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的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新税法。即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

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没有贯彻下去。

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

大历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课税，不过是征钱（货币地租）而不是征租（实物地租）。

大历十四年年末，杨炎上奏德宗，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 消各种杂税。“两税法”是以依贫富分等征税，触犯了庄园主的利益，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但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初一，德宗还是正式下诏，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末，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 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

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

两税法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落到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做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同时简化了税目和手续。这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奠定了宋代后两税法的基础，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