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著名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就在魏公村一带。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

位于海淀区南部。东起白石桥路，西抵魏公村小学西墙，北始魏公村北路，南至中央民族大学北墙。畏吾即维吾尔族的旧称。村以族名。后音近叫魏公村。

新疆维吾尔人在北京一带的活动，始见于唐代的记载。他们“多为商买于燕……尤能别珍珠”。到了元代，情况大为改变。当时维吾尔族的首领臣附于蒙古汗国，元朝大量地擢用维吾尔人。廉希宪做过元代的平章政事，官位相当于副丞相。他的父亲布鲁海牙是成吉思汗的宿卫，做过断事官、宣慰使，职位也很高。廉希宪的弟弟廉希贤曾任礼部尚书和驻外使节。小云石海涯一家三代都在元代任官。大都西的畏吾村，成为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他们或经商或制酒，或冶炼镔铁，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赞“平则为西贾之派”，平则门即今天的阜成门。明代成化年间，太监墓志铭称这个村“谓务村”。正德年间，太监墓志铭称“委兀村”，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畏吾村”，万历年间成书的《宛署杂记》称：“苇防护林地”，都维吾尔族的译音。直到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村子仍叫畏吾村。清乔松年《萝蘼亭札记》载：“畏兀村，盖京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清代查礼《畏吾村考》中写道：“京师西直门外，有村名畏吾。”民国四年（1915）绘制的《实测京师四郊图》标有魏分村，“文革”被发言权成“为公村”，1982年又恢复“魏公村”原名。

北京地铁四号线到魏公村站；26路、320、305、495、686等到达魏公村站。

从现存文献来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经明清延续至今。与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时被称作“畏吾村”。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

据此，在李东阳曾祖之时已有畏吾村。又据《怀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

文中提到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我们知道，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畏吾村的最早起源当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笔者将在下文详考）。

尽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元代文献、特别是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缺佚，我们很难找到元代关于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关畏吾村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除上引二文外，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虽然这段文字稍有错误，却正确指出了李东阳与畏吾村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死后也安葬在这里，而且他的墓地还成为后世文人凭吊抒怀的一景。

明正德八年，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

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这里称“魏吴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

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康熙、雍正时的查嗣瑮，乾嘉时期的法式善，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据清人查礼《畏吾村考》：

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

虽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吴村”、“卫伍村”等不同写法，但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时改为魏公村，具体时间已难查考。笔者认为当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现有的文献表明，至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经改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改动，显然是根据读音，换上了发音相近的字，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明代畏吾村称苇孤村，清代称魏吴村、卫伍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