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刻石》是刊刻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一方摩崖石刻，传为李斯所书，俗称“李斯碑”，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原石已佚，现有清代刘征复刻碑（钱泳本）存于大禹陵碑廊。

释文

皇帝休烈，平壹（一）宇内，德惠攸（修）长。卅（三十）有七年，寴䡅（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速（迹），追道（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彰）。初平灋（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彊（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轨度（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洁），人乐同则，嘉保泰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陲（垂）休铭。

李亨特跋

秦《会稽刻石》，诸书记载俱云在秦望山，宋时已不可得。元至正初，推官申屠駉曾以旧本重抚，与徐铉《绎山碑》表里刻之，置诸郡庠。说见《金韰琳琅》及《金石林时地考》。乾隆五十五年，余来守是邦，访之惟《绎山碑》独存，其《会稽刻石》一面已为石工磨去，良可惜也。因检旧藏申屠氏本，嘱金匮钱君泳双钩勒于原石，仍还旧观，以与好古家共之。后二年闰四月朔知绍兴府事铁岭李亨特题记。

附注

①释文据清代刘征复刻碑（钱泳本），括号内为《史记》所载异文。

②有些传本《会稽刻石》无二世诏书，而根据《史记》载：“二世元年，东行郡县，到碣石，至会稽，而尽刻始皇刻石。”全文如下：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从咸阳出发，出武关（在今陕西省洛县西南丹江北岸），沿丹水（即汉江支流丹江）、汉水流域至云梦（在今湖北境内，地跨江、汉之间），又沿江东下，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一作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浮江下，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今杭州）临浙水，水波恶，及西百二十里从狭处渡。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祭大禹，望于南海（今东海）。大约面对古越大地时秦始皇颇生感慨，于是命丞相李斯刻石立碑于秦望山，所刻即《会稽刻石》。

技法

整体上，《会稽刻石》的书法姿态肃穆、浑厚平稳，字形方整匀称、修长圆转，线条遒劲圆健、圆中带方，结构对称均衡、疏密得当，章法上横成行、竖成列，行距大于字距，气势恢宏，严谨规整。与大篆相比，其字体结构保留了先秦字形特征，但线条消弱了象形因素和装饰成分，重视字在于“写”而非“画”，笔画流畅，方正的结构更显抽象，风格与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的施政理想十分协调，表现出一种均衡和谐、秩序井然的美感。

一方面，其笔画圆转，以横画、竖画、弧形笔画为主，转折处为圆角，通过笔画的疏密、穿插、排列使字富于变化。宝盖头、厂字头、广字头的竖画向内凹弧，使线条富有弹性和力量，如“定”字、“宣”字、“戾”字、“石”字、“广”字；以长脚为支撑的字，长脚用直笔或弧笔表现，且影响字的整体重心，如“平”字、“令”字、“夫”字、“下”字、“初”字；利用相同笔画等距排列，局部空间分割相互对称均衡，达到视觉上的协调，如“显”字、“暴”字、“善”字、“无”字、“泰”字。

另一方面，其空间结构布白匀称，整体呈长方形，长宽比约3∶2，上紧下松，字重心靠上，参差错落，在统一中寓求变化。书写中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先中间后两边的原则，独体字利用长脚、主笔、底画使字整体平稳，如“六”字、“中”字、“人”字、“之”字、“甲”字；左右结构字偏旁部首，或靠上书写，如“和”字、“男”字、“别”字、“功”字、“刻”字，或腿脚拉长与主体保持一致，如“休”字、“猛”字、“化”字、“嫁”字、“黔”字；上下结构字，以下托上，把握字形整体重心，如“舆”字、“莫”字、“习”字、“禁”字、“法”字；半包围、全包围字，利用外围首先框定字的外形结构，再在内部分析安排笔画，如“常”字、“同”字、“蒙”字、“闲”字、“国”字。

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书断·卷中·神品》）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

《越绝书》云：“始皇以三十七年东游会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六尺，西面广尺六寸，刻文立于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记录了《会稽刻石》的材质、规格和建立之方位。南北朝时，刻石还立在山上，文字尚可辨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梁书》与《南史》 皆记载了范云读《会稽刻石》一事：南朝齐建元初年（479年－482年），适竞陵王萧子良为会稽太守，欲登秦望山，山上有始皇刻石，文为三句一韵，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字为大篆，人多不识，主簿范云闻之，乃夜读《史记》，翌日登山，子良使宾客视刻石文，皆莫能识，惟范云读之如流，子良大悦，遂视范云为上宾。至唐代，《隋书·经籍志》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出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园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舆地碑记》著录有李斯《秦望山碑》，注云：“李斯小篆也。《十道志》云：‘在秦望山，其碑尚存。’”而《十道志》为唐代贾耽所撰，可知刻石在唐代仍存。至宋代，郑樵《通志·金石略》有《稽山颂德碑》，注云：“李斯篆、疑在越州。”《集古录》和《金石录》皆无记载，可能是欧阳修、赵明诚均未获拓本。《舆地碑记》又据陆游诗序著录《秦刻石》一目，注云：“《剑南诗稿》，登鹅鼻山，至绝顶，访秦刻石，有诗。”姚宽《西溪丛话》云：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至山巅，并黄茅无树木。其上侧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间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绝险，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引之至耳，非为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据此，南宋时刻石尚在，只是漫漶不可识。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二月，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駉翻刻长安本《峄山刻石》。同年五月，又将家藏旧拓本《会稽刻石》摹刻于《峄山刻石》碑阴。

《会稽刻石》的翻刻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申屠駉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以家藏旧本摹勒，与徐铉所摹《峄山刻石》表里相刻，置于绍兴府学宫之稽古阁（今绍兴市稽山中学）。碑高230厘米，文小篆，部分文字与《史记》所载不同。清代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此碑刻《会稽刻石》的一面被人磨去文字，刻以他文。至于申屠駉家藏旧本的来源，明代都穆将此本与徐铉、郑文宝所摹《峄山刻石》相较，字画极为相似，疑此本出自徐、郑之手，“予观其字画与《峄山碑》绝类，岂亦出徐鼎臣、郑文宝之所摹，而申屠氏尝藏之欤？”清代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则称：“元申屠子迪以家藏旧本重刻于绍兴学宫。审观字画，似经临写。遇缺损漫漶处，皆以意补，故首尾完美如此。自唐末以来，号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梦英等，皆祖阳冰，惟徐铉及元之刘惟一能师秦篆。是刻雄健不及《绎山》，而整饬过之。或即惟一等所临写。”

②钱泳本。申屠駉所刻文字被石工磨去后，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府李亨特嘱钱泳以申屠駉本双钩上石，刘征刻，立于原处，现存于大禹陵碑廊。

③焦山本。刻于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盖翻刻钱泳本。向万鑅跋称：“秦《会稽刻石》久不可得。乾隆间，会稽太守李亨特据申屠駉本补刻于《绎山刻石》之阴，今渐漫漶。余藏有旧拓，因商之陈寅谷学博从王氏重刻《碣石门》篆例，属鹤洲僧勾刊四石，嵌置定慧寺丈室壁间。”（《焦山续志》卷三）

④日本本。刻于安政四年（即清代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源知足跋称：“高槻千叶氏藏双钩本，五世于今矣。去岁余借观之……有井田乐之者，市人也，喜学篆法，并读说文，来询于余。余偶出此碑示之。乐之云：‘是今不摹刻，后世不可复见。’遂捐资刻之。”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年），郑芸青复重摹上石。其字较申屠駉本大，形神俱失，盖乃后人临本。“后敬奉法”夺去“敬”字。

⑤俞樾本。此本节临“内惠汥长州有桼省习黔首齐壮圣临国定刑立恒裳骄除通谋侵运”二十七字，后有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890年）端方跋，又有“长洲陈伯玉刻”六字印。俞樾自跋称：“咸丰十一年，余避兵上虞之槎浦，偶从王氏借得《金罍子》一书，书每叶以故纸衬之，其中有篆书数纸，启视之，得廿有七字，乃双钩而以墨填之者，其钩之痕迹犹可见也。字体严重之中有飞动之致，非近人所能为。余因有黔首字，疑是秦碑；又因有三十七字，忆《秦本纪》始皇帝三十七年上会稽立石颂德，疑此乃会稽残石。行匧中无《史记》，未能取证也，笔墨黯淡，纸质靡烂，又粘连于书不可取，乃景写其字，姑以为玩而已。今年冬始以《史记》证之，则此二十七字无一不在《会稽刻石》之中，乃大惊异，岂好事者依《史记》戏为之邪，抑会稽一石尚有搨本在人间也？何意穷海之滨，获此希有之迹，奚忍听其泥没欤。因摹数本诒好事者。同治七年除夕前一夕，俞樾书。”又称：“七作桼，庄作壮，常作裳，皆叚字，据《说文》常裳本一字也。刑字移刀于下，运字中作两车，字体小变。修作汥，与许君所见《峄山刻石》合，而与张徽作录《会稽碑文》作攸者又不合。”所书二十七字多由臆造，殆文人故弄狡狯之所为，不足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