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1893年7月26日—1982年7月21日），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人物，国民党元老。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7月26日（农历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钱大钧生于江苏省昆山县正仪乡（现为真义）。祖父钱伯熊，是清朝贡士。父亲名子美（自梅），母亲为江氏。他有兄弟四人，长兄诵尧（松尧），二兄企文，三兄仰周，钱大钧排行第四。家业传到他父亲时，已逐渐贫困。钱大钧幼年常到外婆家居住。四岁时，随父亲迁居苏州。六岁入私塾，由长兄教读。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读完《四书》《五经》，转入英华学校和新创立的初等小学就读。十一岁，考入苏州城内羊王庙长洲高等小学堂（后改为善耕小学）。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他随二兄到上海。因不愿习商，又返回苏州。两年后，母亲去世，家境愈发清寒。在姐姐的资助下，他专心学问，兼志武功。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长洲高等小学堂保送，与常熟同学曹仲道一起，到南京考入江苏陆军小学堂第四期。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陆军小学堂停办。钱大钧随即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当时，上海革命党人钮永建在淞江军政分府创办了淞军干部学校，他与蔡熙盛、薛练等一同进入该校学习。六个月后毕业，被派到弁目队当班长。民国二年（1913年）回校补训，完成陆军基础教育，任淞军别动队排长。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他随钮永建组织的队伍作战，失利后潜回老家，获朱天化帮助后再找钮永建。一战爆发后回国，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

民国三年（1914年），经钮永建介绍前往日本。到东京后，他结识了“二次革命”失败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并加入东京大森浩然学社，聆听孙中山的教导，深受其革命熏陶。他与蒋介石等都是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这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归国从军，抵御外敌。钱大钧也于同年年底回国，应召赴武汉南湖，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

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江西的李烈钧和南京的黄兴出兵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民国四年（1915年），钱大钧联合同志，积极从事倒袁运动。而袁世凯则加强军阀统治，不断派兵镇压，到处搜捕革命党人。他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无法留在武汉，于是秘密转到上海，先在《时事新报》担任日文翻译。一个月后，钮永建在淞江重建旧部，他便赶赴淞江，帮助钮组训新军，来往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配合蔡锷等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结束。钱大钧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编属入伍生炮兵队。民国六年（1917年）4月，他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在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民国八年（1919年）6月，钱大钧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正逢直奉战争，学业陷于停顿。次年10月，他奉命参加复校工作，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此时陈诚在第八期学习炮兵。

孙中山为重建革命政权，于民国十年（1921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身在北方的钱大钧，把广州看成革命的根据地，从思想到行动都倾向革命，引起军阀怀疑。他只好辞去炮兵队队长的职务，毅然前往广州，投入粤军。后来，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在广东和江西等地多次参加战斗，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提升为中校参谋。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在此之前，钱大钧与邓演达、何应钦、顾祝同、王柏龄等老同学一道来到黄埔，奉命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这时，他因精于兵器学，被任命为中校兵器学教官，后升任代理军校总教官。不久，升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第一次东征时，钱大钧为校本部少将参谋长。东征途中，他协助蒋介石、周恩来指挥部队与陈炯明部英勇战斗。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12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受敌抵制，态势不利。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缺乏指挥作战能力，没有掌握好部队，贻误战机，遂被撤职。钱大钧代理该团团长，终将敌军击败。同年3月12日，棉湖战斗快结束时，第一教导团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敌军林虎部主力的围攻，伤亡惨重。钱大钧率领第二教导团赶到，合力奋战，粉碎敌军攻势，并乘胜翻越猴子岭，追击逃窜之敌，相继攻克林虎部的后勤基地五华及司令部所在地兴宁。是年4月底，钱大钧被调回黄埔军校训练新兵，组建第三教导团，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旋出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少将团长。同年6月，参加平定军阀滇军司令杨希闵和桂军司令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以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编成三个纵队，举行第二次东征。钱大钧亲率第三团防守博罗。10月22日，率部攻打海陆丰，配合主力，将陈炯明部彻底消灭。12月22日，升任受蒋介石节制调遣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蒋介石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将其职务授予何应钦，晋升钱大钧为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一个月后，钱大钧与王柏龄调换，任第二师中将师长。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钱大钧改任广州警备司令，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广州戒严司令，防守后方。

反革命行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钱大钧配合留守广州的李济深，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顿时，广州城内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中将总指挥，受命巩固北粤，去曲江和江西省赣县遣散改编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起义部队陆续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取道江西的临川、宜黄、广昌南下。钱大钧奉蒋介石的命令，力图堵截。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25日，钱部与起义部队在瑞金附近的壬田遭遇，两个团被击溃。8月30日，又发生会昌战斗，起义军攻克会昌，歼灭钱部四个团，俘敌九百多名。后来还发生多次战斗，但都未能达到消灭起义军的目的。钱大钧遂将部队调往梅县，企图围攻朱德、陈毅等留守三河坝的部队。9月底，钱部向三河坝地区发起进攻。经激战，起义军于10月初胜利突围。

民国十六年（1927年）10月中旬，广东东江地区已趋稳定，钱部改编为第三十二军，他升为该军上将军长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广东梅县宣誓就职。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蒋介石驾驭了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新军阀之后，重整嫡系部队，加强反动统治。钱大钧奉命从闽、浙北上，率兵抵沪，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将部队分驻在沪宁一线。同年4月，他就任淞沪警备司令，警卫这一要害地区。接着，又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后又奉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师师长兼江南“剿匪”司令。在这期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训练治安人员和秘密警察的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钱大钧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跟随蒋介石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新军阀混战。蒋介石“倒桂”得手后，将李宗仁在武昌创办的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钱大钧为该校教育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爆发中原大战。南方的张发奎和桂系李宗仁也趁机反蒋，陈兵湘、桂边境。蒋介石命钱大钧为总指挥，夏斗寅为副总指挥，在湖南羊楼司一带扼险布防，严阵以待。钱大钧乘专车到前线督师，行至湖北省通城附近，听到前面有枪声，就立即离开车站，躲进树林。幸亏遇到的敌人只是张桂军收编的土匪部队，战斗力不强，加上陈济棠的部队已从南面切断张桂军的退路，何键部队又阻止张桂军进入湖南，使他得以脱险。蒋介石解决南方问题以后，特命钱大钧筹训教导第三师，任钱大钧为师长。该师成立后，即投入对冯、阎作战，派出三个团到津浦铁路前线，与冯、阎作战；又派出三个团参加会攻鄂东红军根据地。不久，钱大钧调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旋任武汉要塞司令。由于钱大钧作战有功，后来被选为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是年11月，钱大钧同陈诚等人一起，去日本参观日军秋操。与江西省吉安人、同盟会员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结婚。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钱大钧调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第八十九师师长。二三月间，他制造了镇压武昌伤兵和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工人事件。当时，由前线返回的教导第三师一百多名伤兵闹饷，两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钱大钧说：“这是有共产党支持……企图掀起风潮，造成暴动。”于是派兵逮捕了一部分伤兵和工人。他按照蒋介石“严惩首犯，格杀勿论”的指示，枪毙了十几名伤兵。同年秋季，武汉发生大水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钱大钧拿着蒋介石“防共比防水更重要”的手谕，不准抽调兵力参加防汛，遂使洪水泛滥，进入汉口市区，造成汉口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劫。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武汉分校停办，学员转入南京中央军校。钱大钧升任陆军第十三军上将军长，指挥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及第三十三师，仍驻防武汉。其中，八十八和八十九两个师都参加了“围剿”红军的战争。同年3月6日，蒋介石当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奉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方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定行营上将主任兼军政部保定编练处主任、北平军委会委员，指挥五个军，与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他在北平、保定两地都有私人住宅，经常乘用特别专车，带着欧阳生丽来往于北平、保定。为了笼络人心，他经常以金钱和礼物馈赠河北各将领，在“行营开支特别费”中支取，每次至少数万元。为此，当时有人将“钱大钧”的“钧”字改为“钩”字，把“钱大钧”讽之为“钩大钱”。同年6月，蒋介石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准备发动一百万人的对中央红军新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为了集中力量打内战，年底撤销保定编练处，调钱大钧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因忙于处理“福建事变”，鄂豫皖地区的军政大事，都交钱大钧办理。

在江西的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以后，蒋介石急忙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武昌行营，并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派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钱大钧任行营参谋长，协助张学良调理军事行动和处理军事行政事宜，“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设第一、二两个处。钱大钧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随时准备跟随蒋介石出发到各地活动，并负责蒋介石的驻留和行动安全。这次改组的具体事宜是钱大钧等按照蒋的意旨进行的，其工作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由此，钱大钧成了蒋介石亲密的高级军事幕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发生“两广事变”。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驻兵粤北、赣南，态度暧昧。钱大钧与余汉谋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曾在粤军第一师共事。蒋介石利用这个关系，指令钱大钧同余汉谋接触，活动余反陈。钱大钧密赴江西大庾，尽力做余的工作。同年7月，余通电反陈，对陈进行兵谏。同时，广州的空军也倒向蒋介石，有七十多架飞机飞往南京。至此，结束了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后来，钱大钧随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为了加强南方治安，蒋介石约李宗仁来广州会晤。经治商，和谈成功，广东省政由余汉谋主持。这样，钱大钧便成了解决“两广事变”的有功之臣。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两广平靖后，钱大钧随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剿共”，其驻临潼华清池。12月12日晨“西安事变”爆发，钱大钧在华清池惊闻枪声，匆忙奔赴现场，全力保护蒋介石脱险，命令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当时仅一个区队护卫蒋介石，区队长毛裕礼战死，钱大钧在华清池五间厅转角处被乱枪流弹击中，子弹由前胸部穿出，伤及右肺尖，流血过多，跌坐墙边。他见前院双方还在枪战，于是压制伤痛，大声急呼：“我是钱主任，你们双方不要乱打枪。”由于东北军将钱急送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住院时，张学良骑兵部队司令何柱国（钱大钧保定同学）前来探望，并接其回家疗养。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27日钱大钧等也被释放。回南京后，蒋介石因法国造游览客车调开一事怀疑钱大钧，钱大钧拿出事先获批的批示申辩，得以澄清。之后，钱大钧前往上海养伤，一直带着血衣。伤愈后，他继任侍从室主任、侍卫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辗转各地视察。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因遭人嫉恨，钱大钧离开侍从室。幸得宋美龄支持，他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兼参谋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接任主任，专职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在职期间，他借助外交等途径，获苏联、美国空军援助，扩充空战力量。4月29日，钱大钧参与组织武汉空中保卫战。战后，他主祭于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的陈怀民烈士追悼大会，周恩来等敬献花圈，横幅“义薄云天”。5月中旬，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钱大钧策划空军夜投宣传弹至日本本土。鉴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经与驻成都飞行十四中队队长徐焕升商议，确定先夜航至东海之滨的丽水机场，修缮后加油并挂备用油箱，再起航的方案。5月17日，十四中队飞抵汉口。18日，队员在武昌官邸获蒋介石、宋美龄接见。当日下午，钱大钧召见队员，强调任务自愿原则，队员们当即立下志愿书。19日晚，“马丁”号飞机自起飞基地发电报表决心，随后成功奇袭日本本土，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投下大量宣传弹后安全返航。此行动令日本朝野震动，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获国际赞誉。徐焕升等人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等到机场迎接，其女儿向英雄献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亦到机场欢迎并赠锦旗。同年11月中旬，蒋介石指派钱大钧会同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处理“长沙大火事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逮捕并就地正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经宋美龄批准，钱大钧分得一笔特别费，他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人员。有人将此事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钱在成都落拓，就到风景秀丽的四川省铜梁县虎峰镇西温泉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他亲自制定了校训、校歌。其校训是：“刚诚宏毅”。校歌是：“和风煦煦，流水潺潺，群英萃西泉。依仁游艺，切磋乐无边。正其谊，名其道。刚诚宏毅意超然。诲不倦，学不厌，济世修身法前贤。爱我西泉，育我俊贤，学业光大，恢宏宇宙间。”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重庆，蒋介石为了控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下令在军事委员会下组建运输统制局，经何应钦向蒋介石签准，安排钱大钧为该局参谋长，接着改任秘书长。民国三十年（1941年），钱大钧调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点验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在国内外（主要是美国）舆论的责难下，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底，将军政部大换班，调其核心人物之一的陈诚为军政部长，赶走了何应钦。陈诚取得军政部长的地位后，急调靠拢他的林蔚接替钱大钧政务次长职务。钱大钧只好离开，第二次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钱大钧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日本投降后，他担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9日，以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资格，与美国空军远东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一起飞到上海上任。任职期间，钱大钧向英帝国主义交涉，收回了跑马厅（现为上海人民公园），不许在此搞赛马、赌博等活动，责令工务局扩建南京中路，以利闹市区的交通。同时，修筑了吴淞口海堤。还委托家乡外泾村的旧友朱天化在本村建造一所小型花园洋房，以便回乡探亲、扫墓时居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这时，钱大钧虽然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但已不像以前那样被蒋介石所器重了。次年，他回到家乡苏州，被选为吴县参议会议长。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钱大钧是上海代表，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后来，蒋介石聘请钱大钧为“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钱大钧担任了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钱大钧前往台湾，获“资政”虚衔，并无实际权力。在台期间，他常与何应钦、白崇禧、黄镇球、顾祝同等人交往。蒋介石视他们为“老友”“同事”，蒋经国、蒋纬国亦将其等尊为长辈。

1955年，台湾发生“孙立人事件”，蒋介石指令钱大钧组建军事法庭，并出任裁判长。庭讯时，钱大钧质问孙立人：“你身为我党高级将领，缘何密谋兵变？”孙立人回应道：“裁判长，您是我的老长官，对我过往的作战功绩了如指掌。我对蒋总统始终忠诚，更忠于祖国。倘若我对蒋总统稍有异心，他也难以安稳居于台湾。”随后，孙立人出示一份过去的电报及一份英文记录复印件，称：“此为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蒋总统即将来台时发来的电报，邀我前往日本东京会晤。在东京，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台湾防卫问题。这是复印的会谈记录，麦克阿瑟曾劝我‘自主’台湾。”钱大钧审阅记录原文后，颇感尴尬，只得告知孙立人：“我是依据监察院对你的调查报告组建军事法庭。你暂且闭门思过，日后再做处治。”

之后，钱大钧向蒋介石汇报庭讯情况，并为之说项。然而，监察院依据情报机关密报，称孙立人有部下同中共勾结。据此，孙立人由监禁改判无期徒刑。两年后，钱大钧再度规劝蒋介石，认为孙立人并无异心，建议予以假释，让其回台中居住，蒋介石应允了钱大钧的请求。

钱大钧对体育活动情有独钟，早年便身为足球队员。迁至台湾后，其在体育领域多有涉足。1954年，他受聘为“台湾省体育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同年出任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并亲自挂帅担任足球队领队，率队参与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二届亚洲运动会。1955年，钱大钧担任“国民党军队体育促进会顾问”。1957年，他身兼“‘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以及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两职。

1958年，钱大钧不仅领队前往日本参加第三届亚洲运动会，之后还率领篮球队征战在智利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篮球锦标赛，该队最终荣获第五名。随后，他又率篮球队奔赴罗马，参加第九届世界运动会，同时出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委员会委员”。1964年，他带领田径队前往日本，参与第十八届世界运动会，并担任国际田径会议代表。至1973年，钱大钧出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在其推动下，培养出诸多体育运动骨干，如长期担任“台湾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的徐亨，以及多次刷新世界田径赛记录的运动员纪政。

此外，钱大钧在政治领域亦有任职，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和“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在商业方面，1959年，他就任远东旅行社董事长；1963年，出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66年1月，他主导向美国采购五架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河。1968年1月，钱大钧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钱大钧爱与文人雅士来往，经常同吴门画派的著名书画家互赠书画诗词。他也擅长书法，善写篆字。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工作多忙，每天早上必做两件事：一是做体操，从不间断；二是练写字，坚持不懈。他书写的钟鼎篆文，苍劲有力，雅挺秀润，颇为有名。阎锡山去世后的碑文是请他书写的；台北最大的园山饭店的招牌和店中用具上的“园山饭店”四字也是请他书写的。1975年2月，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还书写楷体钟鼎文《金刚经》全文，赠台湾历史博物馆永久藏展。

钱大钧晚年身患重病，经常住院。生活比较艰苦，住在台北市一层公家分配的小木屋里，三十多年未变。他深感晚景凄凉，思乡情绪日增。对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亲人深为悬念，经常以不能返回故乡萦念于怀。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患肝癌在台北市“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90岁。

黄埔军校的建校筹备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办，钱大钧是建校筹备成员之一。同年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理总教官、教育长，参与创建校史及训练体系，培养早期国共军事人才。棉湖战役（1925年）率教导二团协同何应钦以少胜多，扭转战局，成为黄埔校军崛起标志性战役，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校军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和意义。钱大钧拟制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的刘斐等折服。此后钱在国民革命军中迅速崛起，成为“黄埔嫡系”高级将领中，蒋介石最亲信干将和高层军事幕僚——“八大金刚”之一。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事变前，钱大钧跟随蒋介石到达西安。蒋介石曾命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学良时任副总司令，钱大钧任总参谋长）、“武昌行营”（张学良时任主任，钱大钧任参谋长）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的关系。钱大钧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驻守临潼华清池。事变爆发时，他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指挥警卫部队抵抗，并在混乱中被流弹击中，身受重伤。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指挥，试图保护蒋介石脱险。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影响了蒋介石对其后续的任用，伤愈后他继任侍从室主任等要职，成为其核心幕僚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大钧起初随蒋介石视察各地，为抗战初期战略部署提供支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钱大钧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专职指挥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任职航委会期间，他凭借外交途径，争取到苏联和美国空军援助，有效增强中国空军实力。同年，他组织并参与著名的“武汉空中保卫战”，同年4月29日，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轰炸武汉，钱大钧指挥中国空军起飞迎战，经半小时激战，击落21架日机，中方仅损失9架。同年5月19日下午3时23分，他组织徐焕升等驾驶两架马丁式B10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向日本九州岛长崎、福冈等地散发20万张反战日文传单，有力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此行动不仅激励中国军民士气，还赢得国际社会赞誉，从舆论和士气层面为抗战带来积极影响。

钱大钧主导国民党军事中枢运作，参与了西安事变、长沙大火案等重大事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事件爆发，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与俞济时共同负责处理此案。他果断采取行动，迅速逮捕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人，并将其处决。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因大火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彰显了钱大钧的决断能力。然而，钱大钧此举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当时引起了诸多争议。一方面，对相关责任人的迅速惩处，在短期内稳定了战时的部分秩序；另一方面，该事件处理方式及背后复杂因素，也给战时局势的稳定带来了复杂影响。

推动上海战后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大钧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在任期间，主持向英国驻华大使交涉，收回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公园）；禁止赛马和赌博等活动；责令工务局扩建南京中路，以利于闹市交通；修筑吴淞口海堤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战后的市政建设与秩序恢复，奠定现代城市基础。但随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其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

开创民航商业

1966年，钱大钧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身份，向美国采购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开创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推动了中国台湾民航业的发展，提升了航空运输能力与效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钱大钧创办西泉中学并亲任校长，制定“刚诚宏毅”校训及校歌，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培养了一批人才，传播了教育理念。

钱大钧少年时即喜爱足球运动，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时，曾任足球队队长兼前锋，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教育长时，亦极力倡导足球运动。1953年春他被聘任“台湾省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1954年5月任“中华台北足球队”领队，率足球队赴马尼拉参加第二届亚洲运动会，获得冠军殊荣。他致力于推动台湾地区体育球类运动，兼任台湾“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首席顾问，“国军体育促进会”顾问。1956年1月任第一届亚洲杯足球锦标赛台湾代表队领队，1957年任私立复兴剧社董事长，“台湾体育协进会”第一届常务监事，智利第三届世界杯篮球赛台湾代表队领队等。他多次率队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培养了一批体育运动骨干和尖子，其中包括曾任“台湾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徐亨和多次世界田径赛纪录保持者、著名运动员纪政等。

蒋介石：“事先你以辞修（陈诚）为主任之选，足见你是胸有谋略的高级幕僚。因此我非要用像你这样具有谋略、宽怀阔度、博大胸襟的长才不可！”

顾执中：“经过多次接触，我逐渐了解钱大钧是日本土官学校毕业生，是一向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部队的军人。他的资历，跟蒋介石相去不远，但他彬彬儒雅，吴侬软语，一点也没有威风凛凛的军人气概。”

文心珏：“钱大钧躯干修长，一贯沉默寡言，显出一种谦恭风度。他平素服装整洁，注意军人风纪。对旧文学颇有基础，善写铁线文碑帖，字体挺秀。又善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都很好。在八大金刚中算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个性好色贪财，平生着意追求物质享受。”

钱大钧一生因战时功绩获得勋章多枚。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获颁国民政府三等宝鼎勋章；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获颁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云麾勋章；同年11月获颁二等宝鼎勋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之纪念勋章；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抗战胜利，获颁胜利勋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获颁忠勤勋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26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部）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成为国民革命军高层核心将领。

根据昆山县志记载，因钱大钧爱财如命，贪得无厌，先前在保定行营主任任内，他经常以金钱和礼物馈赠河北各将领，在“行营开支特别费”中支取，每次至少数万元，贪污军事特别费达数十万元，在航空委员会主任任内，贪污更巨。有人向蒋介石密告，蒋介石曾下令将其撤职查办，经何应钦说情，才免于查办。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又大肆搜刮国财民脂，在上海、南京、苏州以及北京，保定钧有豪华私寓。为此，当时有人将“钱大钧”的“钧”字改为“钩”字，把“钱大钧”讽之为“钩大钱”。

钱大钧的婚姻颇具传奇色彩。钱大钧的岳父欧阳耀如是民国名士，在上海经营银行业。欧阳耀如有两位妻子，六个女儿。长女欧阳藻丽美貌，早年与钱大钧结婚。民国十七年（1928年），欧阳藻丽病重，担心去世后孩子受后母虐待，于是要求钱大钧娶其妹欧阳生丽。欧阳生丽刚17岁，对钱大钧心生爱慕，答应了姐姐的请求。几个月后，欧阳藻丽奇迹般康复，但钱大钧已与欧阳生丽有夫妻之实。欧阳藻丽只能接受与妹妹共侍一夫，欧阳耀如也同意钱大钧与欧阳生丽结婚。1949年，钱大钧携欧阳生丽逃往台湾。其晚年多任虚职，幸得欧阳生丽相伴。

钱大钧这一婚姻状况引发了诸多非议。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介石将桂系遗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并任命钱大钧为教育长，推行一套所谓的新式教育。任职期间，钱大钧在部下与学生面前，常展现出一副秉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形象。在对学生的训话中，他反复强调要厉行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众人“注重礼义廉耻”“注重军人风纪”，弘扬所谓的“黄埔革命精神”。然而，他与姐妹二人同宿的情况，与所宣扬的“新生活”理念形成鲜明反差。针对钱大钧“大小夫人”的婚姻状况，有人直言讽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中央特科主持情报工作的陈赓，在从上海赴天津执行任务途中，火车停南京站时，他在站台惊见钱大钧。钱大钧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在黄埔军校成绩优异且活跃的“黄埔三杰”之一陈赓相识，民国十七年（1928年）还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是中央特科对头。火车开动后，钱大钧副官来请陈赓。陈赓起初否认身份，后被识破。面对钱大钧询问，他沉着应对，称谋事为生。之后他中途下车换车厢仍被发现，再次被钱大钧召见。因有“师生之谊”，陈赓谈黄埔往事晓以大义，加之钱大钧顾虑抓捕陈赓会惹麻烦，且火车将出其防区，最终钱大钧未纠缠，陈赓得以顺利前往天津。

钱大钧生性儒雅，颇具书画诗词修养，且仪表堂堂，一派儒将风度。他为人不善言辞，也无不良嗜好，平日重视自身仪表，言谈谨慎，还注重学习新技能，甚至能够熟练驾驶汽车。他恪守原则，从不随意谈论政事，更不会泄露军事秘密，这种严谨的作风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与推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钱大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肩负着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的重任，全面负责蒋介石的驻留与行动安全。平日里，钱大钧对蒋介石的食宿安排、贴身警卫以及所有重大行动都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即便事务繁杂，对蒋介石的需求时刻放在心上。有一次，蒋介石想起十年前在黄埔港乘游艇时，吃过游艇上一位姓严的老妈妈做的“黄埔蛋”，感到非常好吃，“鲜嫩无比”。这次重游旧地，如能再吃一次“黄埔蛋”就更好了。蒋介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钱大钧。钱就带着两名侍从人员到附近农村访问。经过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位严妈妈。严妈妈已年近六十，但还很健朗，于是来到黄埔军校，烹烧“黄埔蛋”。蒋介石吃了心情大好，对钱大钧的办事能力也更加认可。

祖父钱伯熊，是清朝贡士。父亲名子美（自梅），经商。母亲为江氏，持家。他有兄弟四人，长兄诵尧（松尧），二兄企文，三兄仰周，钱大钧排行第四。家业传到他父亲时，已逐渐贫困。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钱大钧与江西省吉安人欧阳丽藻结婚，后娶其妹欧阳生丽为第二夫人，岳父是民国名士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老同盟会员。他共有子女十二人。长子钱文泽和六女钱雅芸现在台湾，侍奉其第二夫人欧阳生丽的晚年生活。留在大陆的有三、四两子。三子钱孝洋，是黄埔军校第二十期毕业生，解放前随龙泽汇军长在云南起义，后退休返回故乡苏州，安度晚年；四子钱仁泽，原为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教师，曾当选为太原市政协常委。还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均在美国，都学有专长。

钱大钧著有《钱慕尹上将七十自述》《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东江平定》。其楷书钟鼎文《金刚经》，赠台湾历史博物馆永久藏展。

钱大钧旧居位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680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钱大钧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于正仪镇上筑了一幢西式楼房，俗称钱大钧别墅，或钱大钧花园。园内一幢小巧别致的楼房内，设有红木家具，装有自来水设备。另有一座琉璃瓦顶、四周玻璃窗、内饰彩色天花板的六角亭。宅内植有各种花木。