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消费亦称“社会消费”或“社会公共消费”。是社会总消费基金中，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物质消耗。如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和各种生活服务等方面的物质消耗。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消费中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方面的消费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消费的比重会逐渐增加。

公共消费包括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教科文卫事业支出，社会救济和劳动保险方面的支出等。是指由政府和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承担费用、对社会公众提供的消费性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公共消费既是国民消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能带动居民（私人）消费，因此，扩大公共消费可以直接和间接地提升消费率，从而具有化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矛盾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双重功能。

内涵

公共消费需要是指主要通过分配社会基金而实现的需要。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公共交通及公共文化、体育、娱乐等。公共消费需要是人们生活消费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可以占到全社会消费的非常高的比重甚至一半以上。

现状概述

社会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与公共消费两者构成，扩大居民消费和扩大公共消费都能够提升国民消费率。目前中国GDP居民消费率与公共消费率皆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与长期以来对公共消费，尤其是对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消费重视不够有密切联系，这不仅直接导致公共消费率下降，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了居民消费率。

从2000-2006年的数据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但与此同时，公共消费率是不断下降的。这与前面分析的公共投资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扩张公共投资，必然挤压公共消费。尤其从地方政府更喜好投资的行为倾向来看，这一点更好理解。尽管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GDP增长，都能满足上级政府对GDP考核的要求，但投资还具有另一层作用：看得见。各种“面子工程”和“亮丽工程”都要依靠投资才行，而消费却没有这种作用。可见，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格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偏好。

公共消费率的下降趋势还可以从它的反面，即公共储蓄率的上升趋势中得到印证。从部门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径来计算，政府部门的两个公共储蓄率都呈上升状态，政府可支配收入储蓄率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可见，无论从消费一面，还是从储蓄一面，都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出，中国目前公共消费呈下降态势。

社会最终消费的构成

从社会最终消费的构成来看，公共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在26%-27%左右的水平徘徊。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占多大比重适宜，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不同体制下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消费的比重要高。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公共消费比重在下降，尤其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带有市场化倾向的改革更加剧了这种趋势。近两年又回归到公益的定位，这方面的政府支出显著增长，但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未发生大的变化。在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揽，其公共消费自然比非福利国家要高。从效率与公平的取向上来看，更加关注公平，公共消费的比重就会更高；更加关注效率，公共消费的比重就会更低。因此，公共消费占国民消费比重的高低也与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取向有关。

公共消费比重

如何来判断当前的公共消费比重是否适当呢？大体有如下因素：一是消费率的高低，二是消费的不平等程度，三是公共政策取向。从这几个因素来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公共消费比重偏低。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中国当前消费率在不断下滑，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消费率最低的国家；其次是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尤其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再就是政府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和更加关注公平，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提高公共消费的比重。换一个说法，就是要求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

而公共消费由政府自身消费和社会性消费构成，扩大公共消费应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前政府自身消费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这对于公共社会性消费与居民消费都会产生抑制作用。2000-2005年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年均增长16.39%，而其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8.66%，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公共消费不足的现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性消费的不足。

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不减少个人消费基金和牺牲个人消费质量的前提下，社会消费基金和公共消费数量不断增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共消费的比重将增加

社会公共消费在消费基金中所占比重如何，从世界的情况来看，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共消费比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但总的规模一般均保持在20%以内，只有少数高收入石油国家略有超出。

居民享受公共消费的差别将减小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调节和引导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逐渐从许多公共消费领域退出，通过体制改革取消了很多生活福利，并把能够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交给市场来提供。同时，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个人货币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长期不得温饱，或处在低水平温饱的消费者对满足偏好的差别化、个性化的消费对象提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也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个性化、差别化需要提供了必要的支付保障。居民享受公共消费的差别将减小。

社会主义的公共消费

介绍

社会主义制度下由社会组织的满足人们共同需要的消费活动。包括对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公共消费设施和福利设施等的消费和享用，是人们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

公共消费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它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而且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消费，主要是有利于有产者并且是为维持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资料属于私人所有，资本家垄断了如运动场、游泳场、花园、避暑胜地等大量的消费资料，这些在性质上本来适于公共消费的消费资料，往往采取个人消费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消费相对说来是不发达的，它与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远远不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一部分消费资料采取社会消费基金的形式用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基金的增加，社会消费基金也将逐步增多，公共消费的规模会逐步扩大。尤其是满足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需要而又适宜于实行公共消费的部分发展更快。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社会主义消费的一个特征在于：公共消费的发展能与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的发展相适应。

社会主义的公共消费由社会消费基金来支付

社会主义的公共消费，是由社会消费基金来支付的，人们消费这些消费资料，有的实行免费，有的实行减价优待。发展社会主义的公共消费形式有利于劳动者的共同需要的满足，有利于适当缩小各类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的差别，特别是能够解决一部分收入较低的劳动者的困难；有利于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熟练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公共消费资料的合理利用，提高消费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公共消费表明广大劳动者对社会公有的消费资料的共同享用，反映了消费者之间的平等权利和体现了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它对于全面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长远来说，社会主义公共消费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但并不是说公共消费发展越快越好，比重越大越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费是消费的主要形式。当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还不快的情况下，公共消费基金不应增长过快，公共消费的比重也不宜过大，以免影响个人消费的增长。否则，会助长平均主义，削弱按劳分配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增长的数量，原有的个人消费水平与集体消费的状况，社会各阶层需要的状况等等，正确确定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合理比例。

社会消费性支出是政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并消耗商品和服务所形成的支出，是购买性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执行其政治和社会职能的财力保证。在国家财政支出项目中，属于社会消费性支出的有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事业费、工业交通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流通部门事业费等。

财政支出（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也称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用；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政策性补贴支出；债务利息支出。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公共消费品的基本特性，它决定了公共消费品领域同时具有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公共消费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使其市场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困难性，竞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市场缺陷。在市场机制下，私人不愿或不会提供足够数量的公共消费品。庇古早已指出了这类市场缺陷的后果——供给不足。但是，当公共消费品由政府公共部门供给时又存在非市场缺陷。

公共消费的扩大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储蓄和间接影响居民储蓄，进而可以降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公共消费不足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一度推行的公共领域市场化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消费不确定性，在降低公共消费，尤其是社会性消费的同时，给居民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导致居民消费长期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从内容上看，居民消费风险包括三种：一是可及性风险，二是可获得性风险，三是信息不对称风险。无论哪一类居民消费风险，都可通过政府的公共消费行为来防范与化解。反过来说，政府公共消费不足，尤其是社会性消费不足，将会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居民消费风险的大小与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少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公共消费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由于中国公共消费不足，导致了居民消费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消费风险，在缺少保障的条件下，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长期在较高水平徘徊，没有呈现出正常的下降趋势。若是扩大公共消费，意味着居民有了更多的保障，消费风险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将会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样居民储蓄率就会下降。

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上升了，居民部门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部门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他们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被迫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自1996年开始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减小，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扩大。若是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公共消费不足的影响实质上是放大的。一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加大，因为公共消费不足在挤压了居民其他消费的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减小也在挤压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强化居民储蓄倾向，居民储蓄率相对平稳，这种平稳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减小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居民的储蓄动机被强化。例如居民甲的月收入过去是3000元，现在是1000元，假设其储蓄率为40%，即使该比率保持不变，其实际含义却是不一样的。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原来的储蓄率，只能靠压缩消费来实现。

至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所得的比重下降，而资本所得的比重上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1983年，中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42.1%上升到56.5%，自此之后却是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劳动所得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说明大多数人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居民所得的不确定性加大，必然强化储蓄意愿，使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难以提升，如果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趋于上升，那么，公共消费不足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或可减弱，但现实却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趋于下降与公共消费不足同时出现，对居民消费的挤压形成了“叠加效应”，也就导致了居民消费的整体相对萎缩和部分社会成员消费的绝对减少，由此形成了诸多的民生问题。所谓“上不起学”和“看不起病”等广为存在的民生问题直观地反映出消费的不足。

从这里看，提高国民消费率有两个途径：一是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二是扩大公共消费来弥补，而后一方面具有更直接和快速的效果。

结论

公共消费可以成为政府调控经济，并同时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以公共消费为重心，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其实质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主要由消费来拉动。单纯从GDP数字上看，无论靠什么来拉动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增长的内容及其分配格局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意味着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增长质量提高。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增长动力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增长成果将会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改变高投资下形成的过分向资本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并通过公共消费直接调整第二次分配结构，从而可以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因此，以公共消费为重心的财政政策可以把经济政策的功能和社会政策的功能融于一身，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扩大公共消费，需要把握支出的轻重缓急。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支出，在调整支出结构过程中，应以公共消费为导向，以社会性公共消费为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即期消费支出和相关的消费性投资，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

这需要从三个层次入手来进行调整：一是调整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二是调整公共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常讲的“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消费性投资的比重；三是调整公共消费结构，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费，也就是行政运行成本，同时提高社会性消费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

建议

扩大公共消费，不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消费规模的扩大来推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这是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实际载体，也是判断其改进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至少包括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四方面，公共消费的作用最终要体现到这四个方面来。社会的“公平”有很多种，可以从财富、收入、消费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和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当然，从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测度社会公平也很重要，但基本消费的平等化更直接和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因为对于消费而言，任何财富与收入都只是手段，惟有消费才是目的。促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对于财政政策而言，那就是要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实现。就此而言，平等化是目标，而扩大公共消费不过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