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4年，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贞元十年，干支纪年为甲戌狗年。

贞元十年（794）正月，韦皋所遣节度判官崔佐时至南诏羊苴吁城（今云南大理），而吐蕃使者数百人先至，南诏王异牟寻不欲使吐蕃知唐使者至，遂命佐时衣牂牁蛮服入城，佐时不从，说：“我堂堂大唐王朝使者，怎能衣蛮夷之服呢！”异牟寻不得已，黑夜迎之。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恐惧、嘘欷、流涕，俯伏受诏。其清平宫郑回又密见佐时教之，所以佐时尽得其实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并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先是吐蕃与回纥争北庭（今新疆奇台），大战死者甚多，遂征兵万人于南诏。异牟寻以国小为辞，请发兵三千人，吐蕃以为少，即增至五千。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帅万人继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大败之，虏其五王，降其兵十余万，攻取其铁桥（今云南维西东北）等十六城。正月二十四日，遣使献俘。

幽州节度使刘怦死时，其子刘济在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其弟刘澭以父命召济，并以军府授之。济以澭为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许以后使代己。而不久济用其子为节度副大使，澭怨恨之，密通表于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澭，败之。贞元十年（794）正月，澭为济所逼，请为朝廷西扞陇坻，遂帅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至京城。所过之处，号令严明，秋毫无犯。德宗嘉之，二月三日，以澭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于普润（今陕西千阳东北）。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澭亲视之，死则哭之。

宣武军有亲兵三百人，素来骄横，留后李万荣恶之，遣往京西防秋，亲兵怨。贞元十年（794）四月二十八日，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败之。亲兵溃而大掠，多奔宋州（今河南商丘），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又诛作乱者妻子数千人。贞元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以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贞元十年（794）五月，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帅蛮人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公孙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德宗不许，遣中使谕解之。七月，黄少卿陷钦州、横州。浔州（今广西桂平）、贵州（今广西贵县）等州。又攻公孙器于邕州。至宪宗元和三年（808）五月，黄少卿请降，六月十二日，以其为归思（今广西来宾西北）州刺史。

贞元十年（794）六月一日，昭义（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抱真卒。其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密不发丧，并诈为抱真表，求以节度使职授缄。其步军都虞候王延贵素以义勇闻名，德宗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并以军事委延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病不能见。守进说：“朝廷已知你父已卒，令王延贵知军事，你应该发丧行服。”缄出对诸将说：“朝廷不许我掌事，诸君意下如何?”诸将皆不答。缄惧怕，乃发丧，以使印及所管钥授监军。守进遂召延贵，宣口诏令处理政事，促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以罪归仲经，捕杀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南诏王异牟寻既叛吐蕃，内附于唐，遂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贞元十年（794）六月十二日，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南诏，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并说当子子孙孙尽忠于唐。

贞元十年（794）七月一日，以王延贵为昭义（今山西长治）留后，赐名虔休。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听说以虔休为留后，意甚不平，上表请以磁州、邢州、洺州等山东三州别为一镇。当时昭义精兵多屯于此三州，谊厚赏以收买。德宗屡遣中使谕之，不从。临洺（今河北永年）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帅兵五千攻洺州，定蕃却帅部下兵两千叛归元谊，正卿退兵还。诏以元谊为饶州刺史，谊拒不行。虔休亲自帅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九月，王虔休败元谊兵，克鸡泽。十二月，王虔休又乘冰合过壕，急攻洺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退兵，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大半。贞元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以虔休为昭义节度使。闰八月四日，元谊以洺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帅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贞元十二年正月七日，元谊、石定蕃等帅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余人奔魏州，德宗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称官太多，今后缺员请勿补，收其俸以充府库。德宗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高松树，不可得，延龄说：“臣近见同州一山谷中，有树木数千株，皆高八十余尺。”德宗说：“玄宗之世求美材于近畿已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延龄说：“天生珍材，必待圣君才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延龄又奏说：“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来因检阅使置簿书，于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羡余之物，都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延龄常常如此奏对，恣为诡谲，皆言人所不敢言，亦未曾闻者。德宗虽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希望借之以闻外事，故亲厚之。群臣知延龄有宠，俱不敢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因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宰相陆贽独以身当之，谓其不可用。贞元十年（794）十一月三日，陆贽上书极言裴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德宗不悦，待延龄益亲厚。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德宗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有人劝其勿太锐，贽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事皆不在意。”裴延龄日进谗言于德宗，赵憬又从而助延龄，德宗遂信延龄而不信贽。贞元十年（794）十二月二十三日，贽罢为太子宾客。

贞元十年（794），李观卒，年二十九。李观，字元宾，陇西人。贞元八年，与韩愈、李绛、欧阳詹、崔群、王涯等同登进士第，时称为“龙虎榜”。其年又登博学宏辞科，授太子校书郎。工古文，名重当世。有《李观文集》三卷，《外编》二卷，行世。

渤海国王大元义被杀。

大元义是渤海国第四代君主，大钦茂族弟，在位期间793年，大钦茂世子大宏临早亡，大钦茂死后大元义即位。大元义残暴好杀，794年，大钦茂的孙子大华玙与国人杀害了大元义。

上任国王大钦茂之孙大华玙嗣立。

桓武天皇从长冈京迁都平安京，奈良时代结束，平安时代开始。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馀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颇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馀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瀛州刺史刘澭为兄济所逼，请西扞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馀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澭亲视之，死者哭之。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陆贽上言：“郑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迂，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是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絁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则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庚，不及编?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馀，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