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1905年12月14日—1974年8月12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选举尚在新疆盛世才狱中而缺席的马明方为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被选为八大中央委员。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近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艰险而坚贞不屈，屡遭磨难而奋斗不止，始终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留精神。在纪念马明方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他对党赤胆忠心，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动摇，不为个人名利所困扰，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努力提高“五个本领”，善谋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维护稳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风范，牢记“两个务必”，发扬延安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远和人民心连心。

当前，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万众一心，加快陕西经济建设步伐，为早日把陕西建设成为经济强省而努力奋斗，用更加辉煌的成绩来纪念马明方同志。

马明方，1905年12月14日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在绥德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西安国民军史可轩部做兵运工作。

1927年回到陕北，先后在绥德、横山、米脂等县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深入农村恢复中共组织。

1931年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

1933年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作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决定，会后深入游击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1934年至1937年，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8年去苏联学习。

1941年回国途经新疆时，曾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拘禁。

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狱。狱中参与领导绝食斗争。

1945年获释出狱，回到延安。同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中共晋南工委书记。

1947年曾参加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明方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1954年秋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贸部部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60年冬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于1974年8月12日逝世，终年69岁。

1979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参加反对陕西军阀吴新田的活动；组织成立农民协会，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马明方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颠沛流离，宵衣旰食。1927年至1930年，马明方先后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绥德县委北区区委书记、镇川区委书记等职，在横山响水堡，绥德四十里铺、米脂杨家沟、镇川堡等地，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他与马文瑞等领导了陕北历史上著名的、有十数万农民参加的“三抗”（抗粮、抗捐、抗税）“三要”（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斗争。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如盐工工会、贫民团、互济会、妇女会等。1931年1月，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中共米（脂）、佳（县）、镇（川）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米脂区委书记；1932年冬，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他经常穿梭往来于敌人关卡岗哨之间，走乡串村于坡坬沟坎之上，秘密串联，使一度处于涣散、停顿的组织有了很大的改变。

1933年7月，马明方主持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策略和方针，使陕北武装斗争由过去以在敌军中搞兵运为主转入全面创建红军的时期。会后，经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先后组建起三支游击队，建立了安定、绥清、神府三块苏区，党员数量和党的组织也有了可观的发展。

1935年1月25日，陕北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马明方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陕北人民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同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马明方当选为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5月，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联成一片，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时任陕北省苏维埃主席的马明方按照中共陕北省委的指示，积极动员群众捐献粮食、缝制衣服，解决部队的衣食用度。1936年冬，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1936年5月，马明方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抗战全面爆发后，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兼内政部代部长、民政厅厅长。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其积劳成疾，于1938年4月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1月回国后，中央让暂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八路军办事处，任支部书记。

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将在新疆工作的马明方等100多名共产党干部软禁、逮捕，投入监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种种折磨。在监狱，他参与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三次“反普遍审讯”、三次绝食斗争，实现了狱中党组织提出的“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战斗口号。

1946年7月11日，在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下，经张治中协助，马明方等100多人被释放，辗转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在延安，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晋南地委书记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马明方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担任西北局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林伯渠一起负责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前线的需要。毛泽东称赞说，你们前后方合作得很好，后方虽然运输困难，但粮食和军需物资，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运上去了。兼任晋南工委书记期间，马明方深入晋南31个地县调查了解情况，创造性的领导完成了晋南131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正确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及时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马明方率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光荣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明方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等职。期间，他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从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54年8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工作，以主要精力负责中组部的常务工作。1956年1月，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根据中央给财贸部门规定的任务，他着力抓了财贸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养工作。1960年10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在东北工作之初，马明方针对当时粮食减产，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提出要把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作为整风整社的重要内容。他还根据东北的实际，提出了安排好市场供应和生产责任制、自留地等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重要的意见。1965年11月，在营口官屯公社搞“社教”时，他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提出了要肯定农村干部成绩，对错误要严肃批评，以团结为根本目的的报告。这一报告被东北局批转全区执行，减少了“四清”运动中的负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以所谓“马明方叛徒案”被押解到北京，长期秘密关押。1974年8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

马明方被国民党新疆当局逮捕。盛世才劝他，只要放弃信仰，脱离共产党，就可立即释放。他当着审讯者的面奋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在狱中，国民党顽固派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参与领导狱中斗争，与同志们一起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时常教育大家要坚决与叛徒斗争，并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学唱《囚徒歌》：“坚定信念，贞守立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马明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使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害怕，惊叹：“长此羁押，恐非善果。”

马明方忠诚于党的事业，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常说：“党员心中要有党，党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无数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一次，他和战友传达特委的指示，路过老家叶家岔，战友劝他回去看看老人和孩子，他说：“任务急，不行啊。还是赶路要紧，时间就是胜利嘛。”战友风趣地编了个顺口溜：“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

“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生与死的严重关头，他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始终不肯向“四人帮”低头。去世前，他告诫孩子：“干革命不容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悲伤，不要埋怨党”，“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早晚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你们应当耐心等待党给我的结论。”充分表现了马明方同志对党的忠诚。

人民的利益是马明方工作中考虑的重点。他常说：“凡事想想乡亲们。”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的马明方来到西安，当他看到西安城外胡宗南驻军挖的一条占地很多的战壕还未填平时，痛心地说：“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战壕保留下来，这么多肥沃的良田，能打多少粮食呀。应当平沟还地于民。”在他的督促下，战壕很快被填平，农民种上了庄稼。

“文化大革命”中，马被林彪、康生等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坚贞不屈、宁折不弯，生命垂危之际，仍对家人说：“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含冤辞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马明方彻底平反昭雪。

马明方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明方等从陕北的实际出发，反对和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陕北特委的错误指责，保障了陕北的革命斗争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土地改革中，他密切注意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我们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用包办代替的形式主义工作方法和空洞的会议制定不着边际的计划来指导工作。他接见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为以后陕西其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跃进运动中，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某地亩产超万斤的报道后说，我种过地，每亩增产一二十斤都要费很大的劲，当前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是吹牛，自己欺骗自己。他去陕北视察时，对米脂县委书记说，陕北没有大炼钢铁的条件，恐怕钢铁没炼出来，树就被砍光了。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马明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来彭老总的信有什么问题。”1964年，在一次干部会上林彪公开诬蔑说：“朱德有野心，”马明方愤然作色说：“朱老总德高望重，哪里有什么野心。”

马明方一生俭朴、忠厚清廉，时刻从严要求自己。他常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还不高，所以党的干部要同广大人民同甘共苦，切不可搞特殊。他衣食简单，从不单独开小??不允许亲戚占公家便宜。1948年冬，马明方与妻子去晋南工委，途经米脂家里。第二天临行时，随行人员把一件灰色棉袄留在家里，他母亲说：“把这件棉袄留给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说：“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爸的棉袄我另想办法。”有一年，他小女儿病了，需要长时期治疗。妻子为了使他能安心工作，便经常请假在家照顾，单位照常发工资。马明方知道后对妻子说：“你没有上班，发的工资不能拿，应该交党费。”妻子按照他的意见把一年多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马明方很爱自己的孩子，同时对孩子的要求又很严格。儿子上中学时，一次放学回家自行车坏了，便打电话叫小车司机接他回家。马明方知道后，对孩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自己也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炊管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1954年8月，马明方调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在西北局工作时，行政级别定为三级，当他得知中央许多部长的级别都比自己低时，便主动请求中央将自己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

马明方同志心系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一生乐于助人。他生性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战争年代，他常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嘘寒问暖、促膝谈心。他没有一点架子，有说有笑，和群众亲如一家，革命老区人民亲切地称他“老马”、“马大哥”、“明方”。由于他深深扎根群众之中，深受群众的赞誉，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多次临危脱险。革命胜利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居功自傲，不颐指气使。他经常教育同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谦虚谨慎，不要给人留下机关干部高人一等的印象，要老老实实做人。”

马明方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同志，而且对同志们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也热情关心，积极帮助。他用自己火热的心温暖大家、团聚同志。他任陕北省委书记时，常帮助同志介绍对象、组成家庭、寻找离散的子女，同志们开玩笑说：“马书记是个大人物，还关心这些小事。”他说，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大事，我当然要管，管好了，同志的后顾之忧解除了，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他帮助同志看病、站岗放哨，帮警卫员学文化、学军事。马明方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干群关系就特别融洽，同志们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