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梁（1894―1927），号彩莲，字胜亚，五华县郭田镇龙潭村光德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和马列主义在中国南疆的主要传播者，是五华第一位中共党员、革命家古大存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五华革命的先驱人物。

黄国梁（1894～1927），字胜亚，号彩莲，广东五华县郭田镇龙潭村人。

在家乡诚正小学、 梅州中学读书。1920年秋考取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受到早期共产党人杨匏安等人的影响，入学不久，便参加“新学生社”，投入学生运动。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五华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于1924年任广州工团军军需主任，继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财经工作，并在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办事处和广州码头工会兼任职务。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昌兴街26号创办“国光书店”，附设国民印刷厂，委派他任经理。大量发行《 向导》、《 新青年》、《 人民周刊》、《 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出版、销售《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唯物史观》、《俄国革命纪实》等进步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祖国南疆的早期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1923年起，黄国梁先后介绍魏公杰、 宋青、 古大存、江杰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中共广东区委先后分派回五华工作。

1927年“四一二”事变，接着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出动大批军警，破坏革命机关，捕杀共产党人。黄国梁临危不惧，千方百计保护党内文件、经费，帮助中共广东区委安全撤往香港。同年5月，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策动驻兴宁县城的国民党军十八师 宋世科团营长 古怀（共产党员）率部起义。黄国梁带宋部古营长的密令赶到兴宁，不幸被捕。5月16日受害于兴宁。

接受革命熏陶成为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

黄国梁出生于1894年，父亲黄淡如，是个农村医生，在村中开设小药材铺，以行医为业。那时，正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瓜分的年代，人民不仅受封建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剥削，还受帝国主义的掠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黄国梁在挨饥受冻中度过了童年。少年时的他，好学上进，读完高等小学后，到梅县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五中学（即梅州中学），毕业后，于1920年秋考进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设在广州市，是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前身，该校的教学和实习，素以严格要求见称，为我省培养了不少工程人才。校内设有机械、化学、染织、美术四科，除美术科学习两年外，其他科的学习期限，均为四年。黄国梁读的是染织科。由于免费入学，又公费膳宿，参加报考的人很多，能够考上“甲工”的，一般都是学习成绩比较好，年纪也比较大的学生，因而都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从五华郭田深山沟里来到繁华大城市的黄国梁，学习更是勤奋努力。当年的“甲工”，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激荡下，学生爱国运动汹涌澎湃，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1年，该校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被誉为“红色甲工”，培育、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周文雍等，都出自这个学校。该校的教师多是留学日本高工毕业生，一部分是留英美的学生，不但具有真才实学，而且思想开明进步，其中尤以早期马列主义者、共产党人杨匏安表现最为突出，他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许多论著，是南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还经常结合上课宣讲马列主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引导学生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问题，整个学校民主空气很高，革命思想浓厚。黄国梁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深受进步革命思想的熏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思想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2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根据党史文献记载，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召开时（即建党之初）全国有共产党员50多人：到了1922年6月，中共广东组织发展到32人，而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时，全国有共产党员195人。

发表《劣绅》一文痛斥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

黄国梁在广州期间，团结了五华籍的知识青年、打石工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创办了《五华留省同乡会》月刊，发行到广州、五华和省内外各地，影响很大。1924年10月，他亲自在该刊第8期上发表了《劣绅》一文，尖锐指出：“劣绅一日不消灭，一般平民不能抬头。现在有一般劣绅，占着五华县里，干他们的孽业。他（们）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了......这等劣绅，确是五华县中的蟊贼，而且是人类的公敌。”阐明：“劣绅的徽号，是吾人所赐的。因为他们......举动桀骜，行为荒谬，待人接物通通都不近人情......见金而拜，不惜摧残正义人道......”接着历数其罪行：“挟县令而包办县政，是五华多日的恶现象......”倡议和号召：“劣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且食粱肉而衣锦绣。昧尽天良，横噬直天，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唆！非其人，火其居，吾人尚有宁的日子么？但我们的正谊（义）是照妖镜，正谊（义）在，地痞、劣绅就是（会）现出妖形了。我们被压迫的人众，要猛省自决，伸张正谊（义），扫除劣绅，才有我们光明的日子！”这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武器，笔锋犀利，言辞泼辣，旗帜鲜明，一矢中的，将五华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同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狠狠鞭挞了大革命的对象，鼓励工农大众奋发起来，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吹响了五华人民向封建反动势力搏斗的号角。

出版发行进步书刊播洒革命真理

1924年，大革命开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党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期刊以及创办了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国光书店是由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平民书社的基础上成立并由广东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委任总务黄国梁担任国光书店经理及其所属的国民印刷厂负责人。书店开始设在昌兴街26号，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即迁移到永汉路财厅前，经理办公室则设在文明路194、196号中共广东区委会办事处三楼（今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旧址”）。该书店主要业务是出版、发行、销售进步书刊，还担负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团中央出版的《中国青年》和《新青年》的“分发行所”。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由张太雷、任卓宣先后担任主编，1927年4月10日停刊，共出50期，均由国光书店印行。还有团省委主编的《少年先锋》旬刊等，都是由国光书店负责印刷发行。

国光书店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大量翻印《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浅说》《新青年丛书》等革命书籍，还印发大量小册子，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及中共干部深造班的教材或课外读物。另外，书店还印行过著名的《农民问题丛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海丰农民运动》等书籍。《农民问题丛刊》，于1926年9月毛泽东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编，国光书店发行，共有26种，内容涉及孙中山的农民观、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农民运动宣言、农民协会章程等。《海丰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著，1926年10月国光书店印行，该书由周恩来题写书名，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作最后校订。据曾在国光书店帮工四年的黄国梁亲属黄庆连解放后回忆，当时在广州农讲所讲学的毛泽东经常到国光书店与黄国梁探讨研究印刷出版革命书籍有关事宜。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清党”时，在广大路56号锦隆商店楼上国光书店栈房，搜查出了许多进步书刊。这些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祖国南疆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黄国梁在国光书店工作认真负责，无论进步书籍的出版发行还是图书管理，都搞得有板有眼，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还在汕头设立了分店，让革命图书迅速占领了粤东市场。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国光书店与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一并成为中共广东区委专门编辑出版发行党内书刊和进步文艺书刊的三大机构。他们的工作受到时任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宣传部长张太雷的信任和赞赏。

在白色恐怖下全力保障中共广东区委地下秘密活动

1924年10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后接任广东区委委员长。不久,周恩来调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广东区委改由陈延年担任书记，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军事部、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等机构。黄国梁入党后，一直负责中共广东区委的财经工作，成为区委的大管家。从1924年秋起，他兼任广州工团军军需主任。1924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在黄国梁与全国总工会协调下，租得了文明路75-81号的二三楼作为党团区委地址，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共商革命大计。彼时，区委经济来源全靠党团员每月上缴的月费维持，故一张纸、一支毛笔都是同志们的血汗钱，办公用具十分简陋。黄国梁全力支持配合陈延年等区委领导，坚持能省就省的原则，每次政治示威大游行所用的横额和标语，都由负责人出钱买红布和纸张，自行解决。1925年夏，黄国梁还在广州码头工会兼有职务。他个头虽不大，但人很精灵、思路清晰，工作热情高涨，认真负责。游刃有余应付兼任的多种职务，整天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同事们都戏称他为“火车头”。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了“中山舰事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设在文明路，是党的公开机关。为保证党的组织免遭破坏，广东区委委托国光书店经理黄国梁秘密租赁了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4楼，作为区委领导的秘密落脚点。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穆青、秘书长赖玉润等搬到这里居住。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翌日，穆青、赖玉润、杨匏安等当晚在广大二巷秘密住所召开区委紧急会议，决定发表反抗“四・一二”大屠杀宣言，各部负责人立即停止公开办公，转入秘密活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紧接着发动在“四・一五”发动反革命叛变，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和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和组织，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7日，广东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往香港，同时成立中共广州市委，营救被捕同志等决定。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黄国梁临危不惧、沉着镇定，千方百计保护党内文件和经费，保证了省区委机关撤往香港和广州起义前期革命活动各项经费供需，有力地保障了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

培养发展进步青年点燃五华革命火种

黄国梁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期间，虽身在广州却很关心家乡五华的革命，注意培养、发展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党组织的力量，把革命的种子播洒到五华大地。从1923年起，他就先后介绍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五华同乡魏公杰、宋青、古大存、江杰夫等多人入党。这些人后来都陆续被派回五华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成为当时五华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1924年春，黄国梁就指派古大存到旅穗“五华同乡会”活动，从中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于4月13日正式成立了“五华青年同志会”，创办了《春雷》杂志，大力宣传革命。通过五华青年同志会和五华同乡会的关系，一方面向五华的中学延伸活动，与家乡的知识阶层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在广州的五华打石工人中活动，并通过他们和五华的农民兄弟取得联系，宣传农民运动。

1925年夏，黄国梁兼任广州码头工会工作。随第一次东征军回过五华的古大存，这时回到了广州，黄国梁立即请他在码头工会一起工作。他向古大存详细了解了家乡的情况。为迎接第二次东征的到来，7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黄国梁的提议，委派古大存回乡组织群众武装迎接第二次东征，配合魏宗元、宋青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很快在五华上山十约组建了90多个乡农会，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协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同年秋，中共五华特支在横陂成立。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古大存回广州汇报工作，见到了黄国梁，并向他汇报了五华的革命斗争情况。黄国梁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认真分析了五华的情况，认为搞好五华的工作，对于整个粤东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于是，要古大存固定在五华工作。古大存奉命回五华后，先后担任中共特支委员、县农会副会长、县农军总指挥（此时特支书记、县农会长为宋青）领导五华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此后，五华农民运动以烈火燎原之势，从南到北，席卷全县。到了1926年4月，全县农会会员达到4万多人，在全省各县中仅次于海丰、广宁、陆丰，排在第4位。至年底，农会组织遍布全县南、中、北片，农会会员发展到6万多人，有35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1928年1月6日，龙村睦贤村成立了五华县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还爆发了有10万农工参加，震憾粤东的“丁卯年关大暴动”，全县到处犁旗飘扬，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震惊了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

回乡策反起义惨遭反动派屠杀

1927年5月，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决定策动驻兴宁县城的国民党军十八师宋世科团营长古怀（当时是共产党员）率部起义，再集合五华、兴宁、紫金、海陆丰的革命武装，占领东韩江一带区域，扩大军事力量，壮大革命声势，形成割据局面。恰巧当时古怀受宋世科派遣赴省领取军饷来到广州。广东区委即叫他写好给该营所属一连连长魏大杰、二连连长魏耀汉（当时均是共产党员且是五华人）率部起义的手令，派黄国梁带往兴宁。黄国梁明知征途凶险，但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带着党的重托和古怀的密令，慨然匆匆上路，经汕头、郭田龙潭、兴宁水口，到达兴宁县城。不料，此时反动的宋世科团长已开始“清党”，魏大杰、魏耀汉两连长已被撤换，接不上头。他只好去找另一党员排长魏某，谁知魏某此时已叛变，以致事情败露，黄国梁不幸被宋世科逮捕，经严刑拷打，于1927年5月16日，在兴宁惨遭杀害，时年33岁。

五华人民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烈，于1994年在县城狮山公园修建“黄国梁烈士之碑”供后人凭吊。而黄国梁故居光德楼，也于2010年先后列为五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五华县文物保护单位。历经百年沧桑的光德楼，已成为当地一处传承红色基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远近闻名的红色旧址，每年到此参观瞻仰的干部群众及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

黄国梁，一个从五华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党员中的佼佼者，始终怀揣一份初心，牢记一份使命，不惜用自己的青春、理想、信念乃至鲜血和生命，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长存在五华的青山绿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