。其原配偶是外国公民，或者其前次婚姻关系是在国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的，离婚证件无需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但须经其本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其本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的认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由该国驻华使、领馆直接认证。

三、持有我国人民法院第一审离婚判决书的当事人申请再婚，须提供法院出具的离婚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

四、我国驻外使、领馆应按有关规定为经驻在国公证和该国外交部或其授权机构认证过的离婚证件办理认证手续，并为长期或已在国外取得合法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出具或认证婚姻状况证明。情况特殊者应先报国内审批。

五、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将结婚当事人提交的我国人民法院做出的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裁定书或经公证、认证的离婚证件、国籍证明或离婚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收入当事人的结婚登记档案。

六、凡与我国签订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外国法院出具的离婚证件在我国使用，按条约的有关规定办理。

七、申请结婚当事人提供假证件或证件被涂改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

先秦时代 —— 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春秋战国时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秦汉时代 – 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 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期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五胡乱华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 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

隋唐时期 – 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 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

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中原和南方的人民忍受着空前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习俗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到了全国，使元代的社会风俗和法律规定都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这一习俗建国初还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传。《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但是，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当然，其中最严的一条，还是沿袭前代规定立志守节的妇女不得被强制改嫁。至元十三年三月，户部在上奏中认为“今后此等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却行召嫁，即各断罪，仍领收继。”对于守志孀妇，元政府和前代一样给予表彰，大德八年正月的诏书讲：“妇人服阕守志者，从其所愿。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元史》所收入的节妇烈女也不比前代为少。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北退，小叔收嫂这种在中原人看来多少有些奇特的风俗，也就在法律中被重新禁止。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在当时，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

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

再婚是合法结婚，所以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

根据国家有关职工婚丧假的规定精神，再婚者与初婚者的法律地位相同，用人单位对再婚职工应当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同初婚职工一样的婚假待遇。

需要注意的是，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根据《婚姻法》规定，只有在同时符合女年满23周岁、男年满25周岁和“双方均为初婚”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为 “晚婚”。因此，即使再婚年龄达到晚婚的标准，也不属于晚婚情形，是不能享受晚婚待遇的。当然，结婚双方中有一方是初婚，一方是再婚的，只要初婚一方符合晚婚情形，就能依法享受晚婚待遇。

综上，再婚和初婚享有平等的婚假待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用人单位在婚假问题的处理上不应有所偏倚。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中国再婚人数315.2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