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纪（1905-1975），河北省高邑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韩振纪，1905年10月12日（农历）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高邑县东林村一个旧礼教浓厚的家庭。1913年，他在本村国民小学读书，1917年在高邑县立高小读书，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考入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

1924年，韩振纪从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届期满毕业后该校解散，1925年春在国民军第2军某旅任科员、见习参谋，同年到西北督办署任科员，1926年在河南王维诚第23师任参谋，1927年初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第2集团军总司令部任科员，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后，1930年10月任第26路军总指挥部参谋，1931年4月随部开往江西。

1931年12月，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直接领导下，韩振纪参与了第26路军宁都起义前的大量准备工作，起义成功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团第14军侦察科长及第13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1933年2月起，韩振纪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军事教员、军事第1营副营长、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韩振纪任红军第2步兵学校(亦称中央苏区雩都公署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韩振纪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血战黄狮渡，扼守长源庙，以及清流城外伏击战等战事。

1934年10月长征初，韩振纪任军委干部团（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作战科科长，1934年冬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协助团长陈赓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参加夺取娄山关、激战青杠坡、保障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四渡赤水、攻占通安州、再夺天险腊子口等战斗。1935年9月、11月初，军委干部团先后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干部营）、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干部营），韩振纪任参谋长，参加击溃马步芳骑兵的战斗。

1935年秋，韩振纪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科、2科）专职军事教员，从1937年初起，先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第4、第3队队长兼军事教员。1937年8月初，韩振纪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军事大队)大队长，9月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10月改称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小寨设伏、二次收复平型关及繁峙等城镇的战斗。1938年1月，韩振纪任第115师343旅686团政治委员，同月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期五个月，并担任中央党校军研室主任。

1938年6月，韩振纪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党委委员、参谋长，7月初协助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指挥町店战斗，7月上旬至8月上旬参加端氏镇整训，此后协助黄克诚指挥所部配合八路军第129师，进行冀南、太行山区反“扫荡”斗争和邯长战役等，参与领导开辟、巩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

1940年2月6日，八路军第2纵队组建，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左权、政委黄克诚在太行山南部地区，进行反日伪“扫荡”及抗击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斗争，参与指挥“磁武涉林战役”等重要战役、战斗。

1940年4月底，黄克诚、韩振纪率八路军第2纵队部及主力部队，离开太南，在冀鲁豫地区与杨得志、崔田民所部会合、成立冀鲁豫军区，韩振纪兼任军区参谋长。

1940年5月中下旬及6月初，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黄克诚与韩振纪率八路军第2纵队部、344旅、新2旅及纵直警卫营等部，分两个梯队先后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6月20日抵达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的新四军6支队会师。29日，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韩振纪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不久，协助黄克诚率部东进皖东北。

1940年8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进入津浦铁路以东、淮河以北的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和原在该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以及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8月下旬在皖东北半城等地完成部队整编。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协助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指挥3个支队进兵淮海、苏北，挺进途中历经鏖战，连拔数个城镇，占领盐城、阜宁，建立政权，有力地配合新四军取得黄桥大捷，共同完成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任务。10月31日，黄克诚、韩振纪迎接胡服（刘少奇当时在华中地区的化名）、陈毅率华中局及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盐城。1940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起曹甸战役，黄克诚一度被免掉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职务，韩振纪发出“保黄电报”，陈请复黄克诚职事。

1941年1月下旬，韩振纪接到军委命令，调任新四军军直党委委员、军工部部长。10月，由刘少奇同志提名、中央批准，韩振纪任“抗大”第5分校校长，1942年5月兼任第5分校学委书记，并兼任新四军军部第1支队支队长，在反“扫荡”中率军直一部分行动。1942年6月2日，经中央批准，韩振纪任华中“抗大”总分校副校长、校委副书记兼学委书记，协助陈毅（兼校长）主持总分校及华中各“抗大”分校的日常工作。1942年8月初，在陈毅同志领导下，韩振纪主持召开了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抗大军事教育上的意见》报告。

1943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2月15日，刘少奇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第2师干部调整问题的电报，韩振纪正式到任新四军第2师参谋长兼淮南军区参谋长、淮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协助罗炳辉、谭震林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参与指挥山子头自卫反击战、与日军鏖战桂子山。从1943年9月起，谭震林、韩振纪、肖望东奉命组成淮南野战司令部，指挥淮南津浦路西反日伪顽夹击的斗争，保卫驻在路东的华中局机关及军部。韩振纪参与指挥五尖山战斗、程家市战斗、淮南津浦路西反“扫荡”战役及“一次消灭敌人4个营”的占鸡岗战斗等。他多次亲往前沿阵地指挥，在一次枪林弹雨的战斗中，上衣被打穿几个孔，竟奇迹般地未负伤。他领导新四军2师的军工生产，亦有杰出贡献。

1945年2月，韩振纪再次调任新四军的军工部部长，“暂派往江南筹组兵工生产”，4月到江南。1945年5月至7月，韩振纪任苏浙(江南)军区参谋长，协助粟裕司令员指挥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韩振纪于7月底返回军部，8月中旬，任苏北军区副司令员，任职不久，再被调回新四军第2师，仍任参谋长，参加指挥自卫反攻作战。

1945年10月初，韩振纪奉命率4个架子团（干部团）分批乘船渡海开赴东北，于11月2日抵达辽东半岛庄河县登陆，9日到达沈阳城，接到中央新的命令，遂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他所带去的架子团组建为松江军区等部，并成为之后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

韩振纪坚决执行东北局、东总的指示，组织接收、建设兵工厂。在战争被动的环境下，他坐镇南满，全面领导史无前例、艰难异常的军工大转移，从沈阳、鞍山、抚顺、辑安、辽阳、本溪六地，先转至通化，再转至吉东，甚至一度转移到了朝鲜境内，边转移，边建厂，边生产大批武器弹药。

1946年8月中旬，韩振纪到达珲春，创建了东北解放区第一个、也是北满最大的军工基地。在此期间，他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吉图警备司令员，曾出面处理过苏军飞机误降事件。他领导东北军工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创建了以珲春为中心，兴山(现鹤岗市)、佳木斯地区，鸡宁(现鸡西)、东安地区，哈尔滨地区四大军工基地。

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一度任命伍修权为军工部长，如此一来，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就有了两位部长。伍修权到任后用一个月时间，对东北7地区的军工情况进行调研后，诚恳提出仍然由韩振纪任军工部长的建议。1947年5月，东北局再次任命韩振纪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47年8月，战争形势好转，9月14日至10月7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军工会议，实现东北军工统一的历史转折，何长工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韩振纪改任第一副部长兼任第1办事处（珲春）、第7办事处（吉林）主任。

韩振纪在人民军队陆军常规武器生产的创业、发展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当年，新四军的“新式武器”，如枪榴弹、平曲射两用炮等都是在他领导下仿、研制成功的，并带出了吴运铎等一批军工战线先进人物。在珲春军工基地，他领导制造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门后膛炮。他领导新四军和东北军工部摸索、试验并总结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进行较大规模军工生产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使生产管理逐步系统化，在我军陆军常规武器工业史上，创下了多项第一。

1949年春，韩振纪转到地方工作，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后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器管理局局长。他不计较职务高低，说：“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要当官，当年我就不参加红军了！”他上任后领导办了3件大事，其中之一是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掀起了生产高潮。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号召学习，并向全国推广，纵深发展。

全国解放以后，韩振纪于1950年9月1日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党组成员、机器局局长，195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1955年5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

任武官四年期间，韩振纪参加了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并作为以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和访问活动。韩振纪很重视做苏军上层工作，尽最大努力加强两军友好关系。平时，韩振纪十分注意对在苏联大批军事留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管理，同时也很重视军事调研工作，在这方面成就斐然。在使馆里，他的级别高、资格老，但他从不摆架子，注意维护大使威信，搞好党委内部团结，尽职尽责履行武官职责。于1958年8月，韩振纪奉调回国。

1959年3月，韩振纪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首任部长，196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并主管军械工作。韩振纪长期主管军队军械工作，在领导加强军械装备的研究、生产、供应、保障、管理、仓库建设及军械物资筹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建树和成效的工作。韩振纪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狠抓落实，严肃解决军械工作存在的问题，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总后党委的指示精神，使军械工作出现新局面。他从1958年起，把全军军械装备大规模换装列为工作重点，组织自行研制了1963年式130和107毫米火箭炮及弹药，1964年式手枪、微型冲锋枪及枪弹，1965年式82毫米无后座力炮及弹药，到1965年底全军的通用制式军械装备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以上工作，对于中国军队装备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60年和1962年，韩振纪参加重要的军委扩大会议。1970年，韩振纪先后被“疏散”到山东泰安和西安，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在思想、作风、生活上保持了老共产党员的高尚的品德。他善于学习，学识渊博，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字写得苍劲挺拔、遒劲丰润，既得颜鲁公遗风，且又自成一体，享有盛名。1974年9月底韩振纪和部分尚未落实政策的党政军老同志一起应邀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5年3月3日，韩振纪将军在北京病逝。

1945年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珲春是个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据现有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韩振纪组织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二十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军工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上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

军工厂由于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里，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手榴弹厂有六十多名日本人，几乎都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制造科科长是个小资本家，原来在日本开工厂。美国空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手榴弹制造技术是内行。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由于生活困难，情绪低落，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东北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日本人得到消息，就秘密开会，在厂房里写标语：“我们回国，你们回家！”由于语言不通，道理讲了不少，但收效甚微。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下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在大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的思想抬头。日本人服从意识较强，也就不闹事了。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北满地区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淮海战役中，大口径火炮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7年的生产情况：每月生产5万颗手榴弹，迫击炮弹全年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0万发，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生产的基础。

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1948年年底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大将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