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是继篆书以后的新兴书体，由篆书发展变化而成的。在汉字发展中，如果把甲骨文至秦小篆的书体。“大、小篆生八分”，隶书是篆书系统划为古文字，那么，隶书一直到今天使 用的楷书，都厉今文字范畴。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革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隶书承篆书遗脉，下开楷书之源，无论从应用文字或书法艺术方面看，隶书的出现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隶书萌芽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定型于西汉，兴盛于东汉。

（1）关于隶书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这样二种观点：

秦篆书写烦冗，不利交流。奏事繁多，还是用“篆之捷”的“佐书”书写方便、快捷。于是采用了民间中下层书写中流行的草率急就的“草篆”体。

这种“简捷易写”的“草篆”体并不规范统一，由秦狱吏程邈整理了一套方案为官方应用。因他的身份是狱隶，因此就把这种字体叫“隶书”。历史上也就有了程邈创立隶书的说法。

（2）隶书名辨

隶书又称“八分”。但“隶书”和“八分”的关系，各家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

可以这样认为：隶书与“八分”，是同一种书体的不同叫法。初为古隶，后来出现的汉隶称为八分。隶书包括八分，八分是隶书中的一个部分。

（1）古隶

从秦到西汉中期，属于隶书的古隶阶段。秦代的古隶专称为秦隶。

秦代的隶书，带有浓厚的篆书意趣，笔画平整无波磔。

古隶早期多采用实用性用笔，多侧重于笔毫圆健。没有粗细相间，缺乏墨韵。结字没有要求，在改秦篆的圆转为方折的同时，产生了破坏“平衡”的笔画，在文字的最后一笔，出现所谓的“隼尾”。到了较为成熟的西汉，将竖画、横画都掺和“隼尾”，使古隶早期不平衡的结字又趋于平衡。可以说：古隶的成熟是由横、竖笔画上的夸张带来的。当时古隶在技法上只注重方便实用，对艺术性方面并没有自觉的追求。

（2）汉隶

东汉是隶书成熟和鼎盛时期，是隶书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

汉隶可分为二大系统：简牍和碑刻。

1、 汉简：为汉代人墨迹，多为两汉时期民间书人所书，虽不是出自名家和工书者，汉简中不乏有大量优秀作品。简书数量庞大，至今已出土的简牍有几万枚，字数达几十万之多，年代跨度大，上至先秦，下达汉末，长达五百年。

竹简隶书，除秦、西汉时期较为朴质、稚拙外，东汉简书已趋于成熟，完全脱去篆书遗意，成为地道的典型隶书，可与东汉碑刻相比美。

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都独具风韵。

简书因书体繁杂，用笔也各异。古隶阶段，用笔虽由圆转而方折，但继承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是长方形的，取纵势。汉隶阶段，分书用笔则变篆书中的圆笔为方笔，线条已有粗细变化，字形由长方变扁方，取横势。从用笔和形体上可看出隶书发展及过渡过程。

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也各不相同，西汉简书中常有不受限格所囿的纵行而无横的排列。到了东汉，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书中还可看出偏左取势，让位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书则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竖画拖长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画大胆用墨，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用笔和章法上的创造，被后来草书章法所采用。章法的法度也在简牍中有了体现，对章草书体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是丰富多彩的，为后来的隶、楷、行、草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碑刻：汉碑泛指两汉的隶书碑碣和摩崖刻石。

西汉的刻石较少，其书体略带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无明显波磔。其书法形态则为古人所称的“八分”，均为用篆笔作隶 。

东汉初期，隶书的结体除方正工整外，已增加了装饰成分，开始有挑法，点画有粗细变化，多棱角，体态由长方转向横扁，产生了点画俯仰之势，蚕头雁尾的波磔挑法，加之撇捺相背、体势开张、中敛旁肆的结构特点，使这时期的作品点画飞动，千姿百态。东汉桓帝、灵帝期间是汉隶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见到汉隶碑，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约有170余种，各具风采，是隶书书法艺术的顶峰。

碑刻因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书写端重，风格迥异，多为汉隶的代表作。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可分为以后几类：

其一、清丽雅秀。如《曹全碑》、《史晨碑》、笔画圆润飘逸，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玲珑，结体扁平，体态典雅，为圆笔之代表。

其二、端庄严谨。如《礼器碑》、《乙瑛碑》、《华山庙》等，书风茂密雄强，方峻坚挺，用笔起伏多变，方圆相间，粗细有致，行笔流畅。

其三、浑厚古穆。如《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鲜于璜碑》等，骨力雄健，方正险峻，结构内松外紧，用笔古拙，寓意高古，实为汉隶方笔之代表。

其四、奇异纵姿。如《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书风雄厚潇洒，开阔大度，朴质奇趣，无矫作之态，恣肆变异，有隶书中草书之称，近于篆书用笔。清代杨守敬称《石门颂》：“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

自从东汉隶书成熟以后，中国文字便开始走上了方块化，成为“今文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出现的楷书，只是在当时形成的形态上对部分笔画作些丰富和完善而已，并没有改变或超出当时所形成的的形态。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用是笔法的创新，一是波折，另一是出锋。在隶书之前的的笔法，无论是刀刻的甲骨文，还是范铸的金文，在字体上虽风格各异，但用笔却有其共同处：粗细均匀，转角婉通，连接自然，浑然一体不露痕迹，表现出一种圆润浑融的状态，从笔法而论，属于圆笔中锋一法。然而笔笔中锋，圆转往来，不便于疾速的要求，不免有单调之嫌。隶书在字体结构变革的同时，也势必在笔法上进行发掘创新，开始方圆兼用，藏露锋并行，从而补救了篆书笔法之不足。

解放了笔法。运笔开始强调轻重缓急，笔划上出现了粗细大小变化，位置上参差错落，由于笔势上左掠右波的趋向，促使字形趋于扁方，笔势与结构的互相制约与影响，使汉隶表现出横向舒展，纵向紧凑，成为独特的用笔与结体的方法，以一种空前末有的美姿，开创了书法的全新局面。

汉以后的隶书

魏晋时期是“今文字”书体演变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时期正书逐步完善，趋于定型，越来越成为应用文字的主流，并使书法成为一门自觉和艺术。面临日趋成熟的草书、行书、正书，隶书则显得规矩严谨，在表达情趣方面逊于上述书体。

魏晋至唐在书法史称为“晋唐”。这一时代的隶书与两汉兴盛时期相去太远。晋、唐隶书和汉代隶书相比，有两大特征：

其一、书法中笔法的发展演变，对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篆书中，圆笔一直占主导地位，到了汉隶，方笔始以一种正式的有意为之的新笔法出现而风行天下。到了魏晋、隋唐，在笔法上总趋势是愈求方正，这在魏碑中就行得到明证。到了唐代，因滥用方笔而走向了僵化。

其二、晋、唐隶书除了方笔特征之外，另一特征是楷法作隶。在隶书的墨迹简牍中，已孕育着楷法了。隶书定型的过程中，笔法追求谨严整规，在原各初级笔法上经过整理、加工和删除，消除了由于草率而不自觉出现的牵引连笔。魏、晋之后，正书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应用，笔法得到发挥，使这一时期的隶书，轻篆意而重楷法，与汉隶有明显的区别。

方笔与楷法的加入，使晋、唐隶书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规矩谨严、淳整丰艳的特色，从整个晋、唐过程来说，魏晋六朝隶书偏于方笔，隋、唐隶书多用楷法。

隶书发展到唐代，除了魏晋的方笔之外，楷法意趣越来越足，甚至只仅存隶书体势，而笔意全失。今传世的欧阳询隶书《房彦谦碑》可谓是离隶甚远，全以楷隶面目出现。虽为一代大家，往往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唐代以隶名世者，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史惟则、韩择木、徐浩四人。

隶书于唐代已日落西山，虽有一代高手，亦不能与汉隶相比。

唐代以后，隶书在书法艺术上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到了宋代，占据书坛主流的是挥洒自如、适于抒情达意的行草书。

纵观五代至明代，已无汉隶遗意。在这六百年的历史上，隶书可观者，仅金代党怀英一人而已。他虽取法汉碑，结字端庄古朴，然亦乏大家之气。

清代隶书

明末清初，由于金石考据之风日盛，加之出土金石碑铭渐多，在书法界形成了碑学的革新浪潮。由于碑学的崛起，因而篆隶日益为世人所重，书法纷学汉碑，出现了一批精擅隶书的高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促成了隶书在清一代的枯木星逄春，使清代隶书成就超越唐、宋，成为继汉隶后的又一高峰。清代隶书上承金文篆书，取法汉人，旁涉北碑，创造了一代新风。

有学者把清代隶书分为前期清隶和后期清隶二个部分，以邓石如为分水岭。

郑 簠（1622—1693年），专精《曹全》、《史晟》等碑，并能合而化之，不时参入行草笔意，形成“沉着而兼飞舞”、飘逸而具凝重的自家风范，被同时代推为“八分古今第一”，郑氏之前，习隶者均少创意，不究隶理，仅得其形，形成了一种拘谨刻板的摹习，郑氏之后，习隶者取法乎上，直师汉代，郑氏对清代及后来隶书书法艺术风格的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朱彝尊（1629—1709年），金石学家，善隶书。取法《曹全》，笔意秀劲，韵致超逸。与郑簠交厚，切磋汉隶，倡导隶书，与郑 、王时敏并称“清初三隶”。他们对清代隶书的复兴起了奠基作用。

金 农（1687—1764年），字冬心，扬州八怪之一。书法擅隶书，精于鉴别，收藏金石文字达千卷。早期字形扁平，多寓巧意，后取法《国山》、《天发神谶碑》，结体书风大变，笔墨质朴，风格奇逸，字体方整，横画粗重浑厚，全用侧锋，自创“漆书”独特风貌，人称“冬心体”。

桂 馥（1733—1802年），学识渊博，精于碑版鉴赏。隶书醇古朴茂，直接汉人，为时人所推崇。

邓石如（1743­—1805年），是清代著名碑学家，直、草、隶、篆皆精，当时被推为“本朝第一国手”。他的隶书古茂浑朴、遒劲多姿，用篆笔法写隶书，略带行草笔意，故圆润遒劲、神采飞扬，其结体破隶书横扁之势而呈稍长，中宫紧密而有北魏收韵致，落落大方。他的篆隶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伊秉绶（1754—1815年），博学多才，篆刻、绘画、诗文无所不精，正、草、隶、篆诸体皆工，以隶书为最。他的隶书超绝古格，所书愈大愈壮，自有高古博大气象，结体端庄堂皇，正气浩然。

陈鸿寿（1768—1822年），“西泠八家”之一。他博学工诗，金石、书画无一不精。他的隶书在用笔上接近西汉，篆味很足，笔势天然宕逸，不掩性情。

何绍基（1799—1884年），平生作书，以对联为多，人誉“书联圣手”，其隶书用笔迟涩，欲行还止，但笔画抖动过多，可能与其执笔法有关。

赵之谦（1829—1884年），艺术才华超人。其金石书画，绝不傍人门户。他在书法方面， 是众体兼精的高手，尤以魏碑为最。其隶书与北魏汉隶相融会，尽取两者之宽博和古朴。处处透着大家风范。

清代隶书的兴起，为清代碑学的推动起了开路先锋作用。从此改变了贴学垄断书坛的局面。清代碑学所以压倒贴学，除书法理论家的大力鼓吹外，主要靠隶书作支柱，因北魏书风是清末自何绍基、赵之谦之后才趋之若鹜，而篆书之兴起也在乾隆、嘉庆之后。唯隶书之行，起于清初，可以说隶书为碑学开了先河，并始终贯彻于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清隶的大成依赖于碑学的发展，然若无隶书的巨大成就，清代碑学的影响不会如此深远。由此可见，隶书在清代的复兴，实质改变了书法发展的道路，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绘画中，有人用隶法入画，如清代的石涛。在印章中，隶书可以入印，题款。许多有影响力的书法名家，他的创作重点仍放在隶书的变化探索方面。因此，隶书至今仍是人们热衷的一门艺术就不足为怪了。而清隶所经过的历程，的确对我们有着用不完的借鉴作用。

历来书论家大都主张学书当从篆、隶入手，去探本求源。写了汉隶，上可追大、小篆，下可攻楷、行、草，笔法由约而博，形体从繁趋简，学书中的许多问题很自然的会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