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文学家吴趼人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描述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揭露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是1884年中法之战到1904年前后20年间，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干线，从他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终止，通过这个人物20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地揭露了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左右的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展示了一幅清王朝崩溃前夕的社会画卷，并从侧面描绘出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作品写了200来件“怪现状”，勾画出一个到处充斥着“蛇鼠”、“豺虎”、“魑魅”的鬼蜮世界。在清末小说中，它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除官场之外，还包括商场、洋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所以发表时标为“社会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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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清政府日益腐败，一批有爱国良知的作家，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谴责。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这类小说归属为谴责小说，其中吴趼人所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改良主义者，吴趼人看到清朝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所以通过小说加以猛烈抨击和嘲讽。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的人物范围更要广阔一些，这里面的人物涉及到官场、商场、洋场。其涉及人物也相当广泛，恶棍、骗子、狂徒、巡捕、强盗、讼师、烟鬼、官场人物、洋场才子、医卜星相、小报文氓、江湖劣医、人口贩子、洋行买办等都在书中有所描写。作者用辛辣的笔触，大胆地刻画出当时社会的众生相：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有为升官而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道、逼使寡媳去做制台姨太太的观察，有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却欺凌同族的民族败类……如书中的苟才是个典型人物，完全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他摆阔、钻营、贪财、好色、缺德、乱伦，诸如以上种种丑态无不展示了他污秽不堪的精神世界，从而也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腐朽败坏。

作者除了描写这些小人物之外，还描写了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生活现状。九死一生”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小说所写“怪状”一百九十八件，都是通过“九死一生”的耳闻目睹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的。“九死一生”姓甚名谁，无从考稽。他说自己在世上二十年中，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一是蛇虫鼠蚁；二是豺狼虎豹；三是魑魅魍魉。居然都避了过去，所以当得“九死一生”。他在南京走投无路之时，遇到当年的同学挚友吴继之，此后便成为吴的幕友。他是在吴继之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是吴继之忠实的追随者。吴做官时，他是吴的私人秘书；吴经商，他做吴的经理；吴去做考官，他充作家人，代吴阅卷。他才思敏捷，聪明过人。但他只看到社会的阴暗角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自以为看破红尘，从而变得诡谲狡狯，玩世不恭。他憎恶社会邪恶，维护封建制度，同时又轻视功名，无意仕途。伯父多次劝诫他用功八股，以求功名，均被拒绝。他对官场有透辟的见解，如他曾对母亲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他见多识广，处世圆滑。喜欢嘲讽笑骂别人，自己却又尖酸刻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便同林油腔滑调地开玩笑，一副十足的流氓相；家族修庙，族长想讹诈他，他又使小钱，又玩诡计，终于没拿出多少钱；他想卖掉田产房屋，怕本家干预，便谎称伯父捐官用钱，既恫吓，又利诱，终使事情顺利办成；他到宜昌奔丧，伯母一般人怀疑他来拿遗产，他横眉竖眼，冷言恶语，一副十足的“才子加流氓”像。但崇拜贤良，主持正义，抑恶扬善，乐于助人的确又是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当王瑞甫告诉他黎景翼逼死胞弟，又卖弟媳秋菊到妓院后，他想方设法，四处奔走，终于找回秋菊。他结识蔡侣笙后，因敬慕蔡的过人才华，刚直性格，便通过吴继之荐蔡到藩署任职，和蔡成为莫逆之交。“九死一生”终于没有做官，他和吴继之含辛茹苦经营的商业倒闭之后，便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交给了文述农。在这个人物形象中，看得出作者的影子，作者与“九死一生”一样，在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看到的善与恶以及写成的文字则更近于真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始，至其经商失败止。卷首九死一生自白他出来应世的20年间所遇见的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小说就是展示这种怪现状，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抚，下至三教九流，举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骗子等，狼奔豕突，显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肌体的溃烂不堪。

小说富有特色的部分是对封建家庭的罪恶与道德沦丧的暴露。在拜金主义狂潮的冲击下，旧式家庭中骨肉乖违，人伦惨变，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直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丑恶灵魂。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凉薄无行的伪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干没亡弟万金遗产，夺孤侄寡娣的养命钱，几令九死一生流落街头。其人不苟言笑，动辄严斥子侄，而所做暧昧情事，令人齿冷。宦家子弟黎景翼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高谈性理之学，却百般虐待将他自襁褓抚养成人的祖父。书中落墨甚多的苟才，也是被他的亲子龙光勾结江湖草医害死。旧家庭中的深重罪孽，令人毛骨悚然。作家抉发官场黑幕，亦颇重从道德批判切入，直斥“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第五十回）。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苟才，便是这种“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典型。他夤缘苟且，几度宦海沉浮，为求官星照命，竟将如花似玉的寡媳献与制台大人。此外，书中对于清末官吏的庸懦畏葸、恐外媚外，也有相当生动的刻画，体现了作家的爱国义愤。小说还万花筒似地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龌龊诸相，其中作家揣摩最为熟透的则是“洋场才子”。这些浮薄子弟，徙倚华洋二界，徜徉花国酒乡，胸无点墨，大言炎炎，笑柄层出，斯文扫地，充分显示了畸型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空虚和堕落。

此书也反映了作家追求与幻灭的心史历程。书中着意推出一些正面人物如吴继之、九死一生、文述农、蔡侣笙等，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吴继之由地主、官僚转化为富商，是我国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形象。他与九死一生所经营的大宗出口贸易，曾经兴旺一时，差可自豪，足以睥睨官场群丑，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然而作家笔下商场人物的心理构型仍然是旧的，作家着力刻画的是他们的义骨侠肠，彼此间肝胆相照的深情厚谊，都还缺少商业资本弄潮儿的气质，他们最后的破产则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命定归宿。蔡侣笙，则纯然“清官”模式。书中正面人物无例外地被人欲横流的尘嚣浊浪所吞没，“实业救国”、“道德救国”，—一破产，体现了作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李葭荣《我佛山人传》）的心灵搏斗历程。

小说突出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笔锋凌厉，庄谐杂陈，辛辣而有兴味。如苟才初次亮相，他那如瓶泻水般的谈吐，旁若无人的意态，寥寥数笔，跃然纸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以九死一生20年间的悲欢离合、所见所闻贯穿始终，结构上成一抟结之局。不足之处是材料不免庞杂，有些形同话柄的联缀。

在结构上，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作为小说故事线索与叙事视角“我”的存在，却忽略了“我”本身也是小说中的人物。“我”的荣辱兴衰与小说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小说“以省疾遭丧起，以得电奔丧止”，始从家乡来，终又回家乡去，”且开卷时几个重要人物，于篇终时皆一一回顾到”，可谓“首尾联络,妙转如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了说明该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可以“我”与吴继之为例加以说明。

“我”在南京无依无靠时遇到继之，继之收留了“我”。“我”也因此成了他的幕宾，继之人生的兴衰与“我”自然是休戚相关了。继之是进士出身，又由于有藩台这样的世交关系，他的仕途起初还算顺利。到44回他终于署理了江都县这样的美差，仕途至此达到顶峰。但藩台也因署理安徽巡抚而调离本省，可见作者在写继之升官的同时，也为他丢官埋下了伏笔。无独有偶，第59回继之因拒绝制军下人的敲诈而被罢官。由于继之早已涉足商业，他此时的商业也开始兴盛，因此丢官并未对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丢官与其商业的最终失败有着内在的联系。继之的生意在此后的日子里开始逐渐达到鼎盛，而作者却在80回以极淡的闲笔也提到了芜湖生意被人倒账的事，虽然这次事件“我”轻易地将其解决了，但它也说明生意最终的失败并不是凭空而生。最后由于“我”去接叔父的孤儿，继之回乡丁忧，由于本家吴作猷第一个倒账，整个生意被牵动，遂全部倒闭。继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排在59回，正好在过半以后。

另外，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我”的伯父及苟才也都有了结局,重要人物蔡侣笙也陷入了绝境。“我”因避祸不得不潜归家乡，小说也就这样自然地收尾了。由此可见，小说虽然是以“我”为线索串起众多的短篇故事，但却暗里将其巧妙地与小说的结构与情节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有别于那些可以无限写下去的现形记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其艺术价值影响主要是：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同时结构上它又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为中国小说的创造提供了楷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新小说》（月刊）第八号至第二年第廿四号连载，共刊出四十五回。标“会小说”。无插图，回上有批语，回后均有评语，故一般均认为是作者自加。

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八册，其中，第一至五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第六册宣统元年（1909）刊，第七至八册宣统二年（1910）刊。

1933年上海石印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原署“我佛山人著”。作者吴趼人，字小允，又字茧人，原名沃尧，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为我佛山人。也曾用笔名野史氏、老小海、老少年等。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宣统二年（1910），终年四十四岁。吴趼人出身于破落的世宦之家，十八岁至上海，常为日报撰稿，曾在江南制造军械局当抄写员，后客居山东，远游日本。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吴趼人始作小说，撰有本书及《痛史》二十七回，《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光绪三十年（1904），去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其此时全国掀起反对美国的“华工禁约”运动，他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任汪维甫创办的《月月小说》主编，共二十四期，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在此刊物发表。同时又为《绣像小说》撰稿，有《瞎骗奇闻》八回、并有续李伯元的《活地狱》问世。宣统二年（1910）病死于上海。所撰小说，尚有《电术奇谈》二十四回、《恨海》十回（1906）、《劫余灰》十六回（1910）、《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1910）、《新石头记》四十回（1908）、《上海游骖录》十回（1909）《发财秘诀》八回（1907）、《两晋演义》二十三回（1910）、《糊涂世界》十二回（1906）、《云南野乘》三回（1907）等，还有短篇小说集《趼人十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