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山（1875年—1944年），字梦鲸，振锽。世居江苏常州菱溪，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与胡石予、高吹万并称为“江南三大儒”。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时事多难，他上书言事均留中不用。宣统元年（1909年）愤然辞官归乡，在常州东门外开办书院“寄园”，读书经世，桃李满天下，使常州学风为之一振。培养了大批书画诗词方面的泰斗，如：谢玉岑、谢稚柳、马万里等，著有《名山集》《名山诗集》等。

钱名山（1875年—1944年）名振鍠，字梦鲸、号谪星，后更号名山，并以号行，晚年又别署藏之、庸人等，世居江苏常州菱溪，人称其为江南大儒。钱氏自幼聪颖，十岁即能作诗，十六岁即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九岁成进士。曾授刑部主事，后因服父丁忧，而不求仕进。

钱名山的书法初学欧阳询，继学颜真卿，中年后学汉隶北碑，晚年学写怀素，而得《兰亭序》之力尤深，并汲取了王右军、倪元璐的长处 。钱名山早年书法以帖学为基础，后融入了碑书。用笔及运笔皆体现了一个痛快的效果，铁画银钩、斩钉截铁，即有颜书的宽绰、雄强，又有碑的古拙方正，气度、气势均博大高远。于右任曾亲口谓： “名山老先生书法比我好。 ”而张大千的字或多或少也受过钱氏的影响，而朱屺瞻则自述： “画艺之成，曾受名山先生之启发。”作为学者、诗人，多才艺、多成就，其书法处处散发着书卷气，并有着诗人的激奋之情。他尤擅行书，在江南极负盛名，康有为云：“除我之外，当世更无与此公匹敌。”徐悲鸿、张大千等皆推崇其书法造诣，谓之行书典范。

钱氏作书不主张悬腕，认为字是靠腕力送出的，悬腕影响到力的运行，写字不能沉着痛快。故而谢稚柳作书作画，也受其影响，不作悬腕。而观两人字，气息仿佛，以静美胜出。民国时，钱名山与李瑞清为同年举人，与曾熙为同年进士，三人交谊殊厚。钱名山有闲章“ 海上羞客”，是因为其寓居上海时，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又有一枚闲章“癸卯进士”，凡不相识人求字，具钤此印。一九四四年钱名山在上海桃源村因胃溃疡辞世，享年七十。

《阳湖钱氏家集》《名山集》《名山问约》《名山诗集》《良心书》《课徒草》《文省》《名山丛书》等。

青龙街道解放村委焦家村53号东 1944年钱名山为江南大儒，兴办教育、热心常州公益事业等。棺木已深埋，墓碑保存完好。

钱名山先生（1874年—1944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政治上，保守与新派势力激烈抗衡，国家前途迷茫，民族危在旦夕；军事上，频频遭受八国联军等外国势力的入侵，国内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教育上，千年科举濒临终结，新的教育体制尚未建立；文化上，中华千年道统遭到严重破坏，旧文化被解构，新文化未建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名山内心的忧虑、苦闷、彷徨无法释然。他清醒地意识到一腔抱负已无用武之地，失望之余，毅然辞官归乡。回到故乡常州，他隐退而不隐居，以设馆授徒的形式，在乱世中传续中华文脉。大厦将倾，他以瘦弱的双臂扛起擎天重任；以极大的容忍，极大的定力，与矛盾的力量较量。“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他似天边一颗静穆的星辰，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着人们前行的征程。他相信多一颗种子多一份希望，所以他对“寄园”倾注了全部心力。事实证明，他种下的一颗颗种子，长成了一批俊才。任何对文化教育的“投入”，都不会是徒劳。他的努力对城市文化的传承起了深远的影响。

名山先生对常州倾注了深切的情感，为保护一方民众的安危作出了努力，对城市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1、 辞官归田

钱名山的一生，除了在京为官的三四年和抗战期间避居上海的八年，其余近六十年，都与常州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钱家在常州是一户书香门第，世代书香盈门。名山的祖父钱钧（1819－1877），号廉村，自称“平生无他嗜好，惟爱书成癖”。他的爱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百年事业总荒唐，却有平生如意事，书满青箱。”他曾取古人“读书便佳，为善最乐”语意，名其堂曰“佳乐堂”，著有《佳乐堂遗稿》。钱钧之子钱向杲，即名山先生的父亲，光绪元年中举，购地筑“寄园”，隐居其中，平生慷慨尚义，关心国家存亡，历时十年，著成《夷夏用兵鉴古录》40卷。他有诗云：“寒窗依旧一灯青，岁岁埋头史复经。”

名山先生对自己归乡的决定很欣慰，似乎早已心向往之，身心轻松，愉悦之情难以抑制，他渴望着亲近故乡的一草一木。他想象着挣脱宦海以后的乡居生活，一如陶渊明的情趣：“独自昂头人海中，西山晴翠接高穹，何来宦味如秋燕，莫负冰心语夏虫。谁为江河忧日下，休将身世恸途穷，还乡须觅中山酒，长醉溪头荻苇风。”

1914-1932年，他在常州东门外的“寄园”创办书院，英才辈出，声誉卓著。

授徒之外，他著书立说，赈灾救难。他的著作颇丰，主要有：《名山集》《续集》（三集至九集），《名山文约》，诗有：《谪星诗集》《名山诗集》，词有：《谪星词》《名山词》《海上词》。

1937年，抗战爆发，寄园毁于战火，名山先生被迫携全家避居上海。1944年，名山先生因胃病突发去世，归葬常州，闻听噩耗，避难内地的寄园弟子们自发在重庆举行追悼会，乡贤吴稚晖主持追悼仪式。如今，名山先生安眠在故乡的地下已60多年，他的道德文章，在江南广为传扬。今年，常州市政府作出决定，在名山先生寄园原址附近，择地上百亩，建造菱溪公园，恢复寄园风貌，人们称赞此举为民心所归之德政。

2、博爱仁慈

名山先生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博爱仁慈驰誉江南。

早年，钱氏的姻亲谢氏连遭家毁人亡的大难，辞官回乡不久的名山先生，把谢家的长子谢玉岑（著名词人）接到寄园读书，后来，其弟谢稚柳也到寄园就读。当是时，嫁到谢家的姑母钱蕙荪，为了完成丈夫与儿子的夙愿，提出了刻印《谢氏家集》的想法，名山因弃官回乡，经济拮据，但他很重情义，靠教书鬻字，终于使《谢氏家集》成书。乡人皆称道：“钱名山的道行德性可知矣！”

名山先生对普通民众的疾苦充满了同情。他有许多诗篇反映深切的爱民情怀。

“为有未偿钱十万，遂使夫妻不相见，何况田家生计艰，年年水没银河岸。”这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真实写照。

“蓬头小女茅房住，东方明时挑菜去，春寒少雨土脉坚，星星荠菜小如钱，腹空惟有隔宵粥，日高挑得盈筐绿，市人持称不容情，两则有余斤不足，得钱与母持换米，明日提筐还早起。”这是“挑荠女”的辛劳生活。

“灼灼枝上花，垂垂涧边柳，女年十八九，嫁作农家妇。嫁作农家妇，力作何时休，不见天上星，织女重迁牛。五月天气热，二麦正登场，播扬从天风，面鬓多刺芒，十月天气寒，柴场置稻床，稻多落手重，指痛腕欲僵，发焦炎夏日，肌粟早天霜，生儿不用卧，上？煮黄梁，自作田家妇，但有日夜忙，不见城中妇，垂老尚有色，惟有乡村妇，三十如五十，试将城与乡，两妇齐肩立，年纪虽复同，貌若姑与媳，同荷生成恩，流光何太急，但讶村妇老，使知农民苦，如何苦农民,愿以告圣主。”村妇的生活，在他笔下是那般细腻逼真，可见他与农民的生活贴得很近。

他慨叹：“嗟哉赤心不变可奈何，人间痛毒何其多！”

他还写过一首《冻死人》，读来催人泪下。“老夫夜卧重衾底，绒绳裹衣不去体，默念街头冻死人，此心耿耿何能已，一更二更冻到骨，不觉生来有肤革，三更四更冻人心，玉壶冰结如坚金，五更以后不复冻，魂魄已落阴山阴，借问死人数多少，月千岁万堪稽考，男儿或者不自强，妇孺何辜死当道，不须凭吊古战场，已见民生日凋耗。”

为了一方民众的安危，名山先生牵肠挂肚，奔走呼号，甚至不惜以老弱的身躯挺身而出。

几年后，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灾，而当政者仍然固守常规，不肯把囤积的粮食散发给饥饿的百姓。名山先生见之，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一篇《读孟子齐饥章》，大声疾呼，怒鸣不平：“呜呼，积谷防灾，积而不散，吾不知其说也！”他愤怒地说：粮食不是官绅种出来的，而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是粮食的主人，而官绅只是代为农民看管粮库钥匙的人，现在主人饥饿，而看管粮库的仆人却不肯开仓，“此诚倒行逆施之事，我不知其说也！”济世利人，为民请命，名山先生不遗余力，倾力而为。

作为正统文人，名山先生拥有深广的平民情怀，一生中，他为许多具有精神风骨的平民树碑立传，目前已发现常州地区有三十多部家谱的谱序出自名山先生之手。名山先生做这些文章，目的并不是为某一人、某一家族“歌功颂德”，而是为了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承城市精神，弘扬社会正气。

对于在侵略者面前刚强不屈，而且能奋勇反击，以身殉国的普通人民，他予以热烈赞颂。常州现存一块《大江东去》碑，铭刻的就是严氏一门的刚烈事迹。名山先生在碑文中写道：“河塘桥畔，有少兰严氏，骨如生铁，丁丑年间罹大难，父子奋身搏贼。男唤杏根，女名寿菊，痛洒全家血。中原万里，谁家有此奇烈！忠孝门庭，英雄儿女，皎若中天日。堂前流水，为君晨夜呜咽。”

3、铁骨铮铮

名山先生之于常州城，是仁爱的化身，也是正义良知的化身。他不畏强御，时恤鳏寡，遇地方上豪绅猾吏之横行乡里，而民间善良蒙受冤抑者，辄作不平鸣，必为之奔走呼吁，伸张正

光绪三十二年，乡人钱舜华为其兄营葬事而受邑绅恽某横加凌辱，致衔冤以死一案，一时激起很大名愤。名山先生悯舜华死事之烈，而恨恽绅之仗势欺压也，为之立传，声之京师。这桩冤案，举国震动，一时之间，声援名山先生的大有人在，人们纷纷表示：钱某孤掌无援，我助之！”无锡兵部主事、浙江道御史等加入了声讨行列。满城哗然，斥骂恽为狗头，邑令为狗尾巴，恽震骇，避匿上海租界，一面向督抚暗通关节，虽得开脱，而恽绅之胆落矣。此事有《烈妇洗冤录》石印本，乃名山先生亲笔书。

名山先生因爱生勇，怀着强烈的正义感，为声张百姓利益，怒斥不良官吏。有一次，有人把买到的明代一个皇帝的遗像请他题字，他拒绝了，当然润资也拒收。他认为封建皇帝残害人民的恶人最多，他对国民党的禁令嫉首痛恨，写有一首《金缕曲》：“不道年荒鸿满野，竟是从旁袖手，遮望眼华堂杰构。寄语乡人休借问，敝衣冠触当门狗。牛口内，无还豆！”

名山先生是人民诗人，也是民族诗人，他对欺辱中华的外敌深怀痛恶，对表露民族气节的勇士敬佩之至，大加赞誉。

名山先生专门写了一首诗赞扬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诗写得很沉痛，事情发生在光绪乙未年，我割台湾予日本，台民简大狮与日军力战一年多，在厦门，简大狮被当政者捕获，妻女皆死,简大狮说：“我与日抵抗才落到这个地步，我反倭而非反大清，今天我被中国官吏杀死没什么憾恨，如果把我交给日军，我死不瞑目呵！”可是，当事者竟然绑了简大狮献给日军极刑处死。后来，简大狮的弟弟简大度带兵抵抗日军不幸也战败。名山先生了解了简大狮的英烈事迹后，有感于简大狮的忠烈和当政者的昏庸，愤而作诗：“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涛山涌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

1937年，芦沟桥事变初起，淞沪全面战争还未爆发，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庐山商讨和战大计，时局一片沉郁，名山先生率先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必战》的文章，主张非战不足以求存，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很强烈。他强调抗战，强调中国和日本自甲午以来的血海深仇，“此仇不报不用生！”我中国人也，岂愿中国亡于异族！八一三初期三个月的淞沪血战，果然捷报频传，更增强了他的主战信心。他兴奋极了，每天买了许多报捷《号外》赠送给过路的行人和邻居，有时在外面回家时买了沿路散发，让人们尽快知道胜利的消息，他炽热的爱国心感天动地。

4、续火传薪

上世纪二十年代，钱名山先生在家乡率先建立了名为“孝仁乡书会”的读书会，把自己的藏书作为公产，提供给乡民阅读，“有志于学，爱惜书本，不暴殄者，虽吾祖之书，亦可得而假也。”

近代社会随着新知识的传播，一些地方开明人士普遍重视民智的开发，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事业，人们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化优势为地方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钱名山特别赞赏无锡开明绅士荣德生开办大公图书馆及编纂《叙文汇编》的举动，他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说：“今荣群聚其书而公之，恐读者之不至，而印行其序而致之，意者将以挽回今世不悦学之风，而致其书之用于天下乎？”名山先生虽没有荣氏家族那样的经济实来开办图书馆，但他举办乡书会的目的，与荣氏开办图书馆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名山先生于辛亥革命后，37岁时束发作道士装，纵情山水，肆志著作，设馆授徒于东门寄园。以园中快雪轩为讲授之处，最初弟子五人，后执贽者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而至三十余人。

名山先生教书育人，务导之以其所近，不强人所不好，亦就其资质之高下而施教焉。讲授之课，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包。要之取精华，去糟粕，皆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学。讲授时，深知弟子之学力，略其易而抉其奥，手批口讲，喜笑怒骂，神采飞扬，无不引人入胜。听讲弟子，心领神悟，津津乎味在酸咸之外矣。旬日作文一次，出有五六题，经义、论文、诗赋皆备，任弟子选择之。每次作文期两日，先生尝谓弟子曰：有的论文题，非涉览各书不能下笔。两日为期，是使汝等在作文时多看书，且不易忘也。

先生批卷，一篇之就，可立而待。弟子环侍左右，惊喜交集。盖一字之贬严于斧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也。授课时，弟子萃集一堂，课后散归各居自习，而先生时时亲往督教焉。先生对弟子一节之善，一句之奇，如获异珍，诵之不去口。弟子问学之心日益坚，进取之志日益锐，而得一艺之造就，皆先生奖掖之力也。

名山先生设馆十九年，四方之士，仰先生之道德文章，为当代之经师人师，皆欲执经问义，一登龙门为幸，至是而及门与私淑弟子遍各省矣。江南才子、张大千的艺术知音谢玉岑，艺术大师、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画家马万里、邓春澍，诗人伍受真、王春渠、钱小山、钱仲易，还有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化硕儒虞逸夫、钱瑟（王字旁）之、羊淇、羊汉、谢伯子、汪仲阳、杨维良、王道平（台）等一批文化俊杰，均为“寄园”弟子。

寄园是书院而非私塾，私塾是蒙童启蒙之所，而书院是传经论道之所；私塾的学童往往是本族的孩子，而寄园学子近悦远来，虽有部分家族内的幼童跟随学习，但更多的是学有所长的提高者；私塾课本为初级的三字经、弟子规等，而寄园的课目以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为主，常常谈古论今，激扬文字，纵论天下时势，商讨强国之策。

名山先生创建的为时近20年的寄园，是常州最后一个古典书院，可能也是中国古典书院的终结。常州自古文风盛行，历代书院之盛，绵延不绝。常州书院的历史起始于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第一所书院是“城东书屋”，由理学名儒周恭先主讲，不久另建城西书屋，由周恭先及其弟弟周孚先一同主持。周氏兄弟又延聘理学大儒杨龟山先生到常州讲学，他在常州居住了18年，其讲学之地，后人称为“龟山书屋”、“道南书院”，著名的无锡东林书院，最初也是龟山先生的讲学之所。杨龟山是苏东坡之后又一个自愿客居常州的大学者。明朝，常州人民修建了“二贤祠”纪念东坡、龟山两位大师。由于杨龟山先生的杰出贡献，常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要津。此后，常州书院绵延不绝，文献中记载的还有：延陵书院、城南书院、青山书院、三近书院、龙城书院等等。龙城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俊，如：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清代大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亮吉）顾孙（星衍）杨名擅场。中有黄（仲则）滔今李白，看湖七古冠钱塘。”

如果说道南书院、龙城书院为常州地区奠定了“高扬的文化风骨，和坚实的学术底蕴”，那么名山先生的寄园则在民国初年传统文化严重滑坡的时代背景下，为常州文脉的继承延续作出的贡献，为常州留下了宝贵的“读书种子”。有学者评称：“先生束发髻，着道士装，不问政治，与田夫野老相往来，并以讲学、授徒为业，著书、鬻书达二十余年，常州之学风继恽敬、张惠言、孙星衍、洪亮吉后为之一振。吴江学者金松岑称钱名山、高吹万、胡石予为江南三大儒。”

名山先生的教诲给予寄园弟子们终生的深刻影响。

钱小山先生从小在寄园读书，15岁自编诗集《结网吟》，名山先生高兴地题诗：“留得家门风雅在，中原文物未消沉。”解放后，他担任常州政协、文联和书协的领导工作，关心常州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为常州地区名贤先哲的故居建设和纪念活动尽心尽力，先后倡导和支持对唐荆川、恽南田、赵瓯北、黄仲则、洪亮吉、段玉裁等人的学术和纪念活动，他以自己的古典诗词和书法实践，带动和影响常州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昌盛。

谢稚柳晚年专门写了一篇情深意挚的《忆寄园》，六年的寄园生活，为谢稚柳的学识及艺术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们问及他的艺术道路，他总是说：“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十六岁那年，谢稚柳住在名山先生的小房间里，画了一张梅花，名山先生看了，说画得太散了，随即把收藏的古代字画拿出来给他看，这使他大开眼界，书画水平大进。最令他难忘的是那张一见钟情的陈老莲的《梅花》，决定了他书画的半世生涯。后来，他的书画，达到与陈老莲几可乱真的地步。

程沧波13岁小学毕业后，即到寄园学习古文，博览经史。在名山先生的悉心授业下，他的古文基础大有长进，他很推崇名山师，说：“先生之学，不拘名物训诂之微，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故十三经、通鉴、诸子，为寄园之正课，而三通与宋元学案附丽之，寄园之徒，无长幼贤愚，谈二十四史如数家珍。”程沧波颇有乃师的遗风，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时，他刚正不阿，办报颇有主见，嫌恶扬善，对国民党官场上有些不顾百姓利益的行为嫉恶如仇，为了坚持办报的独立性，他多次与国民党上层发生冲突。他很早就提出：“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喉舌”的新闻观。。

5、文脉所系

名山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集大成者和现代终结者。他的经世精神，他的不立宗派的精神，都是常州人文精神的体现，尽管他表白自己既不是“桐城”，也不是“阳湖”，实际上，其不入时流的精神正是阳湖派精神的体现。

名山先生的治学方针，有自己的抉择和观点，不崇尚哪一家。“直须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他跳出了汉宋学派和古今文派的圈套，反对考据训诂，认为琐屑不足道，足以汩没学者的性灵。他批评郑康成不近人情，疏证家孔颖达之流更是心劳而功绌。他认为乾嘉时代的考证是受了文字狱的影响，不敢发表自己的正直意见，恐怕闯祸灭族，所以逃避到考据的领域里去躲风险，弄成和做八股、包小脚一般的学术。当他在北京时期，梁启超和他谈宋学，梁先生那时还没有搞维新，他对名山先生说：“当今世道陵夷，总须先立乎其大者。”当时，名山先生正值年少气盛，不以为然，认为梁先生的话有些迂阔。后来梁先生的思想变了，而他却颇读程朱之书。他对于宋学的批评，认为过于空虚，他的补充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便是“格物”，学者只求“致知”而不“格物”，则一切学问都无着落。他的文章的形式和内涵，近于韩、苏。他主张文章要说理，要条达，要言之有物，所以他不赞成铺张堆砌式的《昭明文选》，更讨厌曾子固的灰黯生涩文字，他对于曾国藩所说阴阳刚柔四象，绝对排斥。所以他的文章既不是桐城，又不是阳湖，非但不是，他对于方望溪、姚惜抱、张皋文、恽子居，根本就瞧不起。他常说，世人大抵好言“派”，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文章在天地之间，有什么“派”呢？所以他文章的特质，自己说得很明白：“鄙人文字既无宗派，又复空疏，不足与百年学者比；窃取之义，惟有不平二字耳。”于此可以约略看到他文章的风格。

名山先生最自许的是诗，认为自己最足传世的作品是诗。少年时期，他的诗集题名便是“传我室”。他对诗的内容和主张，是崇尚性灵，“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是严沧浪的说法，他相当同意。但他主张多多诵读古人的作品，取其“辞备”，以为辞不备不足以成文，“性灵”也难得表现。他常说文章要多写，多写则熟练；诗要少做，因为诗是天地间的菁华，哪能做得如许好诗，如果一摸一首，此唱彼和，必无好诗。诗王杜少陵他对之也有微词。可是小名家有一二隽句，他会特别提出来叫人欣赏，以为诗是天籁，诗的遭遇和诗的环境，各有各的触发，大手笔鲸吞不了小家数，月亮的光芒，并不能掩没华星的棱角。这是他对诗的论据。陶渊明诗是好的，人品好，所以诗也好。胸襟超脱，所以诗境也升华。初唐是盛世，诗穷而后工，盛世反而无好诗。天宝以后，流离颠沛，诗人辈出，李、杜就生在这一时代，论意义，当然是杜胜于李，论风格，李却有“并剪哀梨”之快。少陵尚有涩句，“借问何为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所以少陵少见天籁，太白不善人工，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昌黎句奇语重，七古尤可作为模范。义山要有目光去欣赏，香山讽议稗政，且文从字顺，“老妪都懂”，但香山的诗做得太多，流于平淡，乃其缺点。北宋仅取东坡，南宋极推崇放翁，“翁诗往往说恢复”，因他是民族诗人，有气节，所以特别崇尚。金、元取元遗山、倪云林，“遗山笔力雄千古，不及云林字字珠”。因为云林有澄澈晶莹的妙处。清代王渔洋有性灵，晚清以龚定庵为殿军，定庵诗足当“哀感顽艳”四字。这些论述，表现出名山先生对诗的自负。他的一生，对人对事，一切都很谦抑，惟独对诗是例外。他有一首《金缕曲》：“平生情性原天赋。最喜是古风近体，引商刻羽。声味色香皆绝妙，那不流传千古？莫自痛年华迟暮。死后精灵应不化，绕天涯听唱新诗句，即是我，心开处。”老人的真实、率性，是那般可爱，一如纯真的童心。

名山先生最自豪的是自己的诗，“我以诗事天，不得无诗死。气急言语尽，尚有心在此。”他一生留下的诗共1100多首。常州早在清代即称“诗国”，而名山先生被誉为：“常州诗伯”，与黄仲则、赵翼、张惠言、洪亮吉等齐名。

清代初年，常州即有诗国之称，“毗陵诗国千年事”。当时常州的诗界，先后出现过“毗陵四家”、“毗陵前后七子”等众多诗人，群星灿烂，各有千秋。“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的是黄仲则。清代常州称诗国，一因清代在常州形成了诗词的群体与部落，二因常州诗歌在清代有其鲜明的特色，即求新、求异、求变。代表人物，公认的有：黄仲则、赵翼、张惠言、洪亮吉、钱名山等。论生卒年代论，钱名山是最后一名榜上有名者。他的诗词创作受到了前辈乡彦的重要影响，又独标领异，当之无愧地成为常州诗国部落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精神传承者，为常州诗国大厦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浩如烟海的常州名人资源，最大的特色是：国学人才多，国学根基深，国学成果丰硕。常州历代涌现的国学大家有：季札、萧衍、萧统、萧颖士、刘勰、唐顺之、庄存与、李兆洛、洪亮吉、赵翼、赵元任、吴稚晖、吕思勉等，深受常州学派影响的国学大家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常州人的学术著作、学术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彪炳史册，值得大书特书。

钱名山在政局动荡、文风黯淡，封建帝制地动山摇的时代背景下，捍卫了传统文化的尊严，蕴育了读书崇文的种子，传续了中华国学的经脉，使两千年来一脉相传的地域文化资源没有出现断层。

结语

名山先生是常州的一部传说，一段荣耀，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流传在一代代常州人的口中，口口相传，成为美谈。

名山先生性至孝。在京供职，一日，闻布谷环鸣其居，布谷者，相传为孝子寻亲所化也，他心知有异，兼程归，果然，其父已卧病在床，月余而卒。先生感布谷之催归侍疾，作《孝鸟吟》，其意欲劝告世上人，毋以名利为重，而失人子孝养之职。

乡民们对名山先生也深有感情，抗战初期，常州遭到敌机滥炸，名山先生的弟子陆仲卿，在离城三十多里的礼嘉桥，雇船来接其全家去暂避。他一下船，许多乡民见了他都拱手行礼，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而来，他们都舍不得名山先生离开，但为了避难，又催促其快些离去，乡民们的真情流露，令名山先生泪湿眼眶。

名山先生去世后，乡人私谥“贞悫先生”，也有人建议作“清惠先生”。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