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1839年8月6日-1928年7月2日，John Fryer），英国人，圣公会教徒，翻译家，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代表作品有《化学鉴原》《微积溯源》等。

傅兰雅（John Fryer） 英国人。1839 年8 月6 日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Hythe）小城；1928 年7 月2 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城。圣公会教徒，翻译家。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

大学毕业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香港,就任圣保罗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年），受雇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达28年，翻译科学技术书籍。清光绪二年（1876年）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带有新闻性，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从创刊号至停刊，差不多期期都有，共刊出了322条，交流了五百个问题。光绪三年（1877年）被举为上海益智书会总编辑，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去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

在洋务运动中傅兰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 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虽是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小时候的傅兰雅，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傅兰雅的机会来了。19世纪60年代，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 傅兰雅虽受教会派遣，但对传教兴趣不大，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扬名的基石。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傅兰雅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

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绝不会自甘寂寞。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辞去英华学塾之职，脱离教会，就 上海制造局聘任，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转而为清政府效力。

6 月，制造局专设一翻译馆，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徐寿等人从引进科学知识与配合开办新式工矿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傅兰雅向徐寿等人介绍西方科技情报，定购 各种图书备翻译用。从 1869 年起，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口译人员还有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J．Allen）等。而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在洋务运动时期， 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 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口译各书，又为该局译书的代表。

在制造局，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 种，其中 95 种已刊，18 种未刊。 在已刊95 种译著中，数学9 种，物理4 种，化学与化工12 种，矿冶10 种，机械工程 9 种，医学4 种，农学3 种，测绘地图5 种，军事兵工15 种，其他技术10 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J．廷德尔（Tyndall）的《声学》（ 1869）和 H．诺德（Noad）的《电学》（The student’s textbook ofelectrici-ty，1867）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 他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 D．A.韦尔斯（Wells）的《化学鉴原》（Wells’s principle of chemistry， 1858）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原续编》（译自 C．L.布洛克萨姆（Bloxam）著 Chemistry（1867）的有机部分）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是 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泽纽斯（Fresenius）关于定性分析、定 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 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最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傅兰雅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还以他个人的力量，积极传播科技知识。于1874年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 两年后，他得知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之后，便“重操旧业”，独辟蹊径，以书院的名义发行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创刊号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问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这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使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科技与新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格致汇编》停刊时间未详，据专家查证，现存最后一期是1892年冬出版的第七期第四卷，距傅兰雅离开中国还有四年时间。该刊断续办了 8 年，它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各种科技知识，深受读者欢迎，清末曾一再重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当年，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创办了这个刊物，但“洋务运动”始终未能深入开展，最后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试验；对此，傅兰雅的失望落寞之感，是可以想见的。1895 年，他在格致书院开办了算学班， 并举办科技知识讲座。1885 年，他还自办了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

1877 年，傅兰雅应邀参加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 委员会——益智书会。1879 年，他被推举为该会总编辑，他声明不编宗教 书。在他主持之下，该会编译了 50 余种科学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其 中他编译了《格物图说》10 种。他自编的《格致须知》27 种科学入门书， 也被该会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格致须知》、《格物图说》和江南制造 局译书，组成了由浅入深的科学译著系列，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科学 知识提供了便利。此外，他还推动该会在统一科学术语的译名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傅兰雅在为中国设计大船的时候感到中国没有化学元素的文字，很不方便，就利用他的中文功底，加上他身边的中国助手徐寿等人，把流行于世界的化学元素的拉丁读音，都用中国的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形成那么多新的中国文字。

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聘期为3年。然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他也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带清政府官衔的洋人。 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身上的任务日益繁重。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也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但傅兰雅顾虑重重，甚至鼓不起勇气来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他只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这使他看不到前景所在。当时他这样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提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仍然低于我的设想。”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30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了一个句号。他的长子傅绍兰（J．R．Fryer）继他在制造局译书，但傅绍兰不久病逝。1897—1903 年，傅兰雅每年返上海译书。后来，他捐资 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盲童学堂，他的幼子傅步兰（G.Fryer）担任校长。

在很多场合，傅兰雅宁愿把自己在中国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他断定，在他开始在另一片异土拓荒的历程时，他先前在中国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回到美国后，回顾在中国漫长的35年，在感慨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的同时，他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

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亚舒： 《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熊月之：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 ，原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