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门事件是，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从而造成里根政府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因人们把它与尼克松水门事件相比，故名伊朗门事件。

1979年11月4日，激动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0名使馆人员扣作人质，酿成了轰动一时的人质事件。从此，美国和伊朗成了冤家仇敌。

7年后的这一天，黎巴嫩的一家不起眼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访德黑兰，同伊朗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伊朗方面要求美国提供军火。随后，数架美国运输机给伊朗运送了战斗机零件和弹药。

同一天晚上，出席庆祝德黑兰青年学生占领美国使馆7周年集会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突然宣布，麦克法兰曾秘访伊朗，时间是1986年5月28日。当时，麦克法兰带着4个人，装扮成机组人员，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装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亲笔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关系，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此外，他还带来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美伊打开良好关系的钥匙形蛋糕和准备赠给伊朗官员的象征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几把科特式手枪。拉夫桑贾尼声称，他下令将麦克法兰及其随从软禁在旅馆达5天，此后，他们被驱逐出境。

犹如平地里刮起了一阵狂风，整个世界都被震惊了。 目瞪口呆，兴高采烈，惊慌失措……这就是各种人听到这两条消息后的最初表情。当然，反应最灵敏，行动最快的要数那些“唯恐天下不热闹”的西方记者了，他们立即施出浑身解数，连篇累牍地追踪采访报道。多次的新闻大曝光，使这股狂风越吹越大，终成暴风骤雨之势。

阿拉伯国家对此的反应有的强烈，有的温和，有的沉默。最感恼火的是伊拉克，“感到被出卖了”，但是，一贯强硬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又不准备“同美国断交”，认为这是以色列“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破坏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阴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则表示震惊和失望，批评美国的作法“使华盛顿丧失了在这个地区的信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则默不作声，各怀心思。

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在埋怨，一些官员认为：“我们有种受到愚弄的感觉。”他们批评美国违背了它曾经要求它国恪守的信条，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宣称决不向恐怖主义分子妥协，并不遗余力地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暗地里却另行其是，这损害了美国在其盟国中的信誉。

美国国内的反应，犹如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 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但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实力的削弱，水门事件和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使美国人感到国家实力的衰落，对国家的信心也随之动摇。前总统卡特的私人民意调查专家卡特尔写道：“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中，这场近乎无形的危机不同于南北战争或大萧条。它与其说是物质危机，毋宁说是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它表现为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雄心勃勃的里根总统似乎给美国注入了活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外交较为活跃，美国的对手苏联则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收缩。这些“重振美国”的努力，重塑了公众对国家力量的自信，恢复了“美国第一”的优越感。美国人的心理“越来越平衡”了。里根的声望在执政6年来也达到了高峰。

然而，此时此刻，从黎巴嫩和伊朗传来的消息又使美国人的心理难以平衡了。新闻界和国会就象炸了窝似的，闹得满城风雨，批评和指责如同狂潮般席卷而来：政府同关押人质者谈判，违反了政府宣布的一贯政策，即决不同恐怖主义组织做交易，决不同伊朗，利比亚之类的“邪恶国家”谈判；向伊朗运送武器破坏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法律和在两伊战争中严守中立的法律；秘密外交活动背着国会进行，违反了行政当局应定期向国会通报秘密活动的法律。激动的批评者们最后集中于一个声音：“里根总统必须出来向美国人民澄清事情真相！”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内外舆论潮流，一向镇定自信、谈笑风生的里根，仿佛老了许多。1986年11月13日晚，他出现在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屏幕上，神情呆滞，表情尴尬。他首次承认。一年半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秘密外交接触，他的确于当年5月派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并曾授权向伊朗提供武器。他接着辩解说，政府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因为它有4个目标：同伊朗恢复关系；结束两伊战争；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他重申，政府的这些做法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保持沉默的风险已超出了把事情讲出来的风险。” 此后不久，里根无可奈何地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些天来，我喉咙里犹如卡着一个苦胆”。可见其窘迫之状。

11月9日，里根在白宫又举行了一周来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面对那些令人头痛的，曾被西奥多·罗斯福骂为“扒粪者”的“无冕之皇”们，里根显得局促不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他试图进一步解释他的政府在美伊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这一交易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次失败，相反，这场“风险很大的赌博”是有条件地进行的，并且达到了部分目的。

他说：“我就象一个赌徒，知道这个行动所冒的巨大风险。但这是我的一项活动，是我一个人的活动，我对胜负负全部责任。”“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尽管我没有象法律规定的那样及时向国会报告。为保护美国人质的生命安全，继续在某些方面保密的作法是正确的。”他接着责怪新闻界对这一交易的披露断送了另外两名美国人质获释的机会。 他还使用了林肯的名言作自己的挡箭牌：“假如事实证明是对的，这些指责将无关紧要，假如证明是错的，10个天使说我是对的也没用。” 当被质问到他是否破坏了向伊朗禁运武器的政策时，他摆了摆手，有些慌张地说：“为了我们的目的，放弃一下禁运是值得的。当然，武器禁运现在和将来仍继续有效。”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它国家参与此事时，他表示没有。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10分钟，白宫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人们可能对我今晚的一个回答会产生某种误解。确有一个第三国参与了我们同伊朗的秘密计划。”但声明称第三国向伊朗运送武器不是由华盛顿授意的。所谓的第三国，白宫虽没有点名，但人们自然想起了以色列。

显然，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乱了方寸的，他未能平息国内外舆论的不满，没有平息国会山里嘈杂的指责声，反而使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穷追不舍，声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国会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进行调查，案情越揭越深，大有要把共和党政府拉下马之势。

里根政府为何竟同被他们称为“邪恶之国”的伊朗打起了交道？而伊朗又如何接受了“大撒旦”的橄榄枝？说来话长。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经繁华一时，如今却成了世界闻名的恐怖之都。各派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炮战，枪战，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的焦点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激烈冲突，而美国长期执行一条纵容偏袒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自然，美国人成了某些阿拉伯激进组织搞恐怖主义活动的活靶子。

1984年3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遭绑架。此后一年多内，又先后有6名美国人遭到绑架，酿成了使里根政府伤透脑筋的人质危机。绑架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释放人质的 3 个条件，即释放1983年因参与策划和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科政府投入监狱的17名囚犯；美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释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贷款，开发南黎巴嫩。绑架者扬言，美政府若不答应其条件，人质将被逐个处决。

人质危机引起了美国国内各界的严重关注。里根政府一方面声称要作出强硬反应，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妥协；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求人质获释的途径，但收效甚微，时间越拖越久。绑架者似乎不耐烦了，他们说到做到，1985年下半年，在被绑架一年多后，巴克利的尸体出现在照片上。

里根总统在处理人质危机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一些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抨击政府“遗弃”人质。此时美国正值中期选举的前夕，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一些人也要求里根尽快想出办法，以缓解舆论压力，增强共和党人的选举资本。内外交困，里根寝食难安。

真是没有办法吗？不是。在美国政府为人质释放所作的种种努力中，他们发现，要找到一个既不答应绑架者提出的条件而又能使人质获释的办法，那就不能不与美国的冤家——伊朗打交道。因为伊朗对绑架者有勿庸置疑的影响。这一发现使美国政府啼笑皆非。

正当里根政府苦恼之际，1985年8月，从贝鲁特和海牙国际法院传来了信息：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接触感兴趣，急切地希望同美国坐在谈判桌前。这一消息使白宫格外兴奋，里根当即召集国务卿舒尔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进行紧急磋商。里根认为，应该接住德黑兰抛出的红线，同伊朗谈判不仅可以为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能着眼于今后，即寄希望于霍梅尼之后，使美国“重返”伊朗。同伊朗恢复关系，对于美国搞活它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一盘棋是有巨大好处的。

而伊朗这方面，由于它同伊拉克打了6年，国库空虚，武器不足，经济上处于困境，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因而伊朗也有与美国做交易的愿望。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以议长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的主张，并得到了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首肯。霍梅尼曾说：“如果我们走一步，大撒旦就会走100步！”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兴致勃勃的里根最后拍板：立即进行美伊秘密接触。这一任务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具体承办。另有报道说，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了一份由麦克法兰拟定的计划，通过以色列向伊朗供应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关系，使伊朗帮助释放美国人质。该项计划由麦克法兰和其助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思中校具体负责。

在这场交易中，以色列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掮客的角色。“摩萨特”特务，军火商雅各布・尼姆罗迪曾作为美国的代表，同伊朗实业家马努赫尔・古尔巴尼萨尔商谈具体交易办法。1985年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迈克尔・莱丁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在欧洲某地会见了古尔巴尼萨尔。1985年9月3日，以色列官员向麦克法兰转达了伊朗方面的意向，即若美国能向伊朗运送一飞机军火，伊朗将在一天内帮助释放一名美国人质。麦克法兰当即拍板同意。在 1985 年辞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麦克法兰仍继续为美伊交易而奔走。1986年5月，他亲赴德黑兰，钉下以后爆发“伊朗门”事件的楔子。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易。

1985年9月，以色列先后两次租用DC—8型运输机满载“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同期，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美国人终于尝到了甜头。9月14日，里根打电话给佩雷斯，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就在此时，白宫幕僚们在是否继续进行美伊交易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以舒尔茨，温伯格为首的一方，主张停止美伊交易，而以凯西和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为首的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同魔鬼打交道也是可以的。双方毫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里根为调和双方矛盾，表示暂时停止与伊朗的接触。美伊一度回到互不来往的状态。

但是，问题并未解决、人质危机又紧迫起来，并严重地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里根权衡再三，终于下令恢复美伊军火交易。1986年7月到同年10月，美国先后两次给伊朗运送了军火，美国人质詹森、雅各布森先后获释。参议员邦伯斯估计，美伊军火交易总额可达1亿美元以上。

1986年11月25日，华盛顿的晚秋使人觉得阵阵寒意，而此时的白宫东室内空气闷热、气氛紧张。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似乎预感到今天的气氛非同寻常。

不久，表情凝重的里根急步走上讲台。他看了一眼鸦雀无声的会场，然后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诺思中校参与一起他一无所知和不能容忍的活动，他宣布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并将诺思革职。他声称，这项活动未经他授权，直到11月24日他才获悉此事。他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很痛心。” 听众顿时屏住了气息。

司法部长米斯也走上了讲台，他宣布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周密调查后证实，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款项，有1000至3000万美元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入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也略知一二，但没有设法制止。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对此毫不知情。以色列参与了此事。 米斯的话一讲完，会场上顿时一阵轰动，兴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涌向电话，电传机，争先恐后地向世界报道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案情复杂化了，伊朗军售案忽然演变成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丑闻”，成为美国”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轰动”。绕过国会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违反了武器控制法和国家安全法；以武器交换人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相矛盾；而擅自挪用款项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又直接违反了 1934年的博伦修正案。几个问题相互交织，里根政府一错再错，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这时美国舆论界格外热闹，传闻不断，里根和他的政府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美国ABC广播网和《纽约时报》12月2日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是50%以上的人认为里根知道转移款项一事，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里根在掩盖事实，里根的支持率从1个月前的67%陡降至46%，下跌了21个百分点。新闻界则不断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并表示要穷追不舍，提出一系列的疑点和问题逼迫政府回答。

里根知道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伊朗官员于11月28日发表讲话，威胁要公开麦克法兰1986年秘访德黑兰期间与“白宫某人”通话的录相带，以示里根“欺骗美国民众。”《纽约时报》12月8日进一步透露，麦克法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早在1985年8月里根就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军火，这与官方宣布的里根只是事后才知道的说法不符。12月7日和10日，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分别表示，他们坚信里根总统知道军售款项转移一事。

内阁成员中有多少知情者？11月27日，白宫内部有人向新闻界透露，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早在1985年就得知美伊接触，他对军售款项转移一事也了如指掌。里甘系里根多年挚友，他陷进泥潭，里根岂能清白如故？11月28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小组委员会给司法部写信，把副总统布什，白宫总管里甘，司法部长米斯，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统统列入怀疑对象。

军售款项到底转向何方？按照司法部长米斯11月25日的说法，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钱是由以色列转交的。但第二天以色列表示，所谓转交行动与以色列“毫不相干”。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也断然表示他们分文未收。《纽约时报》于12月2日披露，这笔钱还部分地转给了安哥拉反政府军和阿富汗游击队，而不象官方所说的仅限于尼反政府军。12月14日，麻省的《洛维尔太阳报》又抛出一条爆炸性新闻，称军售款项中有多达500万美元用来资助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赞成援助尼反政府军的保守派候选人。

诺思的能量真有那么大吗？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奥利佛·诺思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1943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1968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赴越南作战。以其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忠心耿耿而深受上级赏识。海军陆战队司令曾称诺思为“热情先生”。里根也称赞说：“他有良好的行为纪录，他是国家英雄”。在越战中，诺思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朋友们称他为“兰博”。的确，诺思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同“兰博”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据说，有一次他被10名越军包围，当时他身上只带着一把塑料叉子，情况十分危机，但最后诺思还是脱离险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81年，诺思由海军部长推荐，进入白宫工作。此后，他一直负有许多秘密使命，往往早晨在华盛顿，晚上则出现在欧洲某地追缉恐怖分子的现场！　1985年10月，他参与策划成功地拦截载有劫持意大利邮船“阿基莱・劳罗”号的恐怖分子的埃及飞机。

在伊朗门事件中，诺思一直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参加了同伊朗的交易，寻找出售武器的中间商，安排把出售武器所得款项存入瑞士银行，并 9次亲自指挥在尼加拉瓜境内空投补给。在美伊武器交易败露后，诺思销毁了大量有关文件。在被迫辞职后，他仍指使其女秘书霍尔到办公室取出匆忙中未来得及处理的文件，忠心耿耿的霍尔把文件藏在靴子里和衣服里，躲过白宫警卫的检查，带出来予以销毁，尽管诺思成绩“显赫”，但他只不过是个中校，那有这么大的胆量独自制定并实施如此一项复杂的计划？他销毁文件的举动是否有人指使？值得注意的是，诺思本人私下总对朋友发牢骚，说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那么，是谁下的命令？

随着案情的深入，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

“伊朗—尼加拉瓜”双料丑闻刚败露，里根班底便慌作一团，纷纷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并相互推诿指责，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放出风声说，他早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有关备忘录上对美伊交易一事批注道：“此事荒唐”当他得知军售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时则似乎怒气十足，说：“这种事本来不应该发生，我感到十分惊骇，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是可以的，但不能用这种方式，应由国会拨款。”12月4日，他指责麦克法兰在美伊交易问题上给里根出了“馊主意”。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则称他在该案中“没起什么作用”，直至 1986 年10月才“听说”转移款项一事。

号称“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自称一直反对“武器换人质”的作法，对具体情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但麦克法兰斥责舒尔茨撒谎，他称舒尔茨经常听取他关于秘密使命的汇报。话说回来，即使情况真加舒尔茨自称的那样，作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对外政策的执行人，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竟一无所知，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只是部分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业务经理。”

有意在1988年问鼎总统宝座的副总统老布什则竭力与里根保持距离。他先是默不作声，避免发表任何评论。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在 11 月28日打破了沉默，他承认，美伊交易“损害了我们的信誉”，但“此举对于阻止苏联对伊朗的入侵是有特殊意义的。”他说他知道美伊交易这件事并曾表示过支持，但他进一步说，“在某些方面表示过某种程度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一丑闻可能损害了他尚未宣布要参加的总统选举，他说：“我知道有许多猜测，我认为，如果有人在外面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试图预测两年后的气候情况，那么，我想他肯定是疯了。”

阁僚们忙于自保而无暇救驾倒也罢了，可有的人反戈一击，将里根推到更加难堪的境地。麦克法兰在国会作证时反复声称里根事先批准了向伊朗出售武器，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不客气地指责了里根。温伯格也说里根对军售款项转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是知情的。面对这番景象，里根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有消息说，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里根频繁与尼克松通电话，向他讨教办法，并倾诉了满腹苦水。

里根毕竟是里根，面对四面楚歌，他逐步改变了硬顶的策略，试图化被动为主动。 1986年11月26日，他指名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务卿培德蒙・马斯基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关举动。12月1日，里根召集托尔委员会和白宫其它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说：“我决定查清所有事实，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12月2日，应国会的要求，里根宣布将由法庭任命一名特别检查官调查此案，并要求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他还表示，凡是有违法行为的人都要送交法院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对国会的调查将予以合作。

这样，里根政府、国会和司法部门多管齐下，摆出大查特查的架势。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外，从事此案调查的还有4个专门机构：托尔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联邦法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由前司法部副部长沃尔什担任，将重点调查本案中的违法行为，并确定是否要对违法者起诉；另外两个是参众两院分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1986年12月6日，里根在戴维营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他首次承认：“显然，在执行（他制订的）对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错误。”他说：“我对这一行动引起如此激烈的争执深感失望，我对这一行动引起这么大的不安和震动感到遗憾。”“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拨乱反正，我正在这样做。”里根的语调非常动情，几乎是在道歉。

里根的建设性举动稍稍缓解了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的压力。但人们对此仍不满意，他们认为，里根没有说明究竟是谁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在什么时候犯了错误。民意测验表明，里根的支持率仍在下降。

其后的几个月里，国会多次举行公开或半公开的听证会，先后传唤了许多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前去作证，但进展不大。特别令议员们不满的是，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两人在听证会上对所有的重要情节守口如瓶，他们借口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这样的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谁也没想到，为堵塞美国宪法漏洞而制定的第五修正案竞被人当作掩盖其违法行为的一道“护身符”。

经过3个月的追踪调查，托尔委员会终于在1987年2月26日上午10时正式向里根总统递交了一份厚达282页的调查报告，从而把“伊朗门”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份报告不仅在结论上与政府主要官员的证词大相径庭，而且对里根和他的许多亲密顾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报告透露，麦克法兰作证说里根曾亲自向他下达命令，支持向伊朗出售军火，而里根过去对这一行动的表示是，“我恐怕自己受别人记忆的影响，”“我记不得过程了”。报告还指出，有关伊朗的主动行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一系列的武器换人质的交易。”总统似乎的确采纳了其助手的“错误建议”。至于转移款项的问题，报告的结论是，“整个事件一直是，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令人费解的，整个事件无法充分解释清楚”。报告指出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必须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公诸于众后白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负主要责任。”海军中将波因德克斯特“显然没有认清或是忽视了他的做法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冒了严重风险。”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知情的，“他没有迅速地把这件事向总统提出来。”而舒尔茨和温伯格“不过问事态发展情况”。

托尔报告使里根及其亲信大大松了一口气。报告没有发现证据证明里根知情。自从事件败露以来，里根并没有打算故意给美国公众制造假象或进行非法的掩盖行为。对于麦克法兰不利于里根的证词，托尔委员会先是认可，后又推翻了，因为这个判断是“模糊”的

托尔报告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公众普遍表示疑惑不解和诧异。新闻界讥讽说：“里根政府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座里，汽车正冲下山去，却无人在前面把着方向盘。”“托尔委员会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太知道也不太想知道的总统形象。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一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受人摆布的总统形象，一个疯狂的政府，在那里人人都在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

暴风雨终于震撼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在事发之后，里根政府来了个大换班。先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其助手诺思中校挂冠而去。本案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在1986年12月15日突发急症，住进了医院。在做完脑癌切除手术后，于1987年元月提出辞呈。手术后的凯西说话困难，后来发展为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出庭作证。1987年5月6日，凯西辞世。凯西是共和党的三朝元老，是里根多年的老朋友，他对白宫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在伊朗门事件中，凯西有重大的违法嫌疑，并掌握着许多重要秘密，如今他把这些秘密都带进坟墓去了。

麦克法兰，这位忧郁、严肃、勤奋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竟于2月9日服食了过量的镇静剂。他的妻子发现他昏迷不醒时向医院打紧急电话呼救，终于使他脱离了险境。警方根据情况，判定这是一宗“自杀未遂或企图自杀”案。麦克法兰还不到50岁，正值壮年，为何要自寻短见？在伊朗门事件败露后，他时常觉得有被人抛弃的感觉，长嘘短叹，神情抑郁。他曾向一位挚友沮丧地说：“想不到30年来的辛苦奔波，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人质，却因自己的忠诚和坦率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以至于毁于一旦。”

托尔报告敲响了唐纳德·里甘在白宫任职的丧钟。报告不客气地指出“里根的所作所为几乎比人们记忆中近些年任何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都过份。他对白宫班子实行个人控制，并要求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个人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决策，出席几乎所有有关处理美伊武器交易的会议。“其实早在托尔报告公布之前，里甘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素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著称，且脾气暴躁，不易与人相处，人缘不好。但他凭着与里根多年的老交情，仍我行我素，最后连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都给得罪了，两人多次吵架，互为攻击，夹在第一夫人和白宫总管之间的里根却哭笑不得。随着这场闹剧的日益激化，里根不得不抹下脸来，抛出了替罪羊。一直恋栈不去的里甘从电视上获悉里根任命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为白宫新总管，于是他写下寥寥一语的辞呈，黯然离去。

同时，白宫也出现了辞职浪潮，大小官员士气一落千丈，纷纷托词另谋生计。1986年11月至1987年2月，白宫滥用麻醉品顾问特纳，总统政治顾问丹尼尔斯，白宫联络处主任布坎南，副新闻秘书斯皮克斯等人相继挂冠而去。连两名负责帮助里根应付伊朗门危机的顾问沃利轰和阿尔希亦表示无意“奉陪到底”。

1987年3月4日是里根和其夫人南希结婚3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却被视为里根力图从“伊朗门”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再一次向全国公众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中里根尽管对所犯错误“没有表示道歉”，但“这一演说的整个语气已构成一种道歉。”

里根说：“我已经为我的沉默付出了代价，使你们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但是，我同你们一样，不得不等着弄清事情的全貌。”“我已经研究了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其调查结果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是激烈的，我全部接受。”

里根的语气似乎是非常诚恳的，有后悔的表情，听起来挺动人的。他说：“首先，我要说，我应对我本人的行动和我领导下的政府的行动负有全部责任。”“我确实批准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我只是不能说出在什么时候。”“尽管事出有因，但也不应对此原谅，这是一个错误。”关于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里根说：“……一无所知，但是，作为总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谈到为解除这次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时，里根表示他正在着手进行3 件事，即：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修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及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还表示要“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实质上同国会搞好合作。”

里根坦率的态度和追悔的表情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舆论的压力。民意测验显示，多数公众对里根的讲话表示满意。第二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自从肯尼迪为1961年的灾难性入侵猪湾事件接受人们的责备以来，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如此么开地承认错误。”“只有一位总统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并且充分认识到自己深深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象他今晚那样讲话。”里根“今晚显得好象已经得出结论：为了挽救他的总统地位，他必须把自己的骄傲自负一古脑儿都咽到肚子里去。”

有的报纸还评论说，这下子总统“渡过了转折点”。有的用打棒球的术语说，总统“这一棒击中了球，上了一垒，但并不是一次（稳稳得分）全垒打”。换句话说，前途还没有定局。一些普通人听了演说之后“倾向于原谅，但不是忘却。”甚至在向来挑剔的新闻界中也有人说，里根“在认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的了，你总不能让美国总统趴下来。”

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伊朗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绝非发表一次讲话，整顿一下班子所能补救。托尔报告是整个事件的重要一章，而非最后一章。一旦在未来的调查中又发现新的严重问题或情节，风波就会再起。

为了摆脱困境，扳回失分，里根采取了场上“篮下易将”的措施。早在1986年12月2日他任命了“解决麻烦问题的老手”卡卢奇接替波因德克斯特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7年2月7日任命号称“协商大师”的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接替了不得人心的里甘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3月3日提名有“廉洁先生”美称的原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人事安排都受到了舆论的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由这些“里根圈子”之外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将有助于白宫搞好与国会的关系。

1987年3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将于5月5日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并批准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等人以有限豁免权。舆论称之为“一出政治剧的序幕”。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众参两院两个调查委员会共访问了200多名证人，请询了150多人，审阅了10万多字的文字材料。据报道，听证会使白宫的助手们忧心忡忡，他们早已为听证会可能出现意外而研究对策，为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作好准备。为了引起公众对听证会的注意，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不断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从而给人们留下“伊朗门”事件远未结束的印象。

1987年5月5日上午，华盛顿国会山的听证会大厅，记者们兴致勃勃地等候着新的“猎物”，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则面无表情，正襟危坐，气氛不同寻常。听证会开始后，第一个出场作证的是曾任美国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

西科德54岁，为人坦率，办事雷厉风行，效率很高，功勋卓著，被其母校西点军校誉为“标准的美国将军。”1975—1978年曾任美驻伊朗空军司令。西科德是同“伊朗门”事件有牵连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随同麦克法兰秘密飞抵德黑兰。在此之前，西科德一直守口如瓶，对国会调查人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此国会相当恼火。1987年3月19日晚国会通过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对西科德提出起诉。

此时在听证会上，西科德与以往判若两人，快言快语，有问必答。他承认，美伊武器交易中获得的1800万美元利润中，约有350万美元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一行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他说，他一向认为这些活动是得到里根总统批准的。因为诺恩曾告诉过他，他跟里根总统讨论过这个计划，并同总统开玩笑说，伊朗的阿亚图拉实际上是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西科德的证词对里根是不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里根总统远比他及其助手所承认的陷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泥潭还要深。”

更使白宫惶恐不安的是麦克法兰的证词。他坚持认为，支付200万美元作为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的赎金是里根亲自批准的（里根对此的反应是“记不清了。”）他还说，1984年10月众议员爱德华・博伦提出的有关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军援的修正案被通过后，里根仍指示有关人员继续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并亲自出面向一个中美洲国家首脑做工作，要求放行被扣押在该国的一批运送给尼反政府军的武器。“总统公开和私下里多次表示他不想失信于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指示要“保证反政府军持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直到国会再次同意支持他们为止。”

面对出现的新情况，白宫急忙调整对策。发言人菲茨沃特一改先前的表态，承认里根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决定有重大牵连，但坚持说里根没有做违法的事。他还发出妙语，称里根“了解合法的行动，不知道非法的行动。”里根本人也出来作了解释。实质性的问题是，里根到底有没有违反博伦修正案？

1984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博伦修正案中规定：用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从事情报活动的美国任何其它机构”的经费都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上。这一规定在1986年10月前均有效。围绕着如何判断里根所了解的“行为”是否“合法”就产生了对博伦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各执一辞，见仁见智。

国会人士称，里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与傅伦修正案背道而驰。白宫方面则坚持说，里根没有违反博伦修正案，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甚至表示博伦修正案只适应于美国的情报机构，而不适应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它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不是情报组织。因而，博伦修正案“对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安会没有约束力。”但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则威胁说，如果一旦查明里根确实违反了博伦修正案，那么他就有可能受到弹劾。实际上，傅伦修正案本身就象瑞士乳酪一样漏洞百出，这就难怪白宫与国会斗法了。不管结果如何，都使里根力图恢复白宫信誉的努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宪法规定，总统应监督部下忠实地执行法律，对此，即使里根没有违法，他也难免有失职之嫌。 听证会还只刚刚开始，一些关键人物尚未出场。其中包括获得有限豁免权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

华盛顿，1987年7月7日上午九时，一位身穿海军陆战队军官制服，胸前挂满勋章的军人大步跨进了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会场。在场的各大电视网的记者立即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大约有5000万观众在等着看他的镜头。他就是诺思中校。这是他第一次在国会听证会上亮相。 当主持人宣布听证会正式开始时，诺思刷地站了起来，举起右手面对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宣誓。没想到，这个形象竟使美国公众如痴如醉，不久刮起一股“诺思热旋风。”

从电视中可以看到，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诺思神情坦然，侃侃而述。这与他7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沮丧、紧张、支支吾吾的神情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观众第一次看到有人慷慨激昂而又头头是道地为美伊军火交易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辩解。诺思说，他从未直接同里根总统谈起过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也从未看到过里根总统批准这一行动的文件。他表示，他并不是为里根总统打掩护。他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上级的批准，都是为了国家　利益。他还公然批评国会：“我认为，这些听证对我们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结果总是宣判你们自己获胜。”诺思越说越激动，听众席上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6天听证会后，“牛仔中校”诺思一举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被称为“典型的硬汉”。《今日美国》别出心裁设立了“诺思热线电话”，结果在7月7日至10日4天内收到6．7万个电话，其中5．9万个认为诺思诚实可信。一些年轻人甚至做了有诺思头像的像章，上面刻着：“诺思：民族英雄。”甚至还有人打出要诺思竞选下届总统的标语牌。有些人把诺思作为自己的择婿标准。好莱坞的编导则酝酿着如何利用诺思的故事拍成电影。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形成了特有的“诺思现象”。

当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从“诺思热”中冷静下来时，另一位关键人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又登场了。诺思在作证时曾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上级授权的，因此作为诺思的上级，波因德克斯特的作证就显得格外重要。波因德克斯特为人稳重祥和，工作勤奋，头脑聪明，在里根政府处理一些重大外交事务过程中，他曾发挥过很关键的作用。

7月15日上午，波因德克斯特出场作证。他不象他的下级诺思那么镇定满洒，相反他看起来似乎有些惊恐不安。他说，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款项用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他从来未向里根总统汇报过，是他亲自批准的。“如果我向他提出要求，他当时是会批准这一决定的。”“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坚信总统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他所以要向总统隐瞒此事，是为了今后万一事情泄露，里根有“加以否认的可能性，”以便保护总统“在政治上不受损害。”

波因德克斯特的证词使白宫大大松了一口气，对里根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称，里根得知结果后耸耸肩说：“这算什么新闻？7 个月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继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之后，内阁要员舒尔茨、米斯、温伯格等人相继出席出证，但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于是，长达11个星期的“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于1987年8年3日正式结束。尽管存在于众人头脑中的许多谜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尽管议员们仍然对结果表示不满，但毕竟可以这么说，风暴已经过去了。

1987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两院“伊朗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最后正式调查报告，这份长达690页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伊朗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揭露了政府高级官员在决策过程中阳奉阴违，隐瞒事实，欺骗公众以及对法律和宪法程序的蔑视。报告认为里根没有完成宪法赋予他的责任，因而应对“伊朗门”事件负实质性的责任。尽管调查委员会没有得到直接证据证明里根总统有意欺骗国会和美国公众，但里根总统的行动和声明有欺骗之嫌。

这份调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伊朗门”事件调查的结束，随后这一案件交由美国司法机关继续审理。国会的这次调查历时 11 个月，花费了近 800万美元，马拉松式地听取了500多人的证词和查阅了30多万份文件。如此兴师动众，大破钱财的国会调查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1988年3月16日，特别检查官沃尔什对诺思提出起诉。被起诉的罪状多达14项，最为关键的两项是诺思犯有阴谋罪和盗窃政府财产罪，主要证据是私自将卖给伊朗军火的1400多万美元利润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诺思否认了对他的这两项关键指控，并声称白宫文件和总统可以证明自己无罪。而白宫则以多种理由反对出示“秘密文件”，还坚决反对传唤总统，因为法律规定“现任总统不能当堂作证。”

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审判不得不避重就轻。经过两个月的审判和长达12天的审议，在检查官提出起诉的12项罪名中，仅有3项成立，其余9项被判定证据不足。而诺思本人对裁决不服，他表示“要象一名海军陆战队战士那样战斗到底，不管要用多少年，直至最终证明无罪。” 1989年7月5日，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格塞尔正式宣判诺思三年缓期徒刑及15万美元罚金，并从事1200小时的无报酬公务活动，禁止担任公职。

在此之前，麦克法兰因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于1989年3月3日被判处两年缓期徒刑，2万美元罚款和200小时的无偿公共服务。

波因德克斯特被指控犯有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等 5项罪名。波因德克斯特的辩护律师说服法官格林传讯里根到庭作证，他企图使自己的委托人在里根的招牌下遮挡过去，轻松过关。

1990年2月16日和17日两天，卸任后的里根花了近8小时在洛杉矶法院秘密作证。79岁的里根风采依旧，笑容可掬。步入法庭后，他朝波因德克斯特坐的方向笑了笑，神秘地眨了眨眼睛。接着，里根在法官面前举起右手宣誓。法庭气氛肃穆，除有关人员外，没有观众和新闻记者。

随后，里根开始回答辩护律师贝克勒和检察官韦伯提出的问题。他的语调仍象在职时一样平稳。双方一问一答，时而切中要害，时而冗长乏味。近8个小时中，里根竟回答出100多个“不知道”，“不记得。”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的行为一向合法，并一直建议行政助手们不要违法。他说，他没有指使助手波因德克斯特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对里根的证词，华盛顿的评论家们说，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再次显示了他执政期内政府中一贯懒散的作风。

4月7日上午，联邦陪审团在华盛顿地方法院宣布，波因德克斯特在“伊朗门”案中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

6月11日，　53岁的波因德克斯特由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格林法官在宣布法庭裁决后表示，未给被告更严厉的刑罚，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军旅生涯及大笔诉讼费用。

“伊朗门”事件至此完全告终了。但是，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它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