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柱楼诗》是清代徐述夔创作的一部诗集。是清朝中后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

一柱楼诗，清代徐述夔创作的诗集。因徐述夔有很强烈的民族气节，所以诗中处处体现其忧国忧民、反清复明的思想。所以，此书被列为禁书。后此书激怒乾隆，株连之人很多。《一柱楼诗》案是清朝中后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

清徐述夔撰。徐述夔（约1701年～1762年）原名赓雅，字孝文，室名笔炼阁，因自署笔炼阁主人，后又署五色石主人，寓愤世嫉时之意。徐为泰州栟茶场（今江苏省如东县栟茶镇）人，乾隆戊午三年（1738）科举人，曾拣选知县。

其自编诗集《一柱楼诗》，内中有《一柱楼编年诗》六卷、《一柱楼小题诗》一卷、《一柱楼和陶诗》一卷。其他著作尚有《学庸讲义》、《拼茶场志》、《想诒琐笔》二卷、《五色石传奇》八卷以及《论语摘要》、《蘧堂杂著》、《杜诗序》、《古文》、《时文》、《诗余》等。现代学者孙楷第等认为，清代小说《五色石》即为徐述夔所著《五色石传奇》，此外小说集《八洞天》、《快士传》亦为其作品。除《快士传》外，以上各书都曾被列为禁书。

沈德潜曾替徐述夔作传，传中说其“文章品行皆可法”，当非泛泛之语。徐述夔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引述过吕留良的言论，然而要据此推断徐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还不可。因为吕留良的诗文、讲章中，也并非字字句句都有反清复明的微言大义在内的。

我们所知道的是，徐述夔是一个有些才能，只做过一任知县小官的读书人，怀才不遇，发发牢骚，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他曾自诩其学问如在明朝可与唐荆川（顺之）、董其昌相比，可惜今人没人看得出。这样的想法在其诗中也时有流露，如“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云云，就显示出一种危险思想抬头的倾向。就因为这些不大不小的事，为其后辈贻下了大祸。事情应先从徐述夔死后说起。

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一柱楼编年诗》、《一柱楼小题诗》、《一柱楼和陶诗》以及《学庸讲义》刊刻成书，又将《论语摘要》、《想诒琐笔》、《蘧堂杂著》三种抄存于家中，从而种下了祸因。乾隆四十二年，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因徐怀祖之子徐食田不许其赎田，两家由财产纠纷打起官司来了。蔡嘉树思谋报复徐食田，首告徐家藏有禁书，并诬陷说：《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诗句为“非常悖逆之词”。江苏布政使陶易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蔡嘉树告徐食田，完全是出于“挟嫌倾陷”的不良动机，并且要把蔡“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按说事情该平息下去了，谁知在这关头，恰逢江苏学政刘墉接试会坛。刘墉收到了董志?投递的《一柱楼诗》集和沈德潜所撰的《徐述夔传》。刘墉对这件事极为重视，立即具奏折呈报乾隆帝。

乾隆皇帝极为震动，旋派两江总督萨载和江苏巡抚杨魁调查这件事。萨载对乾隆的旨意深有领会，果然不辱使命。他向乾隆帝奏称，《一柱楼诗》集中悖逆词句甚多，令人发指，并称“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应锉戮，其子孙应从重治罪。”乾隆遂降谕云：“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尸，以申国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月十九日，大学士、九卿又以陶易处理逆诗重案，怠玩错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应照故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乾隆皇帝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日处决。”不久，陶易在狱中惊病交加，惶惶地辞世了。二十五日，乾隆又说徐述夔的诗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九卿会审，经乾隆皇帝钦准，判“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韵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意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韵、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为徐述夔诗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革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东台知县涂跃龙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判决中还将徐述夔家的全部财产入官，其家属照例缘坐，后入官家为奴。而那个挟私诬告的蔡嘉树虽“挟嫌告发，且诬告徐食田贿属县书，但徐述夔书重案系蔡举发，将功抵罪，从宽免议，即予开释。”终于逃脱了应有的惩罚。而那个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尽管已去世，却因该案连累，其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号尽被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其在乡贤祠内的牌位亦被撤去。

其实，如果不能说徐述夔的诗完全与反对清朝统治的重案脱了干系，平心而论，他那些作品顶多也只是发几句怨言，指控其诗中有大逆不道的内容，实在是冤枉了他了。即如徐诗“市朝虽乱山林治，江北久无干净土”，“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日非非”，“乾隆何处可为家”等句，表面上看来确实似乎能联想到一些极其危险的反对朝廷的思想倾向，然而联系其性情、际遇，会发现这样的推测极不可靠，徐述夔如果是一个彻底反清复明的人，那他根本就不会嫌自己生不逢时，才能得不到发挥了，因为一个立志于复明的人，怎么会有被清朝统治者重用的念头呢？所以这几句诗即便是消极的，也只是说时世不公，自己找不到可以一展鸿才的地方，根本联系不到去除清朝之意。而这一点也可从“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引自的诗的题目《鹤立鸡群》上看出：一个孤高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才学，非一般人可以相比，而境遇却不怎么样。他心里暗暗地说：等着瞧吧，等我飞黄腾达了，才让你们知道我是谁！这里流露出强烈的世俗功利色彩，却少有高远的“复国”大志。

如果说还有什么证据能直接指证徐述夔大逆不道的话，那就是徐曾对他的两个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语气中流露出对旧日作为大明子民生活的些许留恋。但一个人经历过世事沧桑，常有怀旧的习惯，连鲁迅小说中的那个没有文化的九斤老太也说“一代不如一代了”，何况徐述夔这么一个满腹经纶，自诩才学可与明朝唐顺之、董其昌比肩的一介书生呢？大学士阿桂在呈乾隆帝的奏折中曾报告，徐述夔曾为其两个学生取名，一个取名为“首发”，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意，故取字为“受之”；另一个取名“成濯”，并说：“明朝有头发，如今剃了头，就是濯濯”（光秃貌）的意思。两个名字连读，便成“首发成濯”（头发光秃）。

阿桂以为乃“隐刺本朝剃发之制”。这或许可能，但更加可能的是纯属取名时巧合所致。人常谓汉字简洁且寓意丰富，有着极强的表现力。的确是这样，几个汉字拼成一组，便会表达一个“大逆不道”的意思。而且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现象很多，像乾隆偏要把“朝夕”之“朝（zhāo）”读成“朝代”之“朝（cháo）”，天子之言，一言九鼎，小老百姓真是百口莫辩。所谓“深文周纳”，大概是对这样用语言害人做法的精辟概括了。

西方哲人福柯毕其一生探讨语言（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固然其“权力”涵义与本文中所讲的“权力”之意不尽相同，却也有较密切的联系。语言一经与权力，尤其是封建专制权力联盟，便会产生强大的压制性力量，它能使人家破人亡，祸灭九族；也可使人飞黄腾达，倍享荣华，而其间全凭统治者的一句话来定夺，所谓“金口玉言”也。

而更有如蔡嘉树这样的无赖，利用语言的种种潜力，发挥其罪恶的想象力，随意编织罪名，诟陷无辜，图谋私欲。霍桑曾说：“词汇——当它们排列在词典中时显得如此单纯纤弱，但若是掌握在一个懂得如何组合它们的人手中，会变得何其强大啊！”（《美国札记》）而语言何其无辜！

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记述徐述夔还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借“壶儿”与“胡儿”谐音，讥讽清统治者，并有缅怀故国之意。然而《一柱楼诗》中并未见有此诗。是以可以肯定徐氏书案并非缘由于此。其实，乾隆在《一柱楼诗》书案上如此大做文章，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其时查办禁书虽三令五申，但三年以来，各直省，尤其是江浙两省仍成绩平平。

乾隆皇帝认为，原因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而这些“梗阻”即地方各级官吏。头年乾隆拿江西巡抚海成开刀，局面略有改观，但毕竟只是触动了皮毛，还未动筋骨。徐氏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县书吏的罪证，上至藩司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禁书者的一些罪证，可收一网打尽和杀一儆百之效，所以乾隆要迫不及待地将之定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声势，使查禁书运动得以全面开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哪管徐氏一家上下人的无辜与否呢？《一柱楼诗》案为清朝中后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为历来治清史者所重视。

东台历史上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大案，使之成为惊天大案的幕后推手竟是“刘罗锅”刘墉，这桩血腥冤案导致东台一有渊源的诗书人家就此湮灭

纵观“一柱楼诗案”，引发事端的其实也不过是徐述夔这个失意文人的几句牢骚诗，根本谈不上“逆反”之心。然而清廷刻意深挖，造成惨案，意在杀一儆百，巩固满清基业。

《一柱楼诗》未见传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