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是将人类学观点应用于这个跨学科的发展研究分支。发展人类学将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视为主要研究课题。在这个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这个术语系指由不同行动者自发产生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者包括机构、企业、组织、国家与独立志工，他们试图改善在世界某些特定地方的经济、技术、政治或（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人类学是指一门融理论批评和应用实践为一炉的学问。就其涉及的内容和论题而言，这门学问所体现了国际学界中从事发展研究的两种相关却不尽相同的思路、模式和风格。首先，我们可以把发展人类学看成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主干分支。与其他运用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们一样，发展人类学家以田野工作为主要考察手段，判断、确认和分析不同场景中的文化与发展的关联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从而提供可资决策者参考和借鉴的依据、信息和建议。这种强调“学以致用”的发展人类学，在英语语言中表述为“development anthropology。”作为应用人类学的积极实践者，发展人类学家受雇于包括欧美各国的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通过发挥自身的学科专长，来研究和探讨社会和文化因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制约性, 从而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解决在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对发展人类学而言，发展既不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也不是一场失败。发展是一个研究课题（某位读者注：许多发展人类学家可能会反驳这个说法，而清楚表示他们一面提出批评，一面对发展提出贡献；然而有一些理论家清楚划分了“人类学的发展研究”'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 (其中发展是研究课题) 与“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做为一种应用实践)，这种区分逐渐被视为是陈腐的想法(参阅 Escobar, 1997, in 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40)）。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可以描述、分析与理解在某个特定地方所采取与发生的各种发展行动。所要检视的是这些行动对于地方人群、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影响。

回顾人类学在过去100多年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门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科，在发轫之初就积极参与探讨人类发展规律的学术争鸣，并且还构建了人类学学科对现代社会和人文科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体系—社会进化论。可以说，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内外学界进入充满“反思发展”的后现代话语的时代，那蕴含在发展阶段论背后的学理假设，以及为衡量和分析发展程度而设置的标尺和框架，无不反映出社会进化论对于当代学界和决策部门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以修正、批驳乃至颠覆社会进化论为目标的20世纪人类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如新进化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相对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发展研究者在观察实际问题过程时，重新思考“进步”的意义，适时调整视角和思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而，以学术思辨为特征的“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语境中，成为欧美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教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潘天舒教授所著的《发展人类学概论》一书中，发展人类学还可表述为“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在英语语言有“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之意）。在本书特定的语境当中，这种带有浓重学究气和后现代烙印的人类学是以发展领域本身、特定的发展项目、国际发展组织、甚至从事发展的专家作为观察、研究和批判对象的人类学。与常规发展人类学不同的是，“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力求通过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发展过程的剖析，提供旨在对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思考的批评性文本。在欧美高校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中，以学理探讨为导向的发展人类学家大多有进行过长时间田野工作的经历。他（她）们以撰写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式，借助具体的案例分析，揭示出发展项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如何演变成为具有工具理性功能的官僚管理机器，使代表政府和国际组织利益的权力，得以随心所欲地渗透和干预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对本土文化、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和影响。与受雇于特定组织和部门的发展人类学家不同，这些在象牙塔内进行“针对发展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以著书立说和教授课程为主业，具有独立观察家和批评者的身份。

大多数的发展人类学家严厉批判从1960年代以来的发展工作。他们指责不同的机构，只考虑当地人群生活的一小部份，而未分析更大的后果。再者，在人类学之中，国际发展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时代或后殖民主义的延伸。某些学者，例如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甚至将国际发展视为西方用来维持对前殖民地资源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1945到1960年间，前殖民地正在历经解除殖民时代，而且发展计划有助于维持第三世界对于旧有宗主国的依赖。这个观点受到依赖理论大力支持。大抵上，发展计划被视为一种现代化与根绝原住民文化的工作。许多人类学家也指出，有一些发展工作往往试图进行不具政治色彩的变革，这是借由将焦点放在工具性的协助（像是兴建学校），而不是放在导致这项发展失败的各种客观条件，也不是放在这个学校可能教导（或不教导）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将各国推动的国际发展工作认定为帮手的这个说法，只指出了症状，却没有指出原因。

发展人类学家何为

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人类学家是以教书和发表论著为本业的学者和教师。而事实上，发展人类学家更可能是直接投身于发展实践的专家和能人。以参与式观察为标志的人类学学科的田野工作方法的日益普及，使发展人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得以在象牙塔外的现实世界生存下来并得到广泛认可。经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人，在对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观测、诊断并确认某一发展项目应用价值的时候，具有全然不同于经济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视域。也就是说，发展人类学家在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论两大方面所占据的独特优势，最终决定了人类学学科在应用实践中的价值和地位。

在另一方面，某些人类学家直接对发展计划这个领域提出贡献。他们将自己对于发展的观点投入实际运用当中。这个方法有别于在某些领域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检视总体的数据，例如国民生产毛额与国民平均所得，以及一个社会中所得分配与平等状态的数据。人类学可提供一个更细腻的关于这些数据背后的质性资料分析，例如涉及发展计划的这些社会群体的性质，以及所得分配状态的社会意义。因此，发展人类学家往往处理的是，评估某些重要的发展质性面向，这时常被经济研究取向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