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说唱是曲艺曲种。流行于上海和江苏、浙江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在独脚戏的“唱派”基础上，吸收苏州弹词的说表技巧逐步发展形成。演唱形式比较自由，一般是一人，亦可两人或多人，腔调来自民歌小调及各地方戏曲、曲艺的唱腔，也有自编的一些曲调。演唱朴实、活泼，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表演者自击用檀木或枣木制成的“三巧板”，伴奏乐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二胡、月琴等。曲目都是短篇。

上海说唱唱调广泛吸收苏滩、宣卷和各地民歌、小调以及各种戏曲方言种类而命名“沪剧说唱”、“越剧说唱”等，五十年代中期，取名为”上海说唱“，把”一唱到底“的形式，发展成说、表、唱、做的浓缩形式，逐步定型。

上海说唱代表人物有袁一灵、黄永生、龚伯康、方艳华和顾竹君等。代表作品有《金陵塔》《小菜场》《唱灯》《唱人》《热心人》《人民售票员》《石油塔》等。

上海的民间说唱，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曲艺演出活动，始于南宋，《武林旧事》已有记载。元代，上海地区有散曲、说话、诸宫调、弹词说唱等形式广泛流行。当时松江府城内已有专供曲艺戏曲演出的营业性场所；文人士大夫家宴时，也常伴有歌舞戏曲曲艺表演。

清代初叶至道光年间（1644～1850年），苏州评话和弹词传入上海后，成为上海地区的主要曲种；花鼓、滩簧也在上海农村崛起；钹子书开始在上海农村形成。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曲艺活动日趋繁多。评弹书目有所增多，书场纷纷开业；钹子书、花鼓演唱、苏滩、太保书和宣卷相继进入市区；小热昏、卖梨膏糖、隔壁戏、唱小曲、鼓板书等曲艺表演形式在民间有所流传。

民国时期，上海新兴的众多游艺场所，为曲艺演出提供了方便；民营广播电台为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上海成了南方曲艺活动的中心之一。

”上海说唱“脱胎于独脚戏“唱派”。建国后，一些独脚戏演员仍常兼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擅唱九腔十八调的业余演员推波助澜，汲取评弹中说表的养料，经常编演配合现实生活的说唱演出。1964年，黄永生在北京参加文艺会演，演出《热心 人》，为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节目，在节目单上冠以“上海说唱”字样。从此，这一名称作为独立曲种沿用至今。

上海说唱的艺术特点是灵活多变，可叙事，可抒情，可说理，但偏重于叙事。演唱特点或一曲到底，或用多种曲调，说唱相间，可以一人说唱，也可双人或多人说唱。作品以喜剧性的内容为主，强调使用噱头，说理、抒情的节目也要求生动活泼。唱腔杂采南腔北调，没有一定格式。常用的基本调是〔苏滩赋〕、〔小鼓调〕、〔金陵塔〕等，民间小调有〔无锡景〕、〔紫竹调〕、〔节节高〕和以小贩叫卖声谱曲的〔卖橄榄〕等。此外，根据曲目需要，可以说方言，唱地方戏曲唱腔，如表现宁波人，唱甬剧、宁波小曲；表现苏北人，唱淮剧、扬剧等。还可采用电影歌曲和自己谱曲的唱腔。上海说唱的伴奏有胡琴、扬琴、琵琶、笙等管弦乐器，鼓、板做为打击乐器。男演员演唱时持三翘板击节，并当作表演的道具使用。

“上海说唱”原先在江苏叫“什锦说唱”。后来因为“什锦说唱”式微，而“上海说唱”格外有名，渐渐地人们就习惯地把“什锦说唱”称为“上海说唱”。“上海说唱”原先在江浙沪一带流传甚广，在过去是非常流行的民间表演。据介绍，“上海说唱”多用方言表演，且一个唱段里可能夹杂不同的方言。同时，说唱用词押韵，调子好听，且幽默诙谐，颇受普通人的喜欢。

以前，“上海说唱”又常常与梨膏糖联系在一起。当时，对于那些卖梨膏糖的小贩来说，一边表演“上海说唱”，一边吆喝买卖，招揽顾客，是一种很不错的兜揽生意的方式，所以当时有“三分卖糖、七分帮忙”的说法，意思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帮场”，帮助维持表演气氛，不至于现场太冷落。以至直到今天，一些市民还会说：那是卖梨膏糖的。

在“文革”之后，“上海说唱”由袁一灵、黄永生、王汝刚等名家带火之后，一度是上海、无锡等地很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尤其当年黄永生等到无锡表演，更是大受追捧。一些老无锡人告诉记者，尽管好多年过去了，还是能回忆起当年的许多趣事。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对“上海说唱”很熟悉，一些听众笑呵呵地说：“这个（说唱）非常好玩的，过去听得多了，唱和表演逗很好看，现在再听到真是让人怀念的！”据称，如今在无锡还有五六个人会表演“上海说唱”，但是大多只会表演，能够自己创作唱段的只有钱荣嘉一人。一些人告诉记者，在公花园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有表演，但是关注者不多。而一直以来，无锡的“上海说唱”也没有出过有名气的人。

2007年，由浦东群众文化工作者赵金芳创作编排的上海说唱《桥》代表上海市赴湖北荆门参加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曲艺类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上海说唱《桥》在全国各地选送的2400多个舞台艺术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国家文化部授予的“群星奖”（创作奖）。2010年，赵金芳作品上海说唱《登高》蝉联第十五届群星奖。2013年，赵金芳作品上海说唱《合作社里花与瓜》再次蝉联第十六届群星奖，取得”三连冠“。

民间艺人表演“上海说唱”，其诙谐、幽默的表演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现场格外引人注目，老艺人经常表演“上海说唱”，常常把人逗得乐翻天。

“……现在阿二头，造上三层楼。抬头看勿见屋脊头，开门看勿见灶跟头。上班落班自备汽车开到门头，手机别到腰里头，电话装到床横头……”4月6日下午，一位名叫钱荣嘉的老说唱艺人，在公花园对着市民表演了自编自演的《改革前后的小菜场》，用“上海说唱”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表达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变化。老钱诙谐的语调、幽默、滑稽的表演和朴实的说唱内容赢得了围观市民的阵阵掌声，也把大家逗得乐不停。记者发现，节日的公花园到处都是即兴表演戏曲和大展歌喉的人，大家围成一圈，或轮番上阵，或是来一回“独角戏”，现场气氛热闹。而在众多人群中，又属老钱这边的表演最为热闹，不时就是一片叫好掌声，偶尔人们还会为说唱的故事相互打趣逗乐。老钱的不少唱段都是自编的，且非常切合现实，与普通人的生活很接近，所以格外受到市民的欢迎。

钱荣嘉是无锡民丰里人，从小酷爱曲艺，而且还颇有天赋。一次上海黄永生等全国名家来锡表演“上海说唱”，钱荣嘉当时就迷上了这项艺术，他当时默默地下了决心，不但要好好地学习这项艺术，而且还要做“无锡的黄永生”。如今，近30年过去了，钱荣嘉在“上海说唱”方面技艺大进，不但能够出色地表演前辈的经典唱段，而且还自编自演了18部“新戏”，内容涉及保护环境、讲究卫生、远离毒品以及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内容朴实但颇有教育意义。由于老钱的说唱很好听，词很押韵，表演也很逗人，所以格外受大家喜欢。同时，也因为有启迪、教育意义，老钱的表演也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钱荣嘉的愿望实现了，无锡不多的几个还能表演“上海说唱”的人，见着他也都习惯性地称他为“无锡黄永生”。

钱荣嘉自己创作一个唱段，从唱词到表演完成整个过程一般大概需要半个月时间，《乡下头勿输城里头》《买彩票》《无锡景》等都是他颇为满意的作品。除此之外，老钱还会自编一些应急的唱段。在蓝藻事件后，环保部门专门请老钱编了一出唱段，来向社区居民宣传环保。接到邀请之后，仅用一个星期，就创作完成了一个约8分钟表演时间的唱段《要把绿色健康来搞好》，并很快走进社区，为广大居民表演，宣传环保，当时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另外，关于计划生育的唱段，更是每年常演的节目，一到每年九月份，他就要到无锡各地演出。不过，总体来说，如今知道“上海说唱”的人不多，尤其年轻人更是知之甚少。

而一想到这项艺术面临着失传的窘境，钱荣嘉就感到忧心。为此，深爱说唱艺术的老钱决定收徒弟。他说，徒弟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适合上台表演，为此他还打趣自己说：“因为我长得比较难看，不适合上台表演，所以样子要好。”二是至少要会5个地方的方言，比如上海话、无锡话、常熟话、苏北话等等。第三，因为“上海说唱”属于滑稽戏范畴，表演很重要。滑稽表演分为演滑稽和唱滑稽，要是徒弟能够掌握难度较大的唱滑稽表演，那就最好了。最后，就是要能够创作。“自己会创作，这项艺术才能传承下去，才能有生命力。”钱荣嘉自己也发现找个徒弟很难，但是他也信心十足地说：“只要找到合适的徒弟，我愿意免费教他，且保证一年就能使他红起来！”

对于上海民间曲艺后继乏人的困境，已故的黄永生曾激动地表示，“曲艺是口口相授的艺术，不管当初上海说唱有多么辉煌，但如果没有人将其传承下去，一切都是空的，我们只有看到接班人，才能感受上海说唱的将来。”

如果说黄永生代表了上海说唱男人的一片天，那么顾竹君则是娘子军中不得不提到的名字，谈起如今上海说唱的现状，顾竹君说就如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要知道上海说唱在70、80年代那是非常红火的，专业说唱演员就有一批，而江浙的文艺团体还纷纷邀请上海的说唱演员前去加盟，但是后来伴随娱乐文化形式的丰富，上海说唱逐渐衰落。”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海说唱的表演条件比较高，顾竹君说：“上海说唱不像独角戏，两个搭档一凑随便到哪里都可以表演，上海说唱因为有唱的成份，所以后边需要一个庞大的乐队支持，这样人家请一台说唱不是请一个人，而是要请上一班人，唱么就以个人唱，但乐队就要近30个人，特别拖沓和繁琐，不便于下社区表演。”

上海说唱后继乏人同样也是顾竹君的困扰，她说：“现在我想招学生都非常困难，之前也在团里（上海滑稽剧团）带过几个学生，但是能唱出来的就陈思清一个，其他都是作为副业来学，所以很担心上海说唱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