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湾事件是指1899年意大利王国强占大清帝国三门湾未遂的一起外交纠纷。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实力较弱的意大利亦欲染指中国，乃于1899年2月向中国清政府提出了强租浙江三门湾以用作海军基地的要求。但这一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硬拒绝，并积极在三门湾增兵布防，严阵以待。意大利人见清朝早有防备，又迫于其他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一要求。三门湾事件以中国取得外交胜利、成功守护领土告终。

1895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签订《马关条约》，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等列强相继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而势力较弱的意大利看到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软弱可欺，亦紧步后尘，欲在中国分一杯羹。在鲁迪尼（AIltonio di Rudini）第二届内阁时期（1896年—1898年），意大利王国就曾“有意向中国试探，也要求得到一块租界地作为海军基地，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这件事受到意大利驻北京的代办萨尔瓦葛侯爵（佩卢（Pelloux）政府时期（1898—1900年），再一次提出在中国的租借地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将“地点选定在浙江省的三门湾”。

意大利欲染指三门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三门湾的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门湾位于浙江省东部三门县沿海，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60公里，海陆方圆约2400平方公里。东连猫头洋，南西北三面群山环抱，形如匏瓜。有三门山、庵山、狗山三山矗立海中，形成航道三条，“三门湾”因此得名。三门湾形势险要，历史上曾有“海上三门似赫龛，四时潮讯老渔谙；平沙两岸护良港，锁钥波湾镇海南”之誉。湾口海域开阔，水深一般5—10米，万吨巨轮可直驶湾中。三门湾优越的港湾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使其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意大利对其垂涎三尺，要求租借三门湾用作其海军基地。

其次，意大利政府此举亦有转嫁国内危机的意图。1871年意大利统一以后，发展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但其工业发展速度较欧洲先进国家却落后得多，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南部越来越明显地落后于较先进的北方地区。1887年，意大利遭遇了工业危机，并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1893年到1894年国内危机达到了顶点。经济危机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而阶级矛盾的尖锐又是促使政府走上殖民掠夺道路的因素之一。1885年，意大利在非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厄立特里亚，三年后又宣称索马里的一部分归其保护。189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不料却在阿杜瓦战役中一败涂地，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内阁因此倒台，意大利对非洲的野心也被迫有所收敛。1898年春，意大利米兰爆发革命，统治阶级便急欲通过殖民扩张转嫁危机，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中国。

第三，将中国作为意大利往东方殖民扩张的窗口，1865年意大利开始与中国缔约通商，在对华侵略的列强中是个后到者。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援德俄英法日强租中国领土之先例，如法炮制，企图乘机抢占一席之地，为其在东方的殖民扩张打开一个缺口。意大利强租三门湾，除了政治军事因素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浙江是丝绸之乡，蚕桑技术在中国首屈一指。而意大利的工业也以丝织为主，尤其米兰是其丝织业的中心。意大利若能以三门湾为据点，一方面可以学到先进的蚕丝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今后的商业扩张打下基础。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讷（Renato de Martino）奉外交部部长卡瓦内罗（Callevaro）之命，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正式要求租借三门湾为其海军基地。马迪讷态度傲慢，声称此举是奉意廷之命。并声称意大利是欧洲六大国之一，中国既然已经许权利于五国，也应以同等的权利许于意大利。因此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门湾以及入湾处的三个小岛，面积与德国在山东租借的胶州一样大，其权限利益也参照旅顺、大连湾办理。同时要求准其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为其势力范围，并声称浙江全省不得租赁给其它国家。

清政府早就清楚意大利在列强中实力最弱。而当意大利递交租借三门湾要求时，总理衙门因事先已得法国通气，早有准备，不但没有应允，甚至连照会都没拆看，原封不动就退回给马迪讷了。马迪讷为此勃然大怒，以为此举有违外交惯例，有损意使颜面，是开罪于意大利。英、德两国也出面居中调解，清政府遂一面将照会索回拆阅，一面电令驻英公使向意大利外交部道歉。

马迪讷认为清政府素来软弱可欺，一经恫吓，定会屈从。因此玩起“炮舰外交”，派三艘军舰驶入三门湾狮子口海面游弋，进行勘测和示威活动。总理衙门闻讯后，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表示抗议，再次严辞拒绝了其无理要求。意大利政府自恃有武力为后盾，态度强硬，给马迪讷发来电报，指令他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令四日内答应其租借要求并遵照执行，否则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但电报发出以后，国内民众群起反对，政局因此动荡不安。意大利鉴于事实上并未作好战争准备，而且考虑到一旦开战不一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反而会开罪列强，引来列强干预，故以索租一事尚需斟酌，又立即给马迪讷发来电报，要求他暂停最后通牒，一切从长计议。不想两份电报到达时间上出现了差错，要求暂缓行事的电报先到，而要求递交最后通牒的电报后到。马迪讷是个花花公子，根本无暇细看，就想当然地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月10日把晚到的最后通牒递交给清政府。不料清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并未屈服，反而再次严辞拒绝。意大利政府闻知马迪讷违背政府旨意，擅自递交最后通牒，非常惊骇，立刻致电马迪讷，令其按照使馆章程具牍总理衙门，声明意大利并无强索之意，收回最后通牒。同时赶紧向列强解释，以求谅解，并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月12日将马迪讷电召回国以备诘问，意大利强租三门湾风波告一段落。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又撤回亦成为欧洲媒体的笑料。

意大利试图强行租借三门湾的尝试失败以后，意大利国会在1899年5月1日和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政府的行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首相佩卢在5月14日改组了政府，撤换了外交部长卡瓦内罗，重新起用了前部长韦诺斯塔。意大利政府被迫于5月底发表声明，声称“无意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商业扩张的政策”。但此后意大利觊觎三门湾和谋夺在华权益的野心不死，仍决意继续索取三门湾，即使不以力取，亦必请求各国公使劝说中国相让。于是，将其驻华兵舰增加到六艘，以保护使馆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同时又常有满载煤炭的兵舰出没于三门湾附近海面。意大利新外相韦诺斯塔宣称，若中国不予三门湾，则需别辟一地予意大利，同时保证以后不将三门湾租与他国。后来又提出修筑从三门湾到杭州的铁路，准其在宁波镇海办矿务等要求，以达到变相占据三门湾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权的目的。

清政府面对意大利的租借要求，一反常态，认为既然“衅自彼开”，则“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执”，甚至不惜与之一战。这种强硬态度在过去清政府与列强的交涉中是不曾有过的，特别是甲午战败以后。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廷了解意大利的底细，因此有必胜的信心，认为“一意大利不足虑也”。同时，也有防止列强进一步瓜分的目的。此外，意大利突然提出租借三门湾的要求“使世人为之一惊”，中国朝野强烈反对，舆论压力也使清廷不敢退让。《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在五月间，在两广和闽浙总督统辖区以内的五个省份的总督和巡抚奉命‘因意大利和德国的恫吓态度，应整军备战’，浙江省当局则奉命采取积极步骤以保卫三门湾；在六月间又颁下一道谕旨，命令南洋大臣刘坤一在他的辖区内用武力抵抗任何欧洲国家的武装部队的登岸。”

清政府采取的具体对策如下：首先命令各省督抚不得存媾和之心。“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其次，命令沿海各军严加防范，相互援应。命令浙江巡抚刘树堂“妥筹调度”、“密饬制敌”，并要刘树堂密电闽浙总督许应骙“一体遵照”，必要时可分别商请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增拨军队和给养。再次，授各省督抚以“便宜行事之权”，并命令刘树堂，如果意军竟敢登陆强占，“即当奋力合击，毋得观望游移”。此外，在甲午战争遭重创的清朝海军也重新出动，1899年10月，清政府命令北洋水军统领叶祖珪率舰南下，如果意大利舰队入侵，立即予以痛击。水师上下士气高昂，主力巡洋舰海天号管带刘冠雄表示：“义（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

浙江是三门湾事件的要冲之地，巡抚刘树堂奉旨后，增兵布防，严阵以待。集重兵驻守“宁台一带三门湾等处各要隘”，以及“叙浦、乍浦沿海各海岸”；命令部下对海岸进行测量，凡水深可以停泊兵船的地方，在岸边一律“增筑土堤”、“多掘地营”、“广设疑台”；组织民团为“应敌之接济”，严查保甲以“杜奸宄之潜踪”。刘树堂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诱敌深入、制敌于陆的应敌策略。在三门湾游弋的意大利军舰见清朝防备严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意大利欲强占三门湾遭到了列强的反对。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列强之间既有妥协又有牵制。当时，意大利表面上与德奥结盟，但其与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区和巴尔干地区矛盾重重，因此在远东不可能得到德奥的真正支持；同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的野心发生冲突，因此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遭到法国的反对，法国甚至把意大利打算占领中国港口的情报送给清政府。俄国在远东的立场和盟友法国保持协调。英国最开始是默认意大利的租借行动，其驻华公使窦讷乐还暗中相助；但英国又申明，对意大利只限于外交上的支持，并以避免使用武力为保证。这是因为此时意大利尚不具有可与英国交换之权益，而一旦开战，则可能损及英国的既得利益。所以当意大利递交最后通牒时英国态度暧昧，并未支持。美国在探明英国态度之后，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于将来独霸中国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欧洲国家占领港湾。在列强的压力下，意大利在租借三门湾的问题上不得不妥协。

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尔瓦葛带了4艘军舰同行，到达上海，企图让清军不战而退，却又不敢真的开战。一个月后，他只得来到北京谈判，却在谈判中把表示欧洲大国关系的“欧洲协调”一词（Concert of Europe）翻译成“欧洲剧场”，称“意大利是欧洲剧场的重要成员”。然而，由于意大利军舰看见清朝在三门湾及东南沿海增兵布防、严阵以待，意大利海军当局又表示无力战胜中国，还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撤出中国，意大利外交部遂严令萨尔瓦葛放弃任何武力行动。萨尔瓦葛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此时慈禧太后已看穿了意大利的实力，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意大利在租借问题上无力回天，不得不在1899年10月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至此清朝成功粉碎了意大利的侵略野心，捍卫了中国领土与主权，在三门湾事件中取得胜利。

三门湾事件最终以意大利租借阴谋受挫、清朝取得外交胜利告终。清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打消了荷兰等二流列强想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中国的念头，此后中国再也没有被迫“租借”领土，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反抗意大利割占三门湾的斗争中，清政府对敌人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又认真备战，这是成功的主因。对意大利国内而言，对外连连败北，加剧其国内矛盾，促使其政府倒台。

另一方面，清政府因为三门湾事件的外交胜利，在内部“掀起了得意的情绪”，大肆宣扬“可以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的观点，助长了顽固派势力。这种盲目排外、骄傲轻敌的态度亦间接造成了不久之后清廷在庚子事变中的惨败。

三门湾事件虽为意大利侵略中国，但在客观上也拉近了中意关系。自此之后，中国人对意大利的关注日益增多，尤其是对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非常推崇。此后一大批介绍意大利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及风情习俗等方面的论著纷纷出版发行，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雄传》、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广智书局编译的《意将军加里波的传》等等，这也是三门湾事件对中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梁启超：“请更言世界，《请议报》时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联军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国与菲律宾之战，二曰英国与波亚之战，三曰俄皇开万国和平会。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党内阁之两次失败，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国学生之骚动，四曰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五曰南亚美利加之乱美国之县菲律宾也，是其伸权力于东方之第一著，而将来雄飞于二十世纪之根据地也。英国之蹙波亚也，殖民政略之结果也，其下种在数十年以前，而刈实在数十年以后。凡在英国势力范围之下者，不可不引为前车也。俄皇之倡和平会也，保欧洲之平和也，欧洲平和，然后可合力以逞志于欧洲以外也。

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为索三门湾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也日本政党内阁之屡败也，东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征验也，非加完全之教育，养民族之公德，则文明之实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国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罗斯学生之骚动也，革命之先声也。专制政体，未有能立于今世界者也，中国之君民，不可不自择也。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与南美之争乱也，由贫富两级太相悬绝，而社会党之人从而乘之也。此事将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事，而我中国人蒙其影响，将有甚重者；而现时在北美侨民，为工党所排，在南美侨民，为乱党所掠，犹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