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指杨寓（字士奇）、杨荣（字勉仁）、杨溥（字弘济），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

杨荣、杨溥、杨寓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寓）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容强大而高效，配合默契。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茅元仪：“昔当宣德间，西东杨称名臣哉？然其劝宣皇帝之弃安南 ，先臣谓良策也 ，我敢同声而和耶 ？文皇帝两出师 ，损士众， 倾府库 、竭仓廪， 当是时天下良苦之 。数公者固心腹帷幄之臣也， 岂不可置一语哉? 及郡邑之 、戍守之， 章章有程， 士大夫便于朝、农便于野 、商贾便于道， 一夫跳梁 ，委而弃之 ，肯堂肯构 ，其谓之何 ? 是役也 ，实基于文皇， 以辅得之 ，使以辅守之如黔于云南也，安得屡叛哉 ? 其议弃之也 ，辅实为元老不敢坚其说 ，将有望耶 ，抑不得已耶？……以文贞、文敏罪大矣。”

桂萼：“杨士奇援汉弃珠厓例弃之，乃陋儒当权，上下安定，货赂公行，纪纲不振，举版图十郡之地，弃置不宁，盖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杨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

霍韬：“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 ...今欲图治，非痛洗三杨后之弊，而上复祖宗之曹不可。”

张璁： “夫贼桧之奸，污秽青史，而杨馆之介，人到于今称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惩丞相专权，不复设立。至太宗皇帝始设内阁，初以翰林讲读编修等官处之，备顾问而已。至宣宗朝用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人而专任之，渐加其官至尚书师保，后不复变。故自来内阁有声者称三杨而已矣。”《嘉靖改元建言第三札》中，也未点名地批评了“三杨”。其中道：今日士论，惟归咎权奸乱政，冒滥军功，不知军功之滥不始于正德初年，而始于正统以后，皆抚巡失于纪验，兵部失于正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