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1928—1980）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人。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经济学。1961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4年，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而且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

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1928—1980）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他倾向于凯恩斯主义派，长期以来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并且从事于政策的制订及分析。奥肯的著作甚多，但大多是研究报告，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 “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

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操作实务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这个定理：

失业率变动百分比 = -1 / 2 ×（GDP变动百分比－3%）

根据这个公式，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时，失业率保持不变。

当经济扩张快于3%时。失业率下降的幅度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一半。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长5%（高出正常水平2%），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下降1%。

当GDP下降，或增长不到3%时。失业率上升。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上升2%。

奥肯定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经典案例

奥肯定理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例如，美国1979年～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理，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奥肯悖论”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出现，尤其是199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一、这里收集中国1993～2006年的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

从表1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对比情况来看，除了1993~1997年这五年间，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奥肯法则相吻合外，从1998年开始的九年里，先是失业率对GDP增长率的变动没反应，后又和GDP增长率的变动同方向变动。故从总体来讲，用奥肯法则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情况，效果不是很理想。

二、中国经济增长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对于大国经济来说，虽然政府的人力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的压力，但要在长期内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仍然需要通过稳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

1、中国2005年以来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十分迅速，制造业部门通过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劳动力起到了替代作用。

2、结构性因素。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结构性失业。这又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从企业中释放出的大量冗员再就业时，由于职工就业岗位转移时滞和部分员工技术技能相对落后，使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

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

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增多，逐步替代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虽然投入了同样的资金，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却减少了，就业弹性系数自然就会下降。此外，沿海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之后，带动的中间需求恰恰是国外的，出现出口、进口循环。这样的循环只是一个外循环，没有带动国内劳动力的需求量。

学者预测，从2006年起未来10年中国总体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每年平均可能达2500万左右。即使按现在最好的年份计算，每年平均会形成1000万失业劳动力。10年积累，加上失业结转的，可能形成1亿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口。庞大的失业群体，必将使社会问题集中化、规模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失业

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格局来看，中小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比例一般在99.5%以上，全国65%-81%的劳动力人口在中小企业中和第三产业中得到了就业。可中国总是在理念上、体制上、政策上忽视甚至歧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强调出口拉动的同时，没有注意到延长国内产业链。

因此，要扩大就业，中国必须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从区域来讲，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扩散；产业升级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涉足国内产业链，形成纵深的产业链延伸，使之达到中国整个产业的土壤中。大力发展小城镇化建设；改革现行高等教育体制

《繁荣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平等与效率》

《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

《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是与George L. Perry合力创办

《价格与数量：一项宏观经济分析》(1981)等

奥肯的自由言说

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是幸运的，他不仅自由地思考，还把他的个人观点公开出版，产生出《平等与效率》这样杰出的著作。但自由不是胡思乱想，不是胡说八道。奥肯的幸运还在于他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的方法是最接近工程技术规范的人文研究方法。所以，奥肯的自由是在科学规范下的自由，而决不是个人价值观的无尽宣泄。

然而，经济学家在唯经济的时代如过江之鲫，并不是哪一个都能在宪法层次上驾御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奥肯是天才，他在一小本薄书里把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一网打尽，并用尽可能通俗的和常用的文字条分缕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架构。这个架构里有他的是非判断，但伴随这些判断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制，而是不经意间讨论问题时由高超智慧所产生的启示。

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施政难题，是划分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的边界，也即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里说的是现代国家，不是诸如原教旨主义国家或处于图腾崇拜时代的国家。后几类国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大概只有它们的宗教领袖或祭司知道。

奥肯所说的权利，是指一种由国家在法律上强力保障的平等的福利享有权。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福利。问题的难点是，任何人，任何集团，总想扩大自己的福利，那么，我们设定什么样的福利可以免费获得（至少在法律是如此），从而保障一个平等领域？又有什么样的福利必须付出代价以后方可获得，从而保障一个竞争领域？前一种福利的享有被称为“权利”，后一种福利的享有可以被称为“个人财产权”。

权利的享有不受种族、性别和金钱多寡的限制。权利不可通过金钱交易而被剥夺，也不可通过投票由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奥肯认为，权利的确立根植于三个理由：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

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权利是针对国家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某些权利，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选举自由等，如果不能平等地施与每一个人（或成人），而是由国家去甄别选择，有区别地将权利授予自己认为“合格”的人们，个人的福利将必然受到损害，并与效率的提高毫无益处。但是，奥肯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与国家对立，它要求把某些权力授予政府，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所谓多元主义是指人除过有追求金钱的动机之外，还会追求一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权利的确立不能忽略后者的存在。于是，社会必定会在市场机制之外，发育其他机制，以约束市场机制。

人道主义强调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求明确承认自我尊重和所有公民平等相待的原则。一个人可以有残疾，可以很穷，但他与富人和正常人一样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所确定的人的基本权利不是固若金汤的东西，它面临一些消解性的力量。

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尽管政府的某些权力是必要的，但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权力一旦产生，就有了一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并倾向于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天下的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共性。但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过大的政府规模及其活动范围，而是其不受任何节制或制约。

第二种消解权利的力量来自市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或传统道德的制约，金钱交易就会渗透到权利领域。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都可能被交易，甚至人的器官乃至生命也可能被迫交易。但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他与人签定基本权利交易的合同时，一定处于绝望的困境之中。所以，公民会同意政府对一些交易予以禁止，哪怕这种禁止可能侵犯了自由。然而禁止什么样的交易，又放开什么样交易却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情。

最可怕的消解权利的力量，是政府力量与“集体化经济”的结合。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被取消了，政府替代了市场，政府的力量失去一个重要的约束。奥肯的看法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侵犯。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人物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

尽管奥肯提出了上述观点，但在国家治理中，具体地划分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以及市场调节的范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经济科学至今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界限。但是，如果说几百年前的民主政治领袖是依靠个人信念来确立治国的宪法秩序的话，那末，2013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治理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可以由科学思想来解决的问题。我前面提到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离开梦想，回到现实，我们感受到的是沉重。历史经验证明，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常常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结局也往往不是因为公平多了而损失了效率，抑或效率多了而损失了公平；不幸的是两者都丢了，效率看不到，公平也没保障。这一类国家必然陷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我们该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各门类的人文学者都应该认真地反复地读奥肯的这本书。经济学家应该理解自由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秩序，而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应该想到好的宪法秩序需要什么样的经济运行规则；哲学家也应该懂得宣泄个人价值观终归是一件无聊的事情。社会评论家也不妨拿起这本书读一读，以免自己的思想亮光不小心为那些貌似进步实则腐朽的东西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