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180年－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部）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

仲长统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善于文辞。二十余岁时，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并在上党结识了常林。所有与仲长统交友的人都觉得他很特别。

当时的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外侄，向来尊重有名望的人，他招揽四方游士，许多士人都归附于他。仲长统经过并州时，高干招待并访问当时之事。仲长统说：“你有做大事的志向却没有做大事的才干，喜欢招揽士人却不善于选择人才，这就是您要十分戒备的事情。”高干向来自视很高，没有采纳意见，仲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凭借并州反叛曹操，最终落得失败的结局。并州、冀州之士于是都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仲长统性格豪爽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性情变化不定，当时有人称其为“狂生”。每逢州郡征召为官，便称病拒绝。他认为凡是游说帝王之人，不过是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能常在，生命又容易磨灭；而悠闲自得，与世无争，却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并作《见志诗二首》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尚书令荀彧听闻仲长统的名声，举荐他为尚书郎，后来还参与了丞相曹操的军事谋划。仲长统每论起古今及世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此著述《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汉献帝禅位那年，仲长统去世，时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社会生活，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并将其集中表现在了《昌言》这部哲学政治著作之中。他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观念，认为“天”即自然，没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此，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应该顺应“天时”，如种植庄稼，只要按照时令及时播种，过程中勤于管护、照料，自然就会有好的收成，即“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收成的好坏与“天命”无关，关键在于耕作者是否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东汉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封建宿命论，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仲长统却与时人“背道而驰”，他还认为创业者夺天下，建立霸业，乃至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都是由“人事”所致，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法，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同时，仲长统批判了“神学主义”者，强调“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治世”——“乱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而在治理国家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今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一、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 “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

二、“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 “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

三、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仲长统还认识到，上古人民大体平等的社会结构解体以后，贫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在当时，财富之集中，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这确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直到现代社会，财富集中的情状更令人惊骇。连社会主义革命都未能解决的社会贫富问题，让几千年前的古人解决实在荒唐。仲长统也未开出什么好药方。但他能对这种现象有所认识便很可贵，这对于思考宏观养生与个体养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实，不能不加以正视。

从个体养生来说，奉养过厚，并非好事。仲长统认为，今人不像古人那样长寿，正因“所习不纯正”，由个人淫乐，到影响后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难医，少高寿之人：“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于上，豪杰驰之于下。及至生产不时，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既出胞藏，养护无法。又蒸之以绵纩。烁之以五味，胎伤孩病而臆，未及坚刚，复纵情欲，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国无良医，医无审术。奸佐其问，过谬常有。会有一疾，英能自免。当今少百岁之人者，岂非所习不纯正也?”这种见解十分正确。许多“富贵病”，正与营养过剩、护卫过当所致。

那么，怎样才利于养生呢?仲长统形象地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实即一种隐居避世、养性保寿的养生术：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 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具兼珍之馐，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人帝王之门哉!”这种既无劳苦又无干扰的闲适生涯，只能是个幻想，很难成为现实，所以，这种养生术并无推广价值。真正的隐士，有耕作之劳，有断炊之虞，有虎豹盗贼之害，并不那般潇洒。

《见志诗二首》

其一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

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

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其二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

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

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诗》

春云为马。秋风为驷。按之不迟。劳之不疾。

缪袭：“统才倜傥足继西京董、贾、刘、扬。”

范晔：“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

严可均：“然其谮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非过誉也”。

马国翰：“其言时事，切中利弊，缪熙伯以董、贾、刘、杨拟之，洵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