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遗书》是明代顾炎武撰、朱记荣辑丛书。有《亭林诗文集》（一—六卷）、《日知录》等。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之后，因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更名顾炎武，字宁人。当时的学者们因顾炎武的家乡是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镇，因此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是江东有名的大富户之一。世代书香门第。自顾炎武的高祖一直到顾炎武的父亲，三代进士，一代副榜，祖孙五代都做过明朝的大官。

他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婶母王贞孝。王贞孝是辽东行太仆少卿王宇的孙女，太学生王述的女儿。“自小严整如成人”，是一个有学识的妇女，不仅以《大学》之道教导顾炎武如何立身，而且还时常给他讲述明初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事迹，在做人方面给他以启迪。她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节牌坊。在明末清初时，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设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她的忠君爱国思想，对顾炎武一生的为人和思想品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顾炎武从三十三岁到七十岁去世时，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留心史事，关心现实，时时不忘告诫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嗣祖的朝夕课督之下，顾炎武自幼攻读经史和兵家著述，逐渐确立学以经世的志向，他最恨一般知识分子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

《亭林遗书》被列入抽毁的书目中。据《禁毁书目》记载：“查此书系昆山顾氏撰以所著十书合为一编，内除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二种中均有偏谬词句，应行销毁，又《昌平山水记》一种亦有乖谬之处，应行抽毁外。其《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金石文字记韵补正觚十事》及《顾氏谱系考》等7种，均系辩正经史之书，有补考证查无干碍，应请毋庸销毁。”

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在他青少年时代，也曾象当时的文士一样，“注虫鱼，吟风月”，“为雕虫篆刻之技”。然而，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他断然一改旧心，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习气。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赞同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写作视为一种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诗文集中充满了反映现实，体现忧患意识的作品。

在明朝灭之后，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南明政权身上，作《感事诗》“日角膺符早，夭拄主■临。安危宗社计，拥立大臣心。旧国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汉灾当百六，人未息讴吟。”又“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告天传玉册，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思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军神州”。这些诗句表达了他拥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复失地的决心。

南明政权覆灭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民间斗争上。如《千里诗》：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推官二子被难》：苍黄一夜出城门，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为清军暴行所威胁，决意继续斗争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深刻揭露了明末腐败的政治，也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同时控诉了清军的铁蹄蹂躏。风格沉雄悲壮，朴实感人。在他北行之后，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则多是眷恋故国，关怀民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苍劲沉郁，颇有杜甫的遗风。如：《重谒孝陵》：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着浓重的怀念故国的情怀。“居然■落念无成，陈驷流萍度此生，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常随黄鹄翔山影，惯听青骢别塞声。举目陵就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在他笔下也寄寓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诗写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硕鼠》徒兴叹”。他憧憬着“四海皆农桑，弦歌遍井闾”的太平盛世，表示“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在顾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朴，不事雕琢而见长。他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因此极少去写那些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他曾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现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就是对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做了“无关于经术致理”的应酬文章，顾炎武也对他持保留态度。他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顾炎武不仅拒绝做应酬文章，而且有力抨击了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于文学中的拟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断言：“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则后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切中时弊，干人论世大有裨益。

在学术研究上，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为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亭林遗书》中许多的学术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据学、金石文学、音韵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传杜解补正》，破除了《左传》研究中今古文壁垒，博采《左传》、《公羊》、《谷梁》三家之长，并且对前人所讥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赞许。他不同意对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的批评。认为：“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所以，顾炎武的《春秋》研究深为后人重视，被评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为顾炎武深湛的学术造诣，才使得这些学术作品没有被一同禁毁，得以保留，并影响了清代的学术研究。开创了一代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