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菊头蝠是翼手目菊头蝠科菊头蝠属哺乳动物，又名栗黄菊头蝠。体型中等；马蹄叶较大，恰能覆盖吻端，两侧下缘各有附加小叶一片；鞍状叶中部内凹，左右两侧呈平行状，顶端圆；联接叶阔而圆，略高于鞍状叶；顶叶呈三角形或弧形，翼膜起始于踝关节，尾膜起始于趾基部；前颌骨游离，吻两侧平直；颧弓薄，上缘呈抛物线弯曲；第1前臼齿极小，位于齿列之中；第1、2枚臼齿发达，第3枚臼齿较小，下颌犬齿明显比上颌犬齿小。背毛灰褐色，腹部略显灰白。

中华菊头蝠在1997之前曾一直被定为鲁氏菊头蝠的亚种（Rhinolophus rouxii sinicus），中文名称是“鲁氏菊头蝠中国亚种”。由于在染色体、形态方面的研究，表明其与鲁氏菊头蝠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在2012年被提升为独立物种。

中华菊头蝠体长4.1-5.3厘米，尾长1.8-2.9厘米，前臂长4.5-5.2厘米，体重9-14克，颅全长1.9-2.3厘米，耳长1.58-2.1毫米。马蹄叶较大，两侧下缘各具一片附小叶，鞍状叶左右两侧呈平行状，顶端圆，连接叶阔而圆。背毛毛尖栗色，毛基灰白色，腹毛赭褐色。头骨矢状嵴明显，颚桥短。第3、4、5掌骨近等长（3.4-3.8厘米）。齿式为1.1.2.3/2.1.3.3=32。毛色为橙色、锈黄至褐黄色；眼小耳大，耳朵不具耳屏；鼻叶较宽，鼻叶上存在发达的继发小叶，联接叶侧面线条圆钝，呈三角形的顶叶发达，下缘凹陷。空蝶鞍几乎是平行的，鼻叶上的刺血针比中菊头蝠的更钝。

前肢骨骼（包括指骨）延长而支撑着的大片皮膜称为手膜，向前由游离的短拇指联到颈侧略呈三角形的皮膜称为前膜，往后伸展到后肢踵部上下的为斜膜，由后肢伸展到尾部的为肢间膜，又称尾膜。踵部生有软骨性的距，起辅助支撑尾膜的作用。前足拇指和后足5趾均具爪。停息时以后足倒钩，呈倒悬姿势。胸骨发达，龙骨突起。吻鼻部的皮肤衍生成复杂结构的鼻叶。雌体具乳头1对，胸位。雄性具阴茎骨。

所有的菊头蝠属的鼻子上都有叶子状的马蹄形突起，被称为鼻叶。鼻叶在物种识别中很重要，并且由几个部分组成。刺血针在蝙蝠的眼睛之间指向上。蝶鞍是鼻中部的扁平状，脊状结构，从鼻孔后面升起，垂直于头部。蝶鞍上的毛发通常少于刺血针或鼻叶。菊头蝠通过这些结构发出回声定位并调用，这可能有助于聚焦声音。它们的后肢发育不佳，因此不能四肢行走。相反，它们的双翼很宽，使它们的飞行特别敏捷。

中华菊头蝠表现出两种颜色，灰棕色和棕红色。棕红色相不是永久的并且会变色，变化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雌性拥有位于耻骨区的一对无功能的乳头。功能对乳头在腋窝区域。随着蝙蝠的变老，它们的皮毛呈现出略带姜黄色，尤其是在脸部周围和股骨间膜。在首次换羽之前，幼蝙蝠是浅灰色的。

中华菊头蝠最容易与有亲缘关系的中菊头蝠混淆，最明显的特征是其直形刺血针和相对较短的三指第二趾骨（小于掌骨长度的66%）。可以通过对mtDNA的控制区域进行测序来明确分离。回声定位的呼叫频率与中菊头蝠发出的频率重叠。尽管这再者的前臂长度都在5-5.1厘米之间，但中华菊头蝠通常也是体型较大的物种。

栖息于500-2769米的海拔高度之间。在南亚，该物种常见于降雨大的山地森林中。它们栖息于洞穴、废弃的旧隧道、寺庙、房屋、枯井和树木的空洞中。 在尼泊尔，在远离人类活动的森林中的任何洞穴中都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在越南中部，在海拔650米的一个被退化的森林和农田包围的洞穴中发现了该物种的样本。 在缅甸北部，该物种是在茂密的热带湿润森林中有记录，也在一些竹林中生存。

中华菊头蝠可集成上百只的群体，曾见与皮氏菊头蝠、西南鼠耳蝠、大蹄蝠、长翼蝠、中华鼠耳蝠等同栖一洞。主要在夜间活动，大多数依靠特有的回声定位能力判定外界物体及其自身的位置。由口腔或鼻部发出的高频短波可达30-100千赫，被外界物体反射回来的声波可由蝙蝠的耳朵接收。飞行速度约为15-50千米/小时。翼膜狭长者的飞行速度高于翼膜宽短者。食昆虫或植食及吸血。

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和越南。

该物种的分布范围从南亚北部到东南亚北部，在南亚，分布于印度的喜马偕尔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锡金、北阿坎恰尔和西孟加拉邦；在尼泊尔，分布于尼泊尔中部和东部。在东南亚，缅甸北部和越南已有报道。

在中国分布广泛，包括中部、东部、南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云南、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广东、贵州、西藏（藏南地区）、福建、四川和重庆等省份皆有。

通常秋季交配，精子在雌体生殖道内越冬，至翌年春末和初夏产仔。每年1胎，每胎常为1仔，雌性在生殖器开口的上方和侧面有一对乳腺和两个“假乳头”，新生蝙蝠在出生后几天会附着在其上。幼仔生长到次年秋达性成熟。

全部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2018年 ver 3.1——无危（LC）。

2002年11月，一种致命的新病毒突然在中国南方出现。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引起的被称为“非典”的疾病蔓延到33个国家，使8,000多人患病，造成700多人死亡。然后消失了。 研究人员说，现在，他们已经首次从中国的蝙蝠中分离出一种紧密相关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细胞。 “这表明，在中国，现在有蝙蝠携带着可以直接感染人并引起另一种SARS大流行的病毒。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怀疑蝙蝠是冠状病毒的天然库，例如引起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蝙蝠。这些动物被确定为许多危险病毒的来源，例如尼帕（Nipah）和亨德拉（Hendra），还与埃博拉病毒和引起冠状病毒（SARS）样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关，被称为MERS。 2005年，Daszak等人在三种中国的马蹄蝠中发现了与SARS病毒非常相似的病毒DNA。然而，尽管这些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与SARS冠状病毒的序列具有88%-92%的同一性，但它们在编码所谓的刺突蛋白的区域中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SARS病毒中，该蛋白质与介导其进入的人类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这种差异意味着蝙蝠病毒将无法感染人类细胞。而且，由于发现一些棕榈狸亚科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几乎与人类SARS病毒相同，因此大多数研究人员开始相信SARS会从蝙蝠传播到蚊子，由蚊子传染给果子狸（可能是在中国市场，这些动物与其他动物紧密接触），并且然后是人类。

2005年9月，确认了4种菊头蝠属（Rhinolophus）物种，即中华菊头蝠（R. sinicus）、马铁菊头蝠（R. ferrumequinum）、大耳菊头蝠（R. macrotis）和皮氏菊头蝠（R.pearsonii），它们是SARS冠状病毒（SARS的致病因子）的天然宿主。该病2002-2004年爆发。

又一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出炉了，将该病毒的来源再次指向蝙蝠。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完成，该团队1月23日在学术平台bioRxiv预印版上发表文章，阐述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及相关研究结果。

据石正丽团队介绍，该团队从早期5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体内，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其中这5例基因组基本上一致，并于SARS病毒的序列一致性有79.5%。

更重要的是，石正丽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通过对其保守的7个非结构蛋白进行对比，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受体与SARS病毒一样，均为ACE2。

这不是科学研究第一次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指向蝙蝠。

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郝沛、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钟武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轩合作，带领研究团队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论文，其中提到，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类SARS冠状病毒的共同祖先，是和HKU9-1类似的病毒。由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邻居和外类群，都在各类蝙蝠中有发现，研究者推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

当然，郝沛研究团队认为，如同导致“非典”的SARS冠状病毒一样，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从蝙蝠到人的传染过程中，很可能存在未知的中间宿主媒介。

1月22日，依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而建的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正式发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主任鲍一明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透露，科研人员利用这一资源库，开展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变异分析，经数据分析，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相似度为80%，与2017年2月从国内的蝙蝠中采集到的相关基因组序列相似性最高，相似度为88%。

鲍一明说，科学家发现其与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相似度为80%，可以确认它属于病毒界的“冠状病毒”科，“β冠状病毒”属，“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种，因此在分类学上，它和SARS病毒是同一“种”的。相应地，科学家也可就此初步判断该病毒源头宿主很可能是蝙蝠。

事实上，2003年，SARS爆发之后，很多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的冠状病毒在其天然宿主——蝙蝠中被发现。以往研究表明其中一些SARSr-CoV具有感染人的潜力。2017年11月，石正丽团队在PLos Pathgens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对云南某一山洞中马蹄蝠连续五年的样品搜集，他们发现了蝙蝠中的SARS相关病毒是人SARS病毒祖先的更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