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道（1042—1093），福州（今属福建）人。早年字祐之，进士及第后改字用之，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曾官至秘书省正字、馆阁校勘，是北宋著名经学家、思想家。他于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精于《论语》学和礼学。他曾撰有经学著述十余种，但遗憾的是仅有《论语诠解》10卷和《礼书》150卷传世，其中《礼书》在中国传统礼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了较为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陈祥道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出生于闽清宣政里（今闽清县云龙乡）漈上村。自幼聪敏勤奋，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即高中进士。同榜进士中有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王雱很欣赏陈祥道的学问与人品，与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后来陈祥道随王雱去拜见王安石，遂成为王安石的门生。在自中唐到两宋蓬勃兴起的疑经惑传、颇具开放性与批判性精神的解经思潮下，王安石大胆非毁、质疑前人的注解，对《诗经》《尚书》《周礼》这三种经典重新做注，纂成《三经新义》推广于世，为其变法新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在经典诠释方面，陈祥道受王安石的影响颇深，他的《礼书》和《论语诠解》对历代注疏同样作出了大量的批评指谪和突破，但引证精详合理，都有较充分的理据，在学术水平上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后世评价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认为他的学术与人品“为当世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在仕途上，陈祥道刚出仕时，因为其父陈玩在一次事件中将公差打死而备受牵连，有好几年时间不得不赋闲在家。即便他作为王安石的门生，受到了王安石等人的赏识多次得到起用，但是北宋神宗、哲宗两朝的权斗激烈，王安石两次被罢相，陈祥道也两次都没能幸免，因此他前半生的仕途可谓十分坎坷。

陈祥道因为精通礼学，所以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礼官，而其初仕礼官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许将向朝廷的举荐有着重要关系。

许将十分了解陈祥道对礼制的精通，因此在元祐四年进给哲宗的奏章中对其礼学成就大加褒扬，希望朝廷能任命他为礼官。哲宗采纳了许将的举荐，诏任陈祥道为太常博士，常驻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皇室宗庙祭祀及礼乐仪制的中央机构，长官为卿，副职为少卿，博士乃属官。陈祥道进入太常寺，是其仕途与学术事业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太常寺职位上，他接触到更多的礼乐文献以及各种礼器，熟悉了更多的典礼仪节，这为他的礼学著述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

元祐五年（1090年），陈祥道将他的《礼书》增补为150卷，内相范祖禹见陈祥道向朝廷进献的《礼书》比当时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内容更为丰富精详，于是便向哲宗进言，希望朝廷把《礼书》送往学士院以及两制或经筵审定后，再转交到太常寺，与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并参酌使用。两制是唐宋时的一种职官制度，其一为内制，是指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的制度；其二是外制，即中书舍人与其他官员共同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的制度。两者合并在一起，就称为两制。由于两制在宋代朝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祥道的《礼书》最终得以通过两制颁行，其政治与学术的影响力顿时大增。

元祐六年（1091年），陈祥道自太常博士转任秘书省正字一职，主要负责汇编国家图书馆中的书籍，并校正书籍中的脱漏和错误。

元祐七年（1092年）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所写的《礼图仪注》，之后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同年四月二日，时任翰林侍讲学士、国史院修撰的范祖禹又向皇帝举荐陈祥道，数月后陈祥道得以补缺任太常博士之职。十二月九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写的《注解仪礼》32卷，在范祖禹的建议下，皇上下旨把这本书送到两制审定，同时也一并把他所进献的礼图交到了太常寺，以供当时的礼官们在设计和安排朝廷礼仪活动时做参考。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陈祥道这时为朝廷政治与礼制建设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他向哲宗直谏“贵人贱马”的故事。北宋以文人治国，太宗立国之初，就曾勒石为铭，要求历代皇室尊重“白衣卿相”，即读书人。但陈祥道却发现，朝廷在元会（元宵节皇帝朝会群臣）庆典中让御马立于百官之上，因此颇为不满，于是在当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中，他找准时机，向哲宗皇帝进谏，郑重请求皇上改革这一礼仪制度。见陈祥道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哲宗慨然允准，并御赐绯鱼袋，让他以较低的官阶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之后不到十天，陈祥道在京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陈祥道去世后蒙受哲宗皇帝钦赐御葬，归葬于故乡闽清十七都鹤炉下溪坪（今白樟镇下炉村）后门垅，可谓享尽哀荣。他的墓葬现仍保留完好，虽然占地不大，但视野开阔，墓道近60米，两旁立有两对翁仲、三对石兽，极显尊贵。

时任县令祝圣随后在闽清文庙为陈祥道专门修建了乡贤堂，以示表彰和推崇。徽宗政和年间，福州知府黄裳认为陈祥道“解经以悟学者”有功，也在福州郡学乡贤堂内挂上陈祥道画像，让后人祭拜。

陈祥道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周礼纂图》20卷、《礼例详解》10卷、《礼书》150卷、《论语全解》10卷、《庄子注》、《诗解》、《书解》等，留存今的只有《礼书》150卷和《论语全解》10卷。

在《礼书》中，陈祥道对“三礼”经传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不仅全面介绍了古代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和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逆之节”，衅礼、射礼、族燕之礼、天子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礼，还有各种士庶通用的生活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仪礼》中的用乐（包括乐律和乐器）问题、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而且还对这些礼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意义作了说明。

陈祥道受中唐以来疑经惑传思想的影响，秉承了其师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来的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礼书》敢于议论、指摘郑玄、孔颖达等前贤的传注，甚至敢于议论《礼记》诸篇的是非，质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学先贤的礼学论述。但与此同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尽管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王安石被废之后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牵连，然而由于其“论辩精博，间以绘画”，在学问上还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认为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所以他的《礼书》能够“为当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陈祥道在《礼书》中虽然对郑玄、荀子等传统经学及儒学大家的礼学思想颇多批评，但他对孔子、孟子、子思子的礼学思想不容置疑的肯定与坚持，则隐约可以看出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与韩愈、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并无实质差别。他虽然在学缘结构上与两宋理学并非一脉，然而其思想仍属于宋代学术中的主流儒学阵营。

而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等中的礼学论述与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事实上，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不仅在其《仪礼经传通解》中数次引用陈祥道的《礼书》，如在卷一《家礼·士冠礼》一篇的注解中曾两次引用《礼书》卷七十七关于用牲之法的说明，又于卷九《学礼·学制》“教学之通法”一章的注解中三次引录陈祥道《礼书》中的相关说法，而且按照《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祖道（字择之）曾说：“自《通典》后，无人理会礼。本朝但有陈祥道、陆佃略理会来。”朱熹评论时也指出：“陈祥道理会得也稳。陆农师（即陆佃）也有好处，但杜撰处多。”可见，在宋人的礼学著作中，朱熹对陈祥道的《礼书》评价较高。明代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就将陈祥道的《礼书》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并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后世学者应该将两种礼学著述合并着一起看。今人也往往认为，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发展、了解上古礼制与宋代礼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