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生于德国科隆市，德国政治家，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1876年1月5日，康拉德·阿登纳（以下简称：阿登纳）出生于德国科隆市的一个法院职员家庭，原籍在莱茵河西岸的上艾费尔地区。

中学时代，阿登纳最喜欢的课程是拉丁语和历史。高年级时，他开始关心起政治。尽管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但家里负担不起他上大学的费用，他不得不当了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两周后，父亲压缩家庭开支，供他上大学。

1894年5月，阿登纳进入南德布赖斯高弗赖堡大学，在这里念了一学期法律，接着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法律和国民经济，一学年后又改到波恩大学就读，只念了三个学期。

1897年3月起，阿登纳准备参加国家考试的初试，想早日取得候补公务人员的资格，不再在经济上过分拖累父母。考试在5月里举行，他以良好分数获得通过。

1901年10月，阿登纳在柏林以“及格”分数通过国家考试复试，获得了候补公务人员资格。他先进检察机关，不久改到一位律师手下待了两年，最后转入科隆市考森律师事务所见习。

1917年，皇帝威廉二世任命阿登纳为科隆市全权市长，并任命他为普鲁士立法机构上院的议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军队占领了部分德属莱茵地区，阿登纳与占领当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阿登纳任职科隆市市长期间，为了将科隆变成德国西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不遗余力地工作。

1921年起，成为中央党在普鲁士立法机构参议院的代言人，每一年都被推选为党员代表的主席，截止到1933年。

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或称纳粹党）取得了德国的统治权。3月12日，纳粹分子操纵下的政府阴谋策划将担任科隆市市长的阿登纳赶下台，7月17日他被正式撤职。纳粹统治期间，阿登纳再未担任过任何职位。为了免受迫害，他被迫躲在一家修道院里。

1944年7月，一次旨在推翻德国总理和纳粹党魁希特勒的政变失败后，阿登纳和妻子双双被捕入狱。9月，阿登纳被指控卷入了七月反对希特勒的炸弹阴谋中。出狱后，他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电话被监听，邮件被检查，隔壁还住进了监视人。他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生活完全失去保障，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1945年5月4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美国占领当局重新任命阿登纳为科隆市市长。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举行第一次选举，阿登纳游历各地做政治演说。新联邦议院选举他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把管理国内经济的权力交给了经济部长艾哈德，自己则腾出精力处理政治事务。

阿登纳在194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四度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任职长达14年。

1961年，基民盟—基社盟选举失败。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引咎辞去总理职务，他出席了联邦议院为他告别政坛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

1967年4月19日，阿登纳去世，享年91岁。

在制定宪法时，阿登纳等人将实现联邦德国领导下的统一确立为一项宪法义务，在起草西德宪法时，以阿登纳为首的西占区政治家对建立自己的政府很积极，但他们都不愿背上制造德国分裂的罪名，因而倾向于将联邦德国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国家，西德的基本法也是一个临时性宪法。基本法在前言部分还对德国统一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由德国人民通过自决实现德国的自由和统一，还规定1937年的边界才是德国的合法边界，从而不承认德国的分裂和民主德国的存在。

1948年取消价格管制破开市场后，物价上涨。1949年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以艾哈德主管经济，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阿登纳支持艾哈德，结果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初现繁荣，生产开始恢复和增长。然而直到1950年初，失业仍然严重。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经济受到刺激，阿登纳主张限制进口。但艾哈德坚持主张逐步放松物价，控制货币与信贷，降低税收，并扩大对外贸易。阿登纳最终采取了艾哈德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后期，德国工人加强了斗争，要求实行再分配。但艾哈德仍然强调应坚持市场原则。制定反对限制竞争的立法。阿登纳也赞成制订法律，实行反卡特尔政策。1951年，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这使西德30年没出现重大的劳工骚动。再加上1949年阿登纳说服盟国不要大量拆除德国工业，使西德赢得了战后近30年的经济增长。

阿登纳统治的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是阿登纳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阿登纳强调，联邦德国面对苏联的威胁，不能没有军事准备。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政策引起了联邦德国国内左派的强烈反对。然而，为了实现重新武装，阿登纳不仅对国内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而且还同意接受盟国所列的限制条件。随着1955年5月《巴黎协定》的生效，联邦德国在阿登纳的强势推动下最终加入了北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1951年占领条例修正后，西德联邦政府成立外交部，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外交部长直到1955年。阿登纳与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欧洲大部分的钢铁和煤炭生产置于联合控制下的国际权威组织，导致了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共同掌管成员国煤钢工业，并免除相关关税，并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促成西欧进一步经济合作。

阿登纳对东德的外交政策，则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宣示西德为德国唯一代表政权，对承认东德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除苏联外予以断交，并先后与南斯拉夫、也门断交。1955年，阿登纳在9月16日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任何与东德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不友好行为”。同年12月8日，在召集西德外交部主要官员以及驻外使节的会议上，阿登纳与他们讨论并正式确定“外交上不承认东德政权是与西德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此决议由外交部长布兰塔诺立即传达至西德驻外使馆。有鉴于此，西方盟友在一系列协议中，包括1955年的公约中，均承认联邦德国为全德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代表着全体德国人民”。

阿登纳极力修补双方在二次大战的破裂关系，并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交好。1957年1月1日，萨尔回归德国，德法两国之间实现和解道路上的一大具体障碍得以消除。他评价法国“慷慨大方，同意尊重萨尔居民的意愿”，并借此机会再一次瞻望德法两国睦邻友好的远景，表示坚信萨尔问题的终于解决“为我们两国的持久和紧密合作，为我们唇齿相依的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1963年，《德法合作条约》最终签订。

对美国方面，阿登纳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联邦德国向恢复国家主权的每一次迈进，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助。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联邦德国逐渐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中等强国。而且，通过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使得德美两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双方以共同的安全利益为基础，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为纽带，再以相互渗透的经济利益予以深化，加上以条约的形式相互承诺，形成了盟友关系。

阿登纳曾从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总的形势出发，很早就意识到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的兴起，尤其是人民中国取得的胜利和发展壮大，对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愈来愈大的影响和在解决国际问题中日益增加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1945年以后才出现在世界政治活动中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是非白种民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他把中国也列为“超级大国”，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分析判断国际局势以及同外国政界人士举行会谈中强调说明他的看法：“一边是苏俄和苏俄的卫星国家，另一边是美利坚合众国，赤色中国是正在发展壮大的第三个超级大国”，“现在的超级大国是美国和苏联以及居于稍后的赤色中国。现在欧洲已再也没有大国了。”1957年9月27日，经阿登纳批准，由非官方性质的“德意志东方经济委员会”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北京签订贸易关系协定。次年9、10月间，新华社在波恩设立了常驻记者机构。但两国政府之间始终没有往来。

中国方面本身也存在台湾问题。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此总的说来持中立态度，不发表明确反对中国的声明，也不考虑同台湾方面建立官方关系。1954年3月中旬，阿登纳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当时的台湾驻希腊“大使”向阿登纳提出台湾很希望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阿登纳作了回避，联邦外交部随即指示驻雅典大使馆：联邦共和国不改变自己的“观望”态度。

对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诉求。虽然此时联邦德国也尚未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但当时的阿登纳政府仍积极回应。1951年9月，阿登纳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联邦德国政府愿对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愿意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世界进行赔偿。1952年，德以双方签订了《卢森堡条约》。

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规定，联邦德国向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30亿马克赔偿，向犹太人“要求赔偿联合会”支付价值4.5亿马克的赔偿用于救助世界各地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支付赔偿的年限为12到14年。德国最终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条约，1966年赔偿正式完成，促进了以色列经济的起飞。

阿登纳于1953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2005年11月28日，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阿登纳当选第一。

老康拉德·阿登纳是当地律师、政府的司法顾问。他的父亲有一份固定的公务员的薪水。但这只能非常勉强地养活一个6口之家。母亲通过缝补油布围裙补贴家用。阿登纳常常讲道，他自己不得不与两个哥哥中的一个共享一张床。父母的钱不够供第三个儿子读书。

1908年，阿登纳与艾玛·魏尔，成婚，育有3子。她出身于一个科隆本地、人脉甚广的家庭。1916年，他的妻子去世。于是，41岁的阿登纳单独抚养3个孩子。

阿登纳个人在1919年续弦。奥古斯特·格西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为他生下另外4个孩子。

1917年，阿登纳的司机开车不小心与电车相撞。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满脸是血，镇静地向医院走去。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诊断结果，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地方也受了伤，这影响了他以后的面部表情。

战后西德受到了盟国的占领和管制，作为一名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处理与盟国关系时，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知识和顽强的、钢铁般的忍耐力。在谈判和辩论中，他习惯的做法不是在一开始就去压倒对手，而是先倾听别人说什么。当他最后讲话时，用英国驻德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爵士的话说，“总是迅速地察觉对方防御上的任何薄弱环节，然后把他的矛头向着那里刺去。”

阿登纳上台后以超人的毅力和灵活的处事原则，努力使西德一步一步地脱离困境。他有着特有的处事方式，当内阁会议讨论问题陷入僵局时，他有时会将辩论中断片刻，把一瓶葡萄酒传递一圈。在几杯酒和友好的闲聊之后，他再重新开会，那时，反对派就不太坚决了。阿登纳最大的资本之一是，即使在70多岁也能不知疲倦地工作。80多岁时，他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20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据尼克松透露，在杜勒斯葬礼后的一天早晨，阿登纳和他在国会山办公室进行了会晤。当天晚上，尼克松夫妇为阿登纳举行了晚宴。席间，阿登纳突然问尼克松：“你睡得好吗？”尼克松对他说，当他脑子里考虑事情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自己就一直睡不好。尼克松问阿登纳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吃了30年了。”

1955年秋天，阿登纳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想缓和苏联对联邦德国的好战状态，并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但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毫不妥协，而且还经常恫吓他，表现无礼。在一次宴会上，赫鲁晓夫一杯接着一杯地向阿登纳祝酒，想看看在谈判桌上难以对付的79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但是他没有想到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15次祝酒后，阿登纳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他早就知道赫鲁晓夫自己的酒杯中装的是白开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获得信任。赫鲁晓夫发觉自己的诡计被识破，十分尴尬，但又不得不佩服这位德国领袖的大度与忍耐力。通过这次访问，他促成了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回德国和苏联与西德的建交。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华盛顿出席杜勒斯葬礼的外国贵宾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看见尼克松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葛罗米柯刚从陷入僵局的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飞到华盛顿。此前，美苏双方的会谈很不愉快，葛罗米柯和艾森豪威尔都板着脸站着。阿登纳为打破僵局向他们走过去。艾森豪威尔见找到了说话的人，便说：“许多人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相像。”阿登纳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日内瓦，让葛罗米柯留下来作副总统。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打破这种僵局。”这话使一脸阴沉的葛罗米柯也笑了。

《阿登纳回忆录》四卷在1965至1968年出版。

中国作家杨寿国：据接触过阿登纳的人士透露，阿登纳沉着、冷静、坚毅，有出奇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感觉，但也非常孤独、多疑、善感。阿登纳逝世后，不少联邦德国公民拍电报或写文章，感谢他“为德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一些历史学家赞赏他“勤奋、刚直”的品德和求实精神。反对党领袖也承认他具备“真正领导者的素质”。前“被逐难民”和“回国战俘”说：“有人说阿登纳铁石心肠，我们认为他充满同情心”。西方评论家则称赞他“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阿登纳具有先见之明的才能。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执政。当延续数代人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确定之际，他有勇气也有智谋去采取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具有战胜那些害怕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的政治手腕。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建筑师。作为莱茵地区的人，他一向谋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并且毕生抱有一个欧洲联合的理想，使前几代人蒙受灾难的纷争不再发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苏联代表的是旧欧洲一切坏的而不是新欧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决心保住了自由欧洲东部的堡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登纳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种专制——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最终是一种罪过，因为它窒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并且被纳粹时代的恐怖变得更加强烈了的他的欧洲联合的理想直接来源于对专制的憎恶。

波兰学者齐格蒙特·鲍曼：阿登纳所同声名狙糟的德国重工业界和金融界的重要战犯们，同被打败了的希特勒将军们和纳粹外交家们一起举行背叛祖国的政策：是由于阿登纳因为同金融资本有多方面的实际关系而不能成为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只能成为国际金融寡头的可靠代理人。这个德国人民的死敌，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成立分立莱因政府的拥沪者之中占据了重要职位，现在他是复活的德国帝国主义最有侵略势力的政治代表。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经常在幕后拉傀儡的线。美国帝国主义允许这些集团在参加军事协定后在欧洲拥有优势地位。阿登纳受了这些集团的委托，用各种方法反对德国统一。

1967年4月19日午后7时21分，康拉德·阿登纳去世，享年91岁。4月25日，联邦德国为阿登纳举行隆重国葬。前三天，他的灵柩被装上汽船，由联邦军官兵代表护送，沿莱茵河下驶至科隆，移放在科隆大教堂内开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再运回勒恩多夫，安葬在“林中墓地”。参加追悼会的有戴高乐和约翰逊等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或特使，各界人士几万人瞻仰了他的遗容。更多的人则聚在大教堂外面和莱茵河两岸向他告别。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1962年成立，是有基民盟背景的政治性基金会，宗旨之一是向德国内外的优秀青年提供奖学金，培养学术人才和领导人才，并设立有“优秀人才培养研究所”，负责管理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