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灵（越南语：Nguyễn Văn Linh，1915年7月1日-1998年4月27日），又名阮文菊、十菊，京族，越南兴安省安美县佳范乡人。1930年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在艰苦卓绝的抗法、抗美斗争中，阮文灵一直在南部从事领导工作，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越南前党和国家领导人。

1915年阮文灵生于越南海兴省一个农民家庭；

1929年参加革命；

1930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流放昆仑岛，1936年获释；同年加入印支共产党，在河内、海防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参与恢复和重建海防市临时市委的工作；

1939年被派往南方工作，任西贡市（今胡志明市）市委委员；

1940年负责中圻各省的建党工作；

1941年在荣市再次被捕，直到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才获释；

此后长期在南方领导反法、抗美的武装斗争；

1945年至1956年先后任西贡市市委书记，南部区党委委员、常务委员；

1957年至1960年任中央南方局书记；

1960年在越共“三大”至“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6年“四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越共“五大”时被免去上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

1985年重返政治局，次年再次出任书记处书记，9月升任常务书记，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改任越共中央顾问；

1998年4月27日，阮文灵在胡志明市病逝。越共中央、国家主席、国会、政府、祖国战线和中央军委当晚联名发表的一项特别公报说，阮文灵在70 年的革命生涯中“为越南党和民族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越南党、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越南最高领导机构为阮文灵举行了国葬。

越共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共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共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越南第八届国会代表；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 （1991年6月-1997年12月）。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阮文灵被人民政府接回到南部西区活动，尔后到西贡一堤岸，先后以市委书记、西贡一堤岸特区书记的职务领导抗法战争。1947年参加南部党委会，1949 年后任南部党委常委。 从1957年到1960年他任南部党委代书记。1960年他在越劳三大（越共前身）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中央任命为南方局书记。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任南方局副书记和党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副代表。

在阮文灵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中同南方身肉相连。

从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直到1959年越党十五中全会以前，那是越南南方两次抗战中最艰难、最壮烈的时期。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阮文灵主动指导南部党委举行会议，研究形势，通过争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派干部到北方的党中央汇报，建议使用革命力量反对反革命暴力。

越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1959年初党中央第15项决议授权南方革命允许从政治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结合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从此，革命运动势如破竹，到处揭杆而起，在南方抗美救国战争中造成历史性转折，改变了形势，改变了敌友之间的对比力量。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作为南部区党委代书记的阮文灵同志作出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

越南南方解放后，阮文灵1976年在越共“四大”当选为越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越南南北方统一后，由于越共在经济领域实行集中、官僚包给机制，以及在南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错误，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的国内形势极其困难，群众缺粮、资金靠外援、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秩序非常复杂。面对当时的形势，许多地方、单位努力扭转困难局面，已有了一些创造，并取得了一些值得学习、鼓励的初步成功经验。由阮文灵任书记的胡志明市委，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支持这些创建，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却被保守的领导人认为是“越轨”行为，因此在1982年召开的越共五大上阮文灵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85年6 月，越共五届中央全会肯定了阮文灵在南方搞的改革试验，恢复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从胡志明市调到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筹备六大的召开。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选举积极推动越南改革的阮文灵为党中央总书记。越共六大的圆满成功，标志着越南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开创了全面革新时期。阮文灵是在越南“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遭到失败，越南经济陷入更加混乱、更加严重的危机的关键时刻走上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岗位的，肩负历史重任，把革新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并取得胜利。他同中央领导集体披荆斩棘大力推进革新事业，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安全，扩大对外关系和提高越南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驾驶革命航船穿越震撼世界的惊涛骇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国际共运造成的强大冲击波，打退了党内外、国内外一小撮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事业。

阮文灵在越共六大前后就越南革新开放发表了大量评论，对越共制定改革开放路线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初步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今后革新开放取得更大胜利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阮文灵在1987年10月22日发行的《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越南当前属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他说：“根据列宁主义思想，我国的过渡时期一定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它的特殊历史任务。当前在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为今后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我党六大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特点，并且指出越南在过渡时期的困难、复杂和长期的性质。越南的最大特点，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小生产起步。六大指出，目前越南经济是多种成分的经济。这些特点具有决定性地支配着越南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内容和形式。”

阮文灵1987年7月23日在接受安莎社记者采访时说，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而进行改革是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办法， 因此改革“势在必行，符合我们全体人民的心愿”。

路透社于1986年11月19日报道，阮文灵在河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出，改革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他认为经济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重新安排生产顺序，大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二是正确使用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济成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除社会主义成分外，其他成分只要是合法经营就应允许享受其合法收入；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性是新体制的第一特性，同时要正确运用商品——货币的关系，即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是新体制的第二特征。他要求一切部门工作都必须体现当前经济改革的精神。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就关于经济政策的大方向指出：“在我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调动一切潜力，动员每一个越南人，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扬自力自强的精神，勤俭建设和保卫祖国，努力使个人和国家富足起来。发展经济的事业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允和进步统一起来。”

阮文灵非常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进行反腐败的斗争。他在越共七大作的总报告中说：“完成紧迫的经济社会任务要同反腐败、反走私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此举的目的“旨在纯洁国家机器，使各种关系健康化”。阮文灵不但号召群众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且亲自挥戈上阵。革新开放之初，阮文灵1987年5月25日开始在党报《人民报》头版开辟一个题为《当务之急》的专栏，用固定笔名N.V.L 发表文章，专门揭露党内外腐败现象，要求有关方面迅速查清与处理，然后把情况公诸报端，以满足群众愿望。阮的短文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阮文灵在七大作的总报告说：“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本着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宣布：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 独立和发展而奋斗。 ”1987年9月21日美《时代》周刊刊登阮文灵对该刊谈越南对外贸易说：“我们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扩大经贸合作关系。”阮文灵1988年1月21日在胡志明市举行的亚太新闻工作者圆桌会议上谈越南外商投资法时说，越国会最近通过的外资法适用于向越投资的所有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该法保障各方互利之原则，保障经济效果和技术转让，保障投资者本利的安全。外商投资领域广泛。他说：“我们主张扩大并提高同所有国家经济合作的效果。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广泛的合作有利于所有的人。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西方各国同我们的经济合作。”

从越共六大到七大，越南全党全民在以阮文灵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4年半的不懈奋斗，积极落实六大决议，在革新开放事业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初步成就。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农业，特别是粮食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部分减少了人民生活的困难。就在对外经济关系发生突然变化、国际援助大减、东欧国家剧变、前苏联贷款来源不再存在、从传统市场的进口锐减之时，在出口方面却取得了进步，进出口平衡有了可观的改善。这些经济进步有助于越南摆脱国际形势剧变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越南经济正从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有意义的转折。已经初步形成了按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并按国家管理市场机制运行。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已进行了重要调整，初步扩大同世界市场的关系。四年多来，越南在经济、社会民主化、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成就，为一定程度上恢复越南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越共的领导信心作出了贡献，减轻了越南危机的严重程度。从越共六大后，越南在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方向的观点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方针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习惯和思维方法也正随之发生变化。

在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这一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作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越共总书记黎笋1986年7月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老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同志1989年10月访问中国。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中国商定请邓小平同志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凯山同志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问中国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同志对小平同志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问中国。

邓小平也请凯山同志转达他对阮文灵同志的问候，并说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向阮文灵转达了小平同志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小平同志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问中国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问中国，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同志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透。

会见结束后，张德维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中国，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官员（黄文欢同志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德维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中国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德维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德维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黎德英大将表示乐意同张德维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德维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张德维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他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中国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德维，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德维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德维作了报告。

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德维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德维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张德维向阮、杜转达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内部访问中国的意见。阮、杜都表示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中国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同意，张德维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德维从成都回来后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六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两名代表，共六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六比七，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阮文灵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还表示：“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

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泽民同志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同志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同志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阮文灵同志对解放南方、统一越南事业的伟大胜利有着巨大的功劳。在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党中央顾问期间，阮文灵对越南革新路线和政策的设计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他提出并坚持实行“有原则的革新”，即“革新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既定方向，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尊重并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阮文灵是越南党、人民和军队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在阮文灵同志担任总书记职务期间，越南共产党开始了全面革新事业；阮文灵为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邓公评）

“阮文灵同志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他为越南革新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同时也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阮文灵同志的逝世是越南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江泽民同志评）

阮文灵同志上任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调整人事、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长征同志和阮文灵同志等有改革魄力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可以说是越南革新开放的一个重要契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