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1931年5月18日—2004年7月31日），福建省厦门人。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共党员。出版《中国人类学》、《人类学论丛》、《高山族史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民俗》等专著。

1947年毕业于厦门鼓浪屿英华中学，同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留校担任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的助手，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兼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员，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博物馆馆长兼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曾担任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福建省民俗学会会长。

他曾多次赴香港、台湾讲学，是1949年以后大陆首批访问台湾的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解放后在台湾调查高山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位大陆学者。

2004年7月31日凌晨五时因病逝世，享年74岁。

陈国强长期以中国东南地区的各民族尤其是台湾高山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事考古、民族学、中国民族史、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著述丰富，出版《中国人类学》、《人类学论丛》、《高山族史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民俗》、《闽台惠东人》等专著10本，合著5本，主编、合编40本，发表论文260多篇。

获首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等许多奖项。

厦大师生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在别人搀扶下拄着拐杖，走路急促的老人。但2004年7月31日之后，他们不再有机会见到那位老人了。那天凌晨，这位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厦大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陈国强静静地走了，享年75岁。

艰苦是兴奋剂

同为著名人类学家的郭志超教授用“魂归田野”来寄托他对老师陈国强的敬意和哀思，他说，陈国强教授喜欢到乡村调查，喜欢田野，像他那样做田野调查的全国少见。

1951年，陈国强师从中国南方人类学派的先驱林惠祥，差不多年年都到田野调查，每次历时约一个月。即使在下放宁化期间，也留意调查当地特异婚俗。跟他一起调查的研究生说：“在田野，艰苦对他来说，好像是兴奋剂似的。”有一次，从崇安走20多里到汉城遗址，赤日炎炎。午饭后，跟随他的学生疲惫入睡，醒来后看见年近花甲的陈老师一直在做采访。带研究生在闽东畲族地区调查时，当地交通条件很差，所乘的三轮摩托车失控翻车，车子离深涧仅半步。

扎实的田野调查使他在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社区调查研究、闽台民俗、百越民族史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山族研究专家和拓荒者。

但是，“因为知识结构等因素的限制，他没有建构高深的人类学理论，这对他本人是一种遗憾。”他的一位学生说。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我国人类学界的地位。

组建人类学科

石奕龙教授对老师印象较深的是他的组织能力。50年代后，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很多人仍对人类学的重建处于徘徊状态，但陈国强站出来组建人类学科。“当时要在厦大组建中国人类学学科太难了，但他做成了，了不起的是，把中国人类学学会留在了厦大。”当时他争取到“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厦大召开，并借此就在厦大组建中国人类学学会。

郭志超说，陈老师在倡导人类学的恢复和学科建设，在中国人类学的重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73年，他在历史系创建考古学专业，1978年主持人类博物馆的恢复展出，1984年创建厦大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

陈国强的一尘不染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同事回忆说，有一年开郑成功研讨会的时候，天气太热，他建议买几包茶叶泡茶解渴，陈国强说钱不能乱用。结果会议开完，居然还剩余3千多元，陈国强一分不留地上交了。

人缘好是陈国强留给许多学生的印象。“他没有架子，主动虚心地和村民聊天，了解情况，后来村民和村干部主动找到他住的地方，给他讲当地的事情。”郭志超说，受老师影响，他也结交了很多乡下朋友。

买书不怕贵

每到一地，陈国强首先做的是两件事：购买县志和看别人的族谱。他的夫人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收集该县的县志，不惜高价买来，把它当作非常珍贵的史料。

阅读家谱不像收集县志那么容易。很多地方的风俗要求看家谱的人首先要给该族祖先上香朝拜，但陈国强拒绝这么做。“他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能拜，事后却老是念叨着没有看到家谱，很懊恼。”郭志超回忆。

教师俞云平说，1997年病没有发作的时候，陈老师和夫人到台湾调查寺庙，住在台南乡下，抽空去高雄买书，买了几十本书，到台南后回乡下还有一段路。他夫人就建议打的回去，可他就是不打，到处找汽车站，问了一个多小时才问到。

“当时我都累坏了，他也一样，那么多书，太重了！他就是很怪，买书时不怕贵，却舍不得打的。”陈夫人回忆道。

而他的家，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台开启的旧式吊扇的嗡嗡声一直伴随着记者和陈夫人的对话，除了吊扇，厅里比较新的东西就是15年前儿子结婚时留下的柜子和几张椅子。

陈夫人说，他只有两套西装和两条领带，出席学术交流和各类会议用的。平时都穿汗衫和西装短裤。上班都骑自行车，30年里，他只骑了两辆自行车。一辆是60年代买的永久牌，80年代换了一辆，骑到1997年胸腺瘤复发时为止。她说，生病前，他一直不肯装空调，生病后子女给他装了空调，他却舍不得开。

万卷书香赠后人

陈国强的弟弟陈世杰说，哥哥还能说话前，他不让任何人动他放在地下室储藏间里的书和笔记，连妻子也不可以。一辈子积累的这一万多册书，他却没有留在家里，而是把它无偿捐给了学校。他生前说：“我留下它们不是为了给自己用，而是留给厦大，留给人类学的研究者。”

他沉疴日重，已有风烛之虞，更惦念着工作了40多年的人类博物馆，不时让人搀扶着来探望。最后一次来探视是不能走了，他让人推着轮椅去。

郭志超教授写下了那感人的场面：他深情地抚摸着博物馆的陈列橱，端详着展品，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